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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娘为何成了“高危职业”?

来源:新华网2017-07-14

前几天有个朋友去当闺蜜的伴娘,颇感忐忑,还好遇到一个文明婚礼。不知从何时起,伴娘成了一个“高危职业”,媒体时有伴娘被性骚扰的社会新闻,连外媒也在关注在中国伴娘的危险系数,以至于有报道称: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职业伴娘”。

伴娘为何成了“高危职业”?

网上有许多所谓“闹伴娘”的文字图片与视频,可谓全媒体呈现,内容不可描述,足以证明一个真相:伴娘是为新娘服务的,这种服务远不只是迎宾、挡酒、收红包。据考证,伴娘(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名称)之出现,是为了保护新娘。

古代当新娘确实有些危险,危险主要出在迎亲路上,那时交通不发达,不像今天这样开一溜豪车,从东城接到西城就完事了,以前欢天喜地的迎亲路,很可能变成一场心惊肉跳的冒险之旅——无论对于君王、仇家或者流氓、土匪来说,新娘都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战利品”。比如明末女真叶赫部的布喜娅玛拉,史称叶赫老女,又名“东哥”,名字不好听,却是绝代佳人,曾许配给努尔哈赤,后又悔婚。当她最终嫁到蒙古时,愤怒的努尔哈赤扬言要半路把她给劫回来,动静闹得很大,明朝不得不派军队保护新娘一行。

春秋初期,陈国公主、超级美女息妫嫁到息国,陈国在今天河南周口的淮阳,息国在今天河南信阳的息县,相距大约200公里,在古代,这是一次长途旅行了。而在小国林立的春秋时期,息妫出嫁之路,还是一条跨越多国的境外之行。结果走到蔡国的时候,美丽的新娘子出事了,虽然没被抢走,但从后来的闹出的大动静来看,她应该是遭到了比较严重的性骚扰,而且,骚扰她的,居然是自己的姐夫蔡侯。她的丈夫息侯难以承受这等奇耻大辱,“冲冠一怒为红颜”,开始了报仇行动。

息国弱小,他借大国楚国之力,征伐蔡国,楚国出兵,在一次战役中抓住了色情狂蔡侯,这个色情狂哪想到调戏小姨子的后果这么严重,便在楚王面前忽悠:“她太美了,我控制不住自己啊……”楚王也是个色情狂,于是灭了息国,娶了息妫,生了两个儿子。但息妫从来不爱说话,楚王问她,她哀怨地表示搞成这样,对不起前夫。楚王也感觉有些过意不去,怎么才能让她高兴呢?于是又出兵踏平了蔡国。真是一出“迎亲酿出的连环悲剧”。

危险也可能发生于迎亲之外。比如莫言小说《红高粱》中,新娘子在婚后三天回门路上,被土匪余占鳌给弄到了高粱地里,席地幕天了。东汉末年,同为恶少年的曹操和袁绍还设计劫持过新娘子,《世说新语·假谲》有详细描写:他俩先是以调虎离山之计,把客人骗开,然后曹操“抽刃劫新妇”,在路上袁绍掉进荆棘丛中,出不来了,曹操大喊:“偷儿在此”,袁绍给吓得使出吃奶力气,挣脱出来,两人成功逃脱。这事至少验证了曹操日后打仗擅长使用计谋的特点及某些不良“癖好”。他在奔五的年龄,还因为霸占新婚妇女,差点被张绣杀掉,幸好有猛将典韦拼死相救,此次,曹操发出了被后人反复调侃的著名哀号:“非典,吾命休矣!”

