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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保育中华传统文化之茂盛森林——专访香港城市大学主任郑培凯

来源:国际在线2017-06-24

国际在线消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丁一鸣、刘志敏):郑培凯出生在中国大陆,小时候随父母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与白先勇等名家皆为同代人。后来又赴美留学,钻研中国历史。1998年来到香港城市大学,主持新成立的中国文化中心。郑培凯近年来致力于保护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担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委员。以下为专访全文:

记者: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年,您当时在哪里?您能跟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心情和感受吗?

郑培凯:我在1997年的时候受到香港城市大学的邀请,5月来到香港。当时香港城市大学预备成立一个中国文化中心,作为全校的通识教育。5月之后,我又回到了纽约。因为我在纽约生活将近20年,在美国生活加起来28年,要来香港,那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回归以后,他们又希望我来,那时我就决定,我要来香港,帮助香港城市大学成立中国文化中心,作为他们全校的必修科。因为我认为中国人一定要修一点中国文化作为基础,这个还很重要的,对我来说很重要,对香港的大学来说也很重要。因为那时候香港的教育是英制的三年,这三年时间是很短的,每个人都只学一个专门的技术,对于文化一般的修养——比如怎么做人,怎么进入社会,怎么跟人交往,人际关系怎么样,中国文化传统环境怎么样——他们往往就没有机会接触。

当时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他1996年开始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他决定提供一些最基础的通识、人文教育给学生。他讲过一个故事。在决定要当校长的时候,他要见一些学生代表。因为他很喜欢中国文化,他就问学生:“你们会一点唐诗宋词吧?”学生说:“会呀会呀。唐诗我们都会呀。”张教授就说:“那你们可以不可以背一首我听听?”第一位同学就背:“床前明月光……”第二个学生也是:“床前明月光……”等到二十个学生全部是床前明月光的时候,校长就说这样不行,一定要搞一个中国文化通识教育。所以就请我来。

回归当天,我在纽约,从内心来想,感情上还是很激动的。因为香港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了,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创伤。我不是在香港长大的,我也没有在英国整个殖民教育之下受过影响。我在台湾长大的。可是我们读历史的人,这个事情在心里是很重大的事情,所以从感情上来讲,再加上自己的专业,我觉得是这很重要、划时代的大变化。

至于回归以后,怎么让香港慢慢转型、跟整个中国的文化环境、政治气氛怎么结合,那是很复杂的事情。我们学历史文化的人觉得,有些问题不是政策一出来就可以解决的,不像股市楼市,它是长期的、文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到香港能做一件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我当时来的时候倒没有想到会一直待下来。

我来香港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教育。文化中心是那时成立的,那时是全校的必修课,是6个学分,三年制一共90个学分,占所有课业的7%到8%,是很重的。当时也有很多同事、特别是理工科的就反对,说浪费学生的时间,学文化都是虚的。有一个朋友向我质疑说,你这样荒废我们学生的时间,你看我在科学界这么有成就,我以就没学过文化。我嘴上说,你没学过,就让学生学点吧;同时心里说,你如果学点文化,成就会更高。所以当时是有很大的阻力,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学生,而是来自教授团体。

我设必修课的时候就想清楚,一定要学生觉得喜欢。我设了20个不同的专门科目,比如社会历史、古典文学、建筑、庭园……聘人的时候挑了20个专职的老师,每个人的专业都不一样,但每个人都要围绕中国文化传统教,教的过程中可以自选角度,学生就会有不同的兴趣。做到第三年的时候,学生会调查所有的学生,为中国文化课程做评价,结果是百分之六、七十的学生都觉得非常好,他们得益很大。有少数的不太赞成,说这个课对他没有太大帮助。可是,过了多少年他们毕业以后,会回来说他们受益很大。我们就很安慰,觉得这对他的人生有帮助。

没有历史认识的话,你就对你自己的民族、国家跟文化有一个隔阂,这就是我一直批评的无知的问题。你可以喜欢或不喜欢,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你不能无知,因为你无知之下做的判断,往往是害你自己。

记者:我听见有一种声音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但我发现香港也有文化底蕴。那么在您看来香港整体的文化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郑培凯:我觉得从回归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英国统治的时候,政府的确是不太提倡跟文化有关的事情,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它是个殖民地,它尽量保持政治中经济的地位,经济有好的发展,有利于英国统治香港。

