浩歌时评追念专题 

　　魏巍离去与怀旧潮里的精神本色 

　　-----我们依然需要找回岁月流转不变精神本色　　　　　　　　

　　主笔：浩歌　　　　 

　　红色经典代表性作家魏巍安静离开了，与他生前的寂寞相比，他的离去却激起了不小的反响。媒介和公众的热议超出了我的意料。追念魏巍，人们又唤起对过去年代的怀旧情结，已经成为国家和个人历史记忆的那个时代重新回归，怀旧中依然让人感慨良多。魏巍离去把怀旧潮里的精神本色重新换回。其实仔细想想，伴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怀旧这个词一直追随我们，现代化和怀旧潮时刻在伴生相随。怀旧已经是一种需要。 

　　重读魏巍的红色经典作品，80年后也许很陌生，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学表达。但是对于70年后以前的那一代代人来说，从那种文字里面寻找回来的是一段生命记忆，是往事、岁月里的激情、纯净，是对今昔巨变、时光流转的感叹和复杂心理。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人们远没有当今的舒适时尚生活，但是怀旧情结里不只是对过去经历的一味否定，对待历史在一种复杂的情感阻隔中又更多的困惑：物质大潮席卷之下，精神本色因何如此苍白？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反思反省，但是从记忆中抹去历史就很可怕。 

　　当文学变得更加个人化、琐细化，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猎奇刺激诸如此类，文学变得越来越失去风骨。我们疑问的是，如此发展的文学，若干年后还能从文学中找到历史吗？当文学负重越来越轻的时候，文学担当越来越少的时候，人们是否还能从文学中找到诗意栖居带来的那种美感。太轻飘的文字成了快餐，人们过目一下就淡忘了。也许你感觉那个年代的那种文字很“革命”，人物很“概念”，但是那就是那个时代的纯净感、单纯感，而高尚崇高却不是伪装而是真实。阅读魏巍除了作品还有作家的人格，作家的责任和道德力量，品质的纯净和人性的光辉也恰恰是那个年代的最值得感动的精神本色。 

　　这也是一个重新颠覆权威和经典的时代，崇高被卑小挤压，娱乐玩弄高雅，大师被写手讥讽，批判传统的人被讴歌为敢于讲真话的勇敢者。说一句对历史、传统的尊敬就成了献媚和拜倒。但是我们发现否定了自己的文学历史之后，我们依然找不到新的寄托，那个失去传统的新一代文学很难给我们满足人生、思想深刻的需要。而我们怀旧的那代作家逐渐淡出了历史，我们依然心怀伤感。作家邓一光说得很耐人寻味：一个作家给世人留下的财富不仅仅是作品，更有一些可能是无形的东西，就好像屈原的作品现在很少人读了，但大家都还在过端午节。”　旅美作家聂华玲上月来北京参加自传首发仪式发出的感慨也很忧伤：这代作家已经没有前代作家的深度了。她后来写信再次说明，没有深度的这代作家不包括80年代以来成长的莫言、李锐等写得非常好得那代作家。王蒙也直言不讳的说：80年后作家缺少传统感。其实这都是一个意思。 

　　不喜欢读的或者读不下去的就不好吗？《诗经》《离骚》很多人也认为艰涩难懂读不下去，但是它们依然是中国文学历史上永远站立的丰碑。“思无邪”、“风雅”文学精神传统依然是滋养中国文学的源泉。是不可动摇的根系。 

　　《谁是最可爱的人》没有过多的修辞技巧，更无手法上标新立异，一切都是娓娓道来、文风质朴，但作者抒发的感情却是强烈的、投入的，毫不矫情做作。展现战斗精神、无私大爱，展现战士的纯净境界的可爱可亲，依然让我们看到民族精神的不变底色。这种精神底色刚刚在汶川地震抢险中我们的战士身上展现，刚刚在击缶而歌的2008名战士的表演中闪光。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答案已经写出：对国家民族又责任感的爱国者，道德精神境界的高尚者，付出大于所取的奉献者，都是最可爱的人。岁月沧桑时光流转，这种不变的本色底色依然是我们走向未来的精神力量。 