以上铺垫,皆为证明新娘可能遭遇之危险,关键时刻,需要一个挺身而出的伴娘。伴娘有“替身”之功能,穿得像新娘子,来误导对新娘垂涎三尺的抢劫者。

贾平凹写过一个中篇小说《五魁》,柳家为儿子娶亲,短工五魁奉柳太太之命背上木褡去苟子坪背新娘,一路吹吹打打,很是热闹,结果遭到了土匪,“苟子坪距鸡公寨仅剩下15里的山道上,果然从乱草中跳出七八条白衣白裤的莽汉横在前面,麻脸陪娘尖锥锥叫起来:‘白风寨!’”在白风寨土匪面前,一群男人吓得不行,“麻脸的陪娘却是勇敢的女流,立即抓掉了头上的野花,一把土抹脏了脸,走过去跪下了:‘大爷,这枚戒指全是赤金,送给大爷,大爷抬开腿放我们过去吧!’”但土匪执意要抢新娘,“陪娘立即站起:‘这使不得,这使不得!’双手挥舞,似要抵挡了。那人抽刀来扫,一道白光在陪娘的面前闪过,便见一件东西飞起来,陪娘定睛看时,东西已被贼人接住,是半截指头和指头上的戒指,才发现自己中指已失,齐楞楞一个白碴,就昏死地上了……”五魁是个短跑冠军,背起新娘就逃,一度以为自己逃脱了,他还在想:“如果土匪发现走失了新娘,会不会就又抢走了这个麻脸断指的黄皮婆呢?”

当伴娘,是挺不容易的。

所谓“闹伴娘”,其实是“闹新娘”“闹洞房”的替代版或限制版。

庄重圣洁的婚礼后,接踵而至的是充满色情意味的细节不可描述的“闹洞房”,灵与肉的巨大反差啊,此处可借用莫言描写高密东北乡的一句话:“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同时最圣洁最龌龊……”这个习俗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末年,哲学家仲长统就严厉批判过:“今嫁娶之会,捶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趋之情欲,宣淫逸于广众之中,显隐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也。”仲长统与曹操是同一个年代的人,他少年时就博览群书,而此时曹操热衷玩劫持新娘的恶作剧,仲长统后来曾在曹操麾下工作过,不受重用,可以理解。

“闹新娘”“闹洞房”,闹的人,都闹得理直气壮。汉代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燕地风俗:“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闹洞房的人甚至演绎出了一套理论:“洞房闹得越凶,越刺激,新郎新娘的婚姻则会越美满。”中国最早的画报《点石斋画报》曾刊登了这么一件轶事:清康熙年间,上海宝山发生了一起案件:同村小泼皮闹洞房时闹得过了火,惹怒了新郎,两人打起来了,新郎打架比不上小泼皮,反而被打伤了,一怒之下,告上衙门。这个案子不复杂啊,当然是小泼皮的错,但是县令审问小泼皮时,后者却振振有词:“新婚三日无大小!”

“闹洞房”,还闹到了国外。李安导演过一部电影叫《喜宴》,讲的是独自在美国打拼的伟同和自己的同性恋伴侣生活在一起,却被老家的父母催婚,无奈之下,伟同决定和自己的租客葳葳假婚,婚礼很热闹,然后开始闹洞房,伟同和葳葳身不由己,被来宾导演了各种情色游戏,其中一个节目是:“请新郎新娘钻进被窝,你们两个一件件把衣服脱下来,脱光了,我们才走。”当然,脱光了,他们还是不会走的。

以前并非每个婚礼上都有伴娘,“闹洞房”,主要是戏(骚)弄(扰)新娘,明朝四川某地还流行过一个《新房曲》:“一看新娘手,二看新娘脚,三看新娘腰,新娘要不亲手送,我们就要伸手掏……”绝对是少儿不宜。新郎如果情绪失控,大打出手完全是可能的,所以,伴娘出现后,把新娘给解放了。

众所周知,无论是“闹新娘”还是“闹伴娘”,都是婚俗陋习,但这种陋习,为何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如果追溯本源,“闹”,有很多原因,最本质的,或许只有3个:一,以男性为中心的熟人社会的狂欢;二,性启蒙;三,被压抑欲望的释放。如果更精要地概括,或许是: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在群体行为中的释放,同时,理性泯灭。