刚回归时,我发现香港不是文化沙漠,它有很多好的文化活动,但都是西方的。比如有交响乐、有歌剧,比较富裕的家庭也会教小孩弹钢琴、拉小提琴,有很多人对世界文学有兴趣……同时,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因为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所以有很多中国人觉得自己身为中国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保护,可是这样的人不受到政府的支持,港英政府当然也不会干涉,他让你自生自灭。

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港中文大学成立的过程。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就是很多人关心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成立大学是希望中文也成为大学的主要语言,中英可以并用。因为在香港老大学里都是英文的,是殖民地的大学。那么中文大学就不是。我们发现很多社会才俊在鼓动这些东西,要建立中文大学。所以中文大学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对香港的文化发展有特殊的意义的。可是中文大学成立过程是很艰难的。因为港英政府提出,想要它承认这个大学、给拨款的话,那就有很多限制、很多压力,钱穆离开的一个主要原因跟这个也有关系——他帮助成立中文大学,当新亚书院院长,后来当了副校长,都被逼走了。

回归以后是一个慢慢转变的过程。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希望让文化艺术有一些新的发展。香港政府康文署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和变化。康文署以前办的活动都是西方的,慢慢现在很多中国戏曲、中国民乐越来越多。这是有计划的。康文署的一些人在做,他们真的是很热心,真的是很好。现在香港每年有一个中国戏曲节,已经被制度化了,好处就是政府里面很清楚地把它建设出来。

香港有人说“文化沙漠”有一定的自嘲。它不是文化沙漠,这样一个文化大都会,现在在逐渐从原来殖民地的、政府支持、完全英国式、跟老百姓没有关系的文化理念,到现在大家都觉得应该参与的。但需要时间。香港本身底蕴是弱的,香港人不太谈书,社会的主要风气是鼓励大家以赚钱为主,因为香港这个地方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大家都是过客的感觉。这个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失掉。

记者:您觉得香港和内地文化现状上有哪里些优势和劣势呢?

郑培凯:香港的优势是,环境是开放的,开放的环境人就要自觉,但也会迷茫,挫折感比较重。因为生活压力太大,压力大到觉得没办法达到任何的理想。内地文化底蕴很深,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更奋发努力,长期的文化底蕴重新被挖掘出来,能够帮助年轻人奋发向上。当然内地也有缺点,比如就是消息不是那么灵通,有的时候太多敏感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大体上来讲,国内的求学也好,对于文化艺术的追求、对于自己理想的追求或者专业的追求,是一个向上的趋势。

记者:你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的主席,长期致力于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那么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回归之后香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情况,有哪些方面做的好,哪些方面做的不足呢?

郑培凯:香港这个地方很特别,英国人统治一百多年,他们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不闻不问,所以民间的文化传承倒一直传承下来了。而且香港有许多传统的文化因素,不因为革命战乱而变动,特别是跟家族纪事、宗教纪事、民间活动有关的,往往保存的蛮好。内地是因为经过大的战乱,对一些涉及迷信的东西取消的比较快,经常有很大的断裂,对宗族的一些仪式往往就丧失掉了。而香港也发生变化,可是很多仪式还保留着,比如很多家族,到了春秋,都要祭祀,到五年或者十年有个大祭,开祠堂大祭;他们的人都到世界各地去了,统统都回来,其实有点寻根的意思。这些就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比较好的东西。

内地是政府规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的比较努力。香港做的就比较慢,2006年香港才开始跟着做。真正开始做下去,是2008年了。到了2015年,政府才正式的说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到博物馆的等级,但还在等政府预算、立法会通过。可是内地就不是这样办,政策下来了,马上成立,马上拨款,马上拨人,马上做。

我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我们做的是保护和保持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为什么历史文化重要?它重要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文化核心,可以持续。我们目前有十项是国家级的,其中有一项是世界级的——粤剧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做好了以后,大家对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在香港的发展有比较好的认识和关心,这个力量就使得我们对本土的关怀可以落实到中国文化传统。这样对于整个社区、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是正面的。

记者:未来香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郑培凯:香港的主要风气是经济挂帅,不注意的话,很容易使得像非遗、像文化传承,变成一个牟利的工具。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台湾学习一些他们做得好的东西。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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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保育中华传统文化之茂盛森林——专访香港城市大学主任郑培凯

2017-06-24 17:26:29 来源: 0 条评论
【摘要】 郑培凯出生在中国大陆,小时候随父母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与白先勇等名家皆为同代人。郑培凯:香港这个地方很特别,英国人统治一百多年,他们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不闻不问,所以民间的文化传承倒一直传承下来了。

国际在线消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丁一鸣、刘志敏):郑培凯出生在中国大陆,小时候随父母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与白先勇等名家皆为同代人。后来又赴美留学,钻研中国历史。1998年来到香港城市大学,主持新成立的中国文化中心。郑培凯近年来致力于保护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担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委员。以下为专访全文:

记者: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年,您当时在哪里?您能跟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心情和感受吗?