　　魏巍历程 

　　魏巍原名鸿杰，1920年1月16日出生于河南郑州，童年及少年时期曾就读于“平民小学”及简易乡村师范。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即赴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后转至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至晋察冀边区，在部队中做宣传工作。１９４２年，魏巍创作的长诗《黎明的风景》因成功地表现了抗日斗争的生活而获晋察冀边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颁发的“鲁迅文艺奖金”。建国后，魏巍依然留在部队，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总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等。1963年魏巍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解说词编写工作。 

　　朝鲜战争爆发后，魏巍就赴朝鲜做深入采访，甚至到前线阵地做实际考察。１９５１年２月，回到祖国的魏巍调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并根据采访开始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并送往《人民日报》，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旋即确定在头版显著位置予以全文发表。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隆重推出朝鲜战场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毛泽东旋即批示“印发全军”。据说，朱德阅后连连说，写得好！很好！自此，“最可爱的人”便成为志愿军的代称；自此，写给“最可爱的人”的慰问信，雪片似地从祖国四面八方飞过鸭绿江，慰问品也源源不断地寄到炸不断的运输线上，寄到硝烟弥漫的战壕里。谈到“谁是最可爱的人”题目由来，魏巍曾回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情况下，从心里跳出来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在松骨峰战斗英勇牺牲的烈士李玉安，其实仍旧无声无息地活着。孩子曾经拿着课本询问父亲，里面的李玉安是不是你。他平静地回答说，同名同姓的人多啦。直到后来儿子死死缠着父亲要求当兵，无奈中李玉安只好千里迢迢找到原部队，亮明身份恳求首长收下儿子。退休后，李玉安由女婿陪同，专程到北京看望了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还将马玉祥的名字传遍全国。１９７９年夏秋之交，马玉祥在《解放军画报》上看到魏巍的照片，当即致函魏巍。８年后，马玉祥从科尔沁草原来到北京，两位阔别３６年的战友相聚。魏巍望着老朋友说：“那年你２１岁我３１岁，我说过你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现在你还是那样，不老。” 

　　从１９５９年始至１９７８年，魏巍历时２０年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东方》，以史诗般的笔触，热情而又深远开阔的思想，表现了壮烈的抗美援朝战争生活，因而荣获１９８２年中国首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创作奖。晚年，魏巍创作长篇小说《革命战争》三部曲《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东方》，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魏巍是一位长期生活在部队中的颇负盛名的优秀作家。他的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散文、杂文都及时反映现实生活，洋溢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并擅长把叙事、写景、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 

　　名家悼念 

　　———肖复兴(著名作家) 

　　对于魏巍，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可以说是一个经典，在上世纪50年代，这篇作品让“最可爱的人”成了志愿军的代名词。而时隔这么多年，最“可爱的人”这个称呼仍然跨越时空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任何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感动了社会的人都可以成为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我觉得这是魏巍的一个贡献。可以说在上世纪50年代，这篇作品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但是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说，毕竟建国初期和现在有了很长的距离，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魏巍那个年代的那种看待事物的透明的、清澈的心灵现在不多了。现在的社会变化太大了，商业化气氛太浓，人的心灵已经变得很复杂了，很难找到当时的那种透彻了，但是那个年代毕竟还是有那个年代的局限性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魏巍的这篇文章是具有历史坐标意义的。老一代作家的离开可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慢慢结束，但是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它让我们珍惜身边平凡的幸福，那个时代留下的精神将一直存在。 

　　———朱鸿(著名作家) 

