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大5名法学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审查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之际，由强拆引发的悲剧再次上演。成都市民唐福珍事件引起的震撼尚未消除，北京一位居民又以同样极端的方式抵制强拆。12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北坞村，面对破门而入的强拆人员，居民席新柱不惜汽油洒身，强拆人员竟“挑逗”其点火，最终席新柱全身多处被烧伤，目前仍未脱离危险期。(12月16日《京华时报》)

　　席新柱事件，为备受争议的拆迁条例再添恶例。人们曾希望唐福珍成为又一个孙志刚，终结不合理的拆迁条例，言犹在耳，受害者又增加了一个。

　　拆迁条例的不合理之处，已被讨论得很多了：条例规定与《宪法》和《物权法》相关精神相悖，征收、补偿关系不清，对拆迁主体和拆迁程序的规定，明显无视被拆迁人权利。一言以蔽之，这一条例有违现代法治文明，处处像在为非法拆迁者提供方便。

　　而很多地方有现成的上位法不用，却把一个过时的条例奉若圭臬，还是因为利益驱动。尤其是在当前房价飞涨、城市开发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拆迁条例为一些地方政府“卖地”提供了法律依据。

　　很多情况下，原本属于商业开发的拆迁，地方政府却冲在第一线。在一些强拆现场，往往能看到城管、国土、法警等各类执法者的身影。面对这样强大的执法“阵容”，被拆迁人大多数只能屈从。而个别“钉子户”，面临的压力也可想而知，使出自残、暴力等极端手段，往往在所难免。据报道，12月12日在昆明又发生了一起暴力拆迁事件。拆迁队员指着欲跳楼的女士说，你们想死就往下跳，跳啊。然后指挥城管队员继续撞门。

　　不仅如此，围绕拆迁还形成了一条利益链。拆迁方为避免直接“冲突”，常常雇佣所谓的拆迁公司。这些社会人员，为强拆不惜采用骚扰、恐吓、偷袭甚至纵火等恶劣手段，形成类似黑社会的拆迁组织。远的不说，笔者身边一位同事，老家的房子就在转眼之间被强拆队夷为平地，而产权证还在手里；另一名面临拆迁的同事则不断受到不明身份者的滋扰，甚至家里窗户都被偷偷拆掉。此次造成席新柱自伤的强拆人员，就是一群全副武装的来历不明人员。这样“执法”，对政府形象和法治的破坏，不知几许。

　　在法治相对更加成熟的国家，同样存在拆迁和征地问题，但被拆迁人有平等谈判的权利，有选择的自由。因此，不容易出现这样惨烈的“对抗”事件，即使有个别“钉子户”，往往最后也成了维护个人权利的佳话。可见，有一个良法和良好的执法环境，是多么重要。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据参与相关研讨会的专家透露，国务院法制办已经起草了一份比较成熟的关于拆迁条例的修改草案，对于拆迁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学者和官员意见基本一致，只在个别地方有不同见解。(《新华每日电讯》12月17日1版)这让人们看到了为拆迁悲剧彻底切断“法源”的希望。

　　过时法规理应被废除或取代，但拆迁问题不比收容遣送，牵涉到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因此，要实现和谐拆迁，除彻底切断“法源”、斩断非法拆迁的利益链外，还必须抑制住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和大上政绩工程的冲动，同时给予被拆迁人公平博弈的权利和途径。

　　另外，在这些本可避免的悲剧中，是什么让这些以“执法”为名的人，可以如此漠视生命以至于丧失基本人性，放任甚至怂恿别人自杀、自残？看来，修法或许不难，但要修复强制拆迁所制造的人性黑洞和社会阴影，还需补上良知和人性执法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