郑培凯:我在1997年的时候受到香港城市大学的邀请,5月来到香港。当时香港城市大学预备成立一个中国文化中心,作为全校的通识教育。5月之后,我又回到了纽约。因为我在纽约生活将近20年,在美国生活加起来28年,要来香港,那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回归以后,他们又希望我来,那时我就决定,我要来香港,帮助香港城市大学成立中国文化中心,作为他们全校的必修科。因为我认为中国人一定要修一点中国文化作为基础,这个还很重要的,对我来说很重要,对香港的大学来说也很重要。因为那时候香港的教育是英制的三年,这三年时间是很短的,每个人都只学一个专门的技术,对于文化一般的修养——比如怎么做人,怎么进入社会,怎么跟人交往,人际关系怎么样,中国文化传统环境怎么样——他们往往就没有机会接触。

当时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他1996年开始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他决定提供一些最基础的通识、人文教育给学生。他讲过一个故事。在决定要当校长的时候,他要见一些学生代表。因为他很喜欢中国文化,他就问学生:“你们会一点唐诗宋词吧?”学生说:“会呀会呀。唐诗我们都会呀。”张教授就说:“那你们可以不可以背一首我听听?”第一位同学就背:“床前明月光……”第二个学生也是:“床前明月光……”等到二十个学生全部是床前明月光的时候,校长就说这样不行,一定要搞一个中国文化通识教育。所以就请我来。

回归当天,我在纽约,从内心来想,感情上还是很激动的。因为香港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了,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创伤。我不是在香港长大的,我也没有在英国整个殖民教育之下受过影响。我在台湾长大的。可是我们读历史的人,这个事情在心里是很重大的事情,所以从感情上来讲,再加上自己的专业,我觉得是这很重要、划时代的大变化。

至于回归以后,怎么让香港慢慢转型、跟整个中国的文化环境、政治气氛怎么结合,那是很复杂的事情。我们学历史文化的人觉得,有些问题不是政策一出来就可以解决的,不像股市楼市,它是长期的、文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到香港能做一件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我当时来的时候倒没有想到会一直待下来。

我来香港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教育。文化中心是那时成立的,那时是全校的必修课,是6个学分,三年制一共90个学分,占所有课业的7%到8%,是很重的。当时也有很多同事、特别是理工科的就反对,说浪费学生的时间,学文化都是虚的。有一个朋友向我质疑说,你这样荒废我们学生的时间,你看我在科学界这么有成就,我以就没学过文化。我嘴上说,你没学过,就让学生学点吧;同时心里说,你如果学点文化,成就会更高。所以当时是有很大的阻力,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学生,而是来自教授团体。

我设必修课的时候就想清楚,一定要学生觉得喜欢。我设了20个不同的专门科目,比如社会历史、古典文学、建筑、庭园……聘人的时候挑了20个专职的老师,每个人的专业都不一样,但每个人都要围绕中国文化传统教,教的过程中可以自选角度,学生就会有不同的兴趣。做到第三年的时候,学生会调查所有的学生,为中国文化课程做评价,结果是百分之六、七十的学生都觉得非常好,他们得益很大。有少数的不太赞成,说这个课对他没有太大帮助。可是,过了多少年他们毕业以后,会回来说他们受益很大。我们就很安慰,觉得这对他的人生有帮助。

没有历史认识的话,你就对你自己的民族、国家跟文化有一个隔阂,这就是我一直批评的无知的问题。你可以喜欢或不喜欢,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你不能无知,因为你无知之下做的判断,往往是害你自己。

记者:我听见有一种声音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但我发现香港也有文化底蕴。那么在您看来香港整体的文化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郑培凯:我觉得从回归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英国统治的时候,政府的确是不太提倡跟文化有关的事情,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它是个殖民地,它尽量保持政治中经济的地位,经济有好的发展,有利于英国统治香港。