在中国,对于性,虽然人们私下津津乐道,但历来在公开场合,是件很羞耻的事,中国性教育的困境,可以写成洋洋万言雄文。“闹伴娘”或“闹新娘”,恰恰提供了一个公共场合性教育、性启蒙的机会——虽然是畸形的,那些刚在婚礼上饮足了酒的青年男子,怎会放过这个机会?碍于情面,不敢对新娘过度骚扰,不是还有漂亮的伴娘吗?禄山之爪,蠢蠢欲动。

“闹伴娘”最凶的,从来不是一人对一人,而是一群人对一人。对于个体来说,群体性行为,是一种暗示,是一种点燃,是一种安全感。法国心理学家勒庞的名著《乌合之众》,提示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当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是个体心理的规制,遵循的是社会的一般化道德,然而,一旦置身群体之中,个体便会在最短时间内自我隐匿,成为从属于整体的不起眼的“符号”,带有同一性特质,因而个性湮没。群体中,个人是无名的,他甘愿服从甘愿简单甘愿抽象化,具象的复杂的批判的品质被肆意践踏。他不再是普遍预设中的理性自足的责任主体,在群体中,任何人都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带有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的纯粹行动和免责的执行者,思考是多余的。

是的,那些“闹”完之后独自一人时或心存侥幸或后悔莫及的男青年,惊讶于自己那些疯狂的言行举止,却很难还原当时的真实心境了。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此时此人已被“力比多”所控制,代表欲望的完全潜意识的“本我”极度膨胀,而代表道德判断与道德自律的“超我”,全面溃败,在“本我”与“超我”之间寻求平衡的“自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调节的力量,完全失去自我的软塌塌之状态。

当今新人无不重视婚礼,豪车接送、司仪抒情,几乎已成标配,同样成为标配的是伴郎伴娘,尤其是伴娘,人数是否多、颜值是否高,通常被视为新娘个人及其家庭人脉与实力的一个符号——当然,新娘一般不大愿意邀请比自己漂亮的姐妹充当伴娘,不过,也不会邀请像小说《五魁》中那个一脸麻子的年纪大的女人充当伴娘,伴娘太漂亮,固然是抢新娘子风头,伴娘模样丑陋,也是坍新娘的台。

再说说小说《五魁》,这其实是一部相当虐心的小说:五魁背着新娘,还是被土匪捉住,五魁来到白风寨,强抑恐惧向寨主讨回新娘,完璧归回柳家。而柳家已发生巨大变故:新郎得知新娘被劫,怒取火枪要去报仇,却因走火打断了自己双腿,变成了一个没有性能力的男人,他整日虐待新娘,五魁后来救出了新娘,一起躲到大山中,但五魁始终碍于道德束缚,不敢与这个美丽而可怜的女人发生关系……她最终坠崖自杀,而五魁成了一个好色如命的土匪,到处抢压寨夫人。

这部小说如果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性压抑”。新郎、新娘、五魁,都是性压抑。在电影《喜宴》中,导演李安还客串了一个角色,当某位洋人宾客惊叹于闹洞房的习俗时,李安讲出了一句经典台词:“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

集体的性压抑,其实是一种精神疾病,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当代中国处于社会剧变期,价值观多元化,传统家庭解体,尤其是一个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很多是丈夫进城、妻子留守模式,他们的“性福”,曾被广泛关注。此外,中国男女比例失调,也造成了一批性压抑者——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即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会出生103—107个男孩,但中国人口统计数字显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时达到121.2,有些省份甚至达到了130。专家忧心忡忡地表示:保守估计,中国未来30年将有大约3000万男人娶不到媳妇。

在大城市,有很多所谓的“剩女”,她们更多是个人主动选择“剩”着;在农村,却有更多名符其实的“剩男”,他们是因为经济原因,被动单身。

伴娘在某些地方遭遇的骚扰尴尬,或正是男女比例失调现象的折射。如何解决这一时代难题,是个大课题。(作者 关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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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娘为何成了“高危职业”?