　　《谁是最可爱的人》当年不仅仅出现在我的课本中，也出现在我的考卷中，是我可以流利背诵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传神地描写了当年志愿军浴血奋战的场景，是感动了好几代人的作品，也给我们提出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概念。虽然现在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作品了，但是这个作品所描写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尽管隔了几代人，但是文章中的文字是可以让现在的人体会到令人鼓舞的情绪的，会让现在的人明白我们所享受的平凡而安宁的生活是因为有国防保卫的，可以说它现在仍然可以让人们珍惜身边平凡的幸福。听到魏巍去世的消息，我有一种感觉，觉得属于魏巍他们的那个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是我相信那个时代留下来的精神会一直在。《谁是最可爱的人》堪比历史文献，写出了真正的红色经典。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很大，按照现在的说法，作品真实反映了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战斗生活，在当代文学史上，其作用相当于历史文献。这部报告文学在我们的研究领域是作为左翼报告文学进行研究的，属于红色经典。而且，我认为的红色经典，只有《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的作品才能算是，它当时产生过正面的影响。现在回过头看，当然也存在时代的局限，因为写抗美援朝时有一定的表现手法，我们今天来看，它只反映了部分的真实，但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全部真实，总会有局限，它当时能产生那么大影响，我觉得应该给它一个恰当的历史地位。我个人认为，在魏巍的整个创作生涯来讲，《谁是最可爱的人》超过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东方》，因为《谁是最可爱的人》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很感人，有非常强的文学性，就是在今天看还是很感人，这个题目就非常有感情。当时写抗美援朝出了相当多一批作品，例如巴金的《团员》，但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它读起来很亲切，教条的东西比较少。历史价值高于文学价值，对了解当时人的所思所想很有作用。 

　　———止庵(著名评论家) 

　　我对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最熟悉，如果要评价其文学地位，我认为，对一部作品的评价应该有两种层面认识，一种是文学史的认识，就是要看它的文学价值，而不是看作者当时是否被主流文学圈认可，例如《唐诗选》当时没有杜甫的诗歌，但并不掩盖他的文学价值，这就是一部作品的文学史评判。我个人认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文学史价值有限。一些作品的历史影响很大，对了解当时人的所思所想有作用，我认为《谁是最可爱的人》是这样的，是了解时代的材料，应归在历史框架下，这个意义不是文学的意义。这部作品是非常感人的，但感动人的东西有很多种，或许当时以为其具有文学意义，但我认为这部作品的重要性还是体现在其历史材料价值上，其历史价值高于文学价值。 

　　——评论员　刘敏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文学价值几何，见仁见智，但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一个明证是它进入了国家语文教材。这意味着，一篇未经时间充分检验的文章，不仅获得了国家价值和美学的认可，还成为建构、稳固和推行这种价值与美学的有力成分。　 

　　这有些不可思议，但在那个时代，这一切显得自然而妥贴。只要符合那个时代和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一滴水、一枚荔枝、一个微笑都可以升腾为经典，渗透到每个个体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可以说，《谁是最可爱的人》以恰当的群体为对象，以恰当的语言描写，遭逢了一个恰当的时代，所以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中间任何一环出现变更和偏移，境遇则迥异。　 

　　这篇文章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在某个宏大历史时刻，需要与之对等的记录与再现，这篇文章适时出现；另一方面则是作家本人和文章本身所表现出的记录方式、姿态，以及依托的思想、价值和美学。　 

　　对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设问：面对重大的国家事件，为什么一定需要记录和再现它的符合国家精神的文学作品？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在文学、历史和政治学尚未分家的时代，人们就已经这么做了。作品与时代、与国家精神的契合，既是时代现象，也是历史现象。　 

　　这次汶川大地震后，人们也在呼唤作品的出现，人们对现有的作品不满意，需要的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的作品。可以肯定地说，文学价值与《谁是最可爱的人》相当的地震作品一定会出现，被打上国家标签的作品也会出现，但那种影响、那种共鸣无法复制。　 

　　与魏巍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时代相比，今日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思想层面的突出表现是：国家、社会与个人的价值、审美的高度重合走向分化；居于统摄地位的中心价值不复存在，社会和个人价值走向多元。这意味着，《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巨大影响所依赖的团体操式的集体共鸣与价值基础，已经荡然无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时代变迁和价值面貌的变化，必然带来作家记录姿态的变化。我相信魏巍创作《谁是最可爱的人》是真诚的，他真诚地感受到时代的需要，真诚地把整个自己交付给那个巨大的共鸣之中。我也相信“9·11”之后法拉奇撰写《愤怒与自豪》是真诚的，她真诚地拒绝归于任何一个阵营（不论左与右），真诚地表达着只属于她自己的思想和价值。　 

　　斯时远去，斯人已去。这不再是可以产生“最可爱的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