刚回归时,我发现香港不是文化沙漠,它有很多好的文化活动,但都是西方的。比如有交响乐、有歌剧,比较富裕的家庭也会教小孩弹钢琴、拉小提琴,有很多人对世界文学有兴趣……同时,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因为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所以有很多中国人觉得自己身为中国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保护,可是这样的人不受到政府的支持,港英政府当然也不会干涉,他让你自生自灭。

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港中文大学成立的过程。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就是很多人关心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成立大学是希望中文也成为大学的主要语言,中英可以并用。因为在香港老大学里都是英文的,是殖民地的大学。那么中文大学就不是。我们发现很多社会才俊在鼓动这些东西,要建立中文大学。所以中文大学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对香港的文化发展有特殊的意义的。可是中文大学成立过程是很艰难的。因为港英政府提出,想要它承认这个大学、给拨款的话,那就有很多限制、很多压力,钱穆离开的一个主要原因跟这个也有关系——他帮助成立中文大学,当新亚书院院长,后来当了副校长,都被逼走了。

回归以后是一个慢慢转变的过程。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希望让文化艺术有一些新的发展。香港政府康文署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和变化。康文署以前办的活动都是西方的,慢慢现在很多中国戏曲、中国民乐越来越多。这是有计划的。康文署的一些人在做,他们真的是很热心,真的是很好。现在香港每年有一个中国戏曲节,已经被制度化了,好处就是政府里面很清楚地把它建设出来。

香港有人说“文化沙漠”有一定的自嘲。它不是文化沙漠,这样一个文化大都会,现在在逐渐从原来殖民地的、政府支持、完全英国式、跟老百姓没有关系的文化理念,到现在大家都觉得应该参与的。但需要时间。香港本身底蕴是弱的,香港人不太谈书,社会的主要风气是鼓励大家以赚钱为主,因为香港这个地方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大家都是过客的感觉。这个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失掉。

记者:您觉得香港和内地文化现状上有哪里些优势和劣势呢?

郑培凯:香港的优势是,环境是开放的,开放的环境人就要自觉,但也会迷茫,挫折感比较重。因为生活压力太大,压力大到觉得没办法达到任何的理想。内地文化底蕴很深,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更奋发努力,长期的文化底蕴重新被挖掘出来,能够帮助年轻人奋发向上。当然内地也有缺点,比如就是消息不是那么灵通,有的时候太多敏感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大体上来讲,国内的求学也好,对于文化艺术的追求、对于自己理想的追求或者专业的追求,是一个向上的趋势。

记者:你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的主席,长期致力于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那么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回归之后香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情况,有哪些方面做的好,哪些方面做的不足呢?

郑培凯:香港这个地方很特别,英国人统治一百多年,他们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不闻不问,所以民间的文化传承倒一直传承下来了。而且香港有许多传统的文化因素,不因为革命战乱而变动,特别是跟家族纪事、宗教纪事、民间活动有关的,往往保存的蛮好。内地是因为经过大的战乱,对一些涉及迷信的东西取消的比较快,经常有很大的断裂,对宗族的一些仪式往往就丧失掉了。而香港也发生变化,可是很多仪式还保留着,比如很多家族,到了春秋,都要祭祀,到五年或者十年有个大祭,开祠堂大祭;他们的人都到世界各地去了,统统都回来,其实有点寻根的意思。这些就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比较好的东西。

内地是政府规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的比较努力。香港做的就比较慢,2006年香港才开始跟着做。真正开始做下去,是2008年了。到了2015年,政府才正式的说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到博物馆的等级,但还在等政府预算、立法会通过。可是内地就不是这样办,政策下来了,马上成立,马上拨款,马上拨人,马上做。

我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我们做的是保护和保持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为什么历史文化重要?它重要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文化核心,可以持续。我们目前有十项是国家级的,其中有一项是世界级的——粤剧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做好了以后,大家对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在香港的发展有比较好的认识和关心,这个力量就使得我们对本土的关怀可以落实到中国文化传统。这样对于整个社区、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是正面的。

记者:未来香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郑培凯:香港的主要风气是经济挂帅,不注意的话,很容易使得像非遗、像文化传承,变成一个牟利的工具。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台湾学习一些他们做得好的东西。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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