2017-07-14 08:05:54 来源: 0 条评论
【摘要】前几天有个朋友去当闺蜜的伴娘,颇感忐忑,还好遇到一个文明婚礼。”  以上铺垫,皆为证明新娘可能遭遇之危险,关键时刻,需要一个挺身而出的伴娘。再说说小说《五魁》,这其实是一部相当虐心的小说:五魁背着新娘,还是被土匪捉住,五魁来到白风寨,强抑恐惧向寨主讨回新娘,完璧归回柳家。

前几天有个朋友去当闺蜜的伴娘,颇感忐忑,还好遇到一个文明婚礼。不知从何时起,伴娘成了一个“高危职业”,媒体时有伴娘被性骚扰的社会新闻,连外媒也在关注在中国伴娘的危险系数,以至于有报道称: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职业伴娘”。

伴娘为何成了“高危职业”?

网上有许多所谓“闹伴娘”的文字图片与视频,可谓全媒体呈现,内容不可描述,足以证明一个真相:伴娘是为新娘服务的,这种服务远不只是迎宾、挡酒、收红包。据考证,伴娘(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名称)之出现,是为了保护新娘。

古代当新娘确实有些危险,危险主要出在迎亲路上,那时交通不发达,不像今天这样开一溜豪车,从东城接到西城就完事了,以前欢天喜地的迎亲路,很可能变成一场心惊肉跳的冒险之旅——无论对于君王、仇家或者流氓、土匪来说,新娘都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战利品”。比如明末女真叶赫部的布喜娅玛拉,史称叶赫老女,又名“东哥”,名字不好听,却是绝代佳人,曾许配给努尔哈赤,后又悔婚。当她最终嫁到蒙古时,愤怒的努尔哈赤扬言要半路把她给劫回来,动静闹得很大,明朝不得不派军队保护新娘一行。

春秋初期,陈国公主、超级美女息妫嫁到息国,陈国在今天河南周口的淮阳,息国在今天河南信阳的息县,相距大约200公里,在古代,这是一次长途旅行了。而在小国林立的春秋时期,息妫出嫁之路,还是一条跨越多国的境外之行。结果走到蔡国的时候,美丽的新娘子出事了,虽然没被抢走,但从后来的闹出的大动静来看,她应该是遭到了比较严重的性骚扰,而且,骚扰她的,居然是自己的姐夫蔡侯。她的丈夫息侯难以承受这等奇耻大辱,“冲冠一怒为红颜”,开始了报仇行动。

息国弱小,他借大国楚国之力,征伐蔡国,楚国出兵,在一次战役中抓住了色情狂蔡侯,这个色情狂哪想到调戏小姨子的后果这么严重,便在楚王面前忽悠:“她太美了,我控制不住自己啊……”楚王也是个色情狂,于是灭了息国,娶了息妫,生了两个儿子。但息妫从来不爱说话,楚王问她,她哀怨地表示搞成这样,对不起前夫。楚王也感觉有些过意不去,怎么才能让她高兴呢?于是又出兵踏平了蔡国。真是一出“迎亲酿出的连环悲剧”。

危险也可能发生于迎亲之外。比如莫言小说《红高粱》中,新娘子在婚后三天回门路上,被土匪余占鳌给弄到了高粱地里,席地幕天了。东汉末年,同为恶少年的曹操和袁绍还设计劫持过新娘子,《世说新语·假谲》有详细描写:他俩先是以调虎离山之计,把客人骗开,然后曹操“抽刃劫新妇”,在路上袁绍掉进荆棘丛中,出不来了,曹操大喊:“偷儿在此”,袁绍给吓得使出吃奶力气,挣脱出来,两人成功逃脱。这事至少验证了曹操日后打仗擅长使用计谋的特点及某些不良“癖好”。他在奔五的年龄,还因为霸占新婚妇女,差点被张绣杀掉,幸好有猛将典韦拼死相救,此次,曹操发出了被后人反复调侃的著名哀号:“非典,吾命休矣!”

以上铺垫,皆为证明新娘可能遭遇之危险,关键时刻,需要一个挺身而出的伴娘。伴娘有“替身”之功能,穿得像新娘子,来误导对新娘垂涎三尺的抢劫者。

贾平凹写过一个中篇小说《五魁》,柳家为儿子娶亲,短工五魁奉柳太太之命背上木褡去苟子坪背新娘,一路吹吹打打,很是热闹,结果遭到了土匪,“苟子坪距鸡公寨仅剩下15里的山道上,果然从乱草中跳出七八条白衣白裤的莽汉横在前面,麻脸陪娘尖锥锥叫起来:‘白风寨!’”在白风寨土匪面前,一群男人吓得不行,“麻脸的陪娘却是勇敢的女流,立即抓掉了头上的野花,一把土抹脏了脸,走过去跪下了:‘大爷,这枚戒指全是赤金,送给大爷,大爷抬开腿放我们过去吧!’”但土匪执意要抢新娘,“陪娘立即站起:‘这使不得,这使不得!’双手挥舞,似要抵挡了。那人抽刀来扫,一道白光在陪娘的面前闪过,便见一件东西飞起来,陪娘定睛看时,东西已被贼人接住,是半截指头和指头上的戒指,才发现自己中指已失,齐楞楞一个白碴,就昏死地上了……”五魁是个短跑冠军,背起新娘就逃,一度以为自己逃脱了,他还在想:“如果土匪发现走失了新娘,会不会就又抢走了这个麻脸断指的黄皮婆呢?”

当伴娘,是挺不容易的。

所谓“闹伴娘”,其实是“闹新娘”“闹洞房”的替代版或限制版。

庄重圣洁的婚礼后,接踵而至的是充满色情意味的细节不可描述的“闹洞房”,灵与肉的巨大反差啊,此处可借用莫言描写高密东北乡的一句话:“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同时最圣洁最龌龊……”这个习俗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末年,哲学家仲长统就严厉批判过:“今嫁娶之会,捶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趋之情欲,宣淫逸于广众之中,显隐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也。”仲长统与曹操是同一个年代的人,他少年时就博览群书,而此时曹操热衷玩劫持新娘的恶作剧,仲长统后来曾在曹操麾下工作过,不受重用,可以理解。

“闹新娘”“闹洞房”,闹的人,都闹得理直气壮。汉代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燕地风俗:“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闹洞房的人甚至演绎出了一套理论:“洞房闹得越凶,越刺激,新郎新娘的婚姻则会越美满。”中国最早的画报《点石斋画报》曾刊登了这么一件轶事:清康熙年间,上海宝山发生了一起案件:同村小泼皮闹洞房时闹得过了火,惹怒了新郎,两人打起来了,新郎打架比不上小泼皮,反而被打伤了,一怒之下,告上衙门。这个案子不复杂啊,当然是小泼皮的错,但是县令审问小泼皮时,后者却振振有词:“新婚三日无大小!”

“闹洞房”,还闹到了国外。李安导演过一部电影叫《喜宴》,讲的是独自在美国打拼的伟同和自己的同性恋伴侣生活在一起,却被老家的父母催婚,无奈之下,伟同决定和自己的租客葳葳假婚,婚礼很热闹,然后开始闹洞房,伟同和葳葳身不由己,被来宾导演了各种情色游戏,其中一个节目是:“请新郎新娘钻进被窝,你们两个一件件把衣服脱下来,脱光了,我们才走。”当然,脱光了,他们还是不会走的。

以前并非每个婚礼上都有伴娘,“闹洞房”,主要是戏(骚)弄(扰)新娘,明朝四川某地还流行过一个《新房曲》:“一看新娘手,二看新娘脚,三看新娘腰,新娘要不亲手送,我们就要伸手掏……”绝对是少儿不宜。新郎如果情绪失控,大打出手完全是可能的,所以,伴娘出现后,把新娘给解放了。

众所周知,无论是“闹新娘”还是“闹伴娘”,都是婚俗陋习,但这种陋习,为何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如果追溯本源,“闹”,有很多原因,最本质的,或许只有3个:一,以男性为中心的熟人社会的狂欢;二,性启蒙;三,被压抑欲望的释放。如果更精要地概括,或许是: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在群体行为中的释放,同时,理性泯灭。

在中国,对于性,虽然人们私下津津乐道,但历来在公开场合,是件很羞耻的事,中国性教育的困境,可以写成洋洋万言雄文。“闹伴娘”或“闹新娘”,恰恰提供了一个公共场合性教育、性启蒙的机会——虽然是畸形的,那些刚在婚礼上饮足了酒的青年男子,怎会放过这个机会?碍于情面,不敢对新娘过度骚扰,不是还有漂亮的伴娘吗?禄山之爪,蠢蠢欲动。

“闹伴娘”最凶的,从来不是一人对一人,而是一群人对一人。对于个体来说,群体性行为,是一种暗示,是一种点燃,是一种安全感。法国心理学家勒庞的名著《乌合之众》,提示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当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是个体心理的规制,遵循的是社会的一般化道德,然而,一旦置身群体之中,个体便会在最短时间内自我隐匿,成为从属于整体的不起眼的“符号”,带有同一性特质,因而个性湮没。群体中,个人是无名的,他甘愿服从甘愿简单甘愿抽象化,具象的复杂的批判的品质被肆意践踏。他不再是普遍预设中的理性自足的责任主体,在群体中,任何人都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带有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的纯粹行动和免责的执行者,思考是多余的。

是的,那些“闹”完之后独自一人时或心存侥幸或后悔莫及的男青年,惊讶于自己那些疯狂的言行举止,却很难还原当时的真实心境了。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此时此人已被“力比多”所控制,代表欲望的完全潜意识的“本我”极度膨胀,而代表道德判断与道德自律的“超我”,全面溃败,在“本我”与“超我”之间寻求平衡的“自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调节的力量,完全失去自我的软塌塌之状态。

当今新人无不重视婚礼,豪车接送、司仪抒情,几乎已成标配,同样成为标配的是伴郎伴娘,尤其是伴娘,人数是否多、颜值是否高,通常被视为新娘个人及其家庭人脉与实力的一个符号——当然,新娘一般不大愿意邀请比自己漂亮的姐妹充当伴娘,不过,也不会邀请像小说《五魁》中那个一脸麻子的年纪大的女人充当伴娘,伴娘太漂亮,固然是抢新娘子风头,伴娘模样丑陋,也是坍新娘的台。

再说说小说《五魁》,这其实是一部相当虐心的小说:五魁背着新娘,还是被土匪捉住,五魁来到白风寨,强抑恐惧向寨主讨回新娘,完璧归回柳家。而柳家已发生巨大变故:新郎得知新娘被劫,怒取火枪要去报仇,却因走火打断了自己双腿,变成了一个没有性能力的男人,他整日虐待新娘,五魁后来救出了新娘,一起躲到大山中,但五魁始终碍于道德束缚,不敢与这个美丽而可怜的女人发生关系……她最终坠崖自杀,而五魁成了一个好色如命的土匪,到处抢压寨夫人。

这部小说如果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性压抑”。新郎、新娘、五魁,都是性压抑。在电影《喜宴》中,导演李安还客串了一个角色,当某位洋人宾客惊叹于闹洞房的习俗时,李安讲出了一句经典台词:“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

集体的性压抑,其实是一种精神疾病,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当代中国处于社会剧变期,价值观多元化,传统家庭解体,尤其是一个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很多是丈夫进城、妻子留守模式,他们的“性福”,曾被广泛关注。此外,中国男女比例失调,也造成了一批性压抑者——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即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会出生103—107个男孩,但中国人口统计数字显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时达到121.2,有些省份甚至达到了130。专家忧心忡忡地表示:保守估计,中国未来30年将有大约3000万男人娶不到媳妇。

在大城市,有很多所谓的“剩女”,她们更多是个人主动选择“剩”着;在农村,却有更多名符其实的“剩男”,他们是因为经济原因,被动单身。

伴娘在某些地方遭遇的骚扰尴尬,或正是男女比例失调现象的折射。如何解决这一时代难题,是个大课题。(作者 关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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