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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当商品,居然按股份制非法团购“越南新娘”

来源:法制网2017-07-14

法制网记者 蔡长春

初夏的一场小雨,正沥沥淅淅地挂满枇杷树的叶鞘。

雨中,新化县城依旧熙熙攘攘。挑着担子赶集的菜农,分占街道两侧,向过往行人兜售自家种的果蔬。

新化县,隶属湖南省娄底市,地处湘中,四周被大山环绕,一条资江穿堂而过。前不久,这座小县城的宁静与祥和被一起特大越南妇女拐卖打破。

2016年9月25日,新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新化县上梅镇有人拐卖越南籍妇女。警情就是命令。经过三个月连续不断的昼夜追缉,一个特大的、分工细致严密的且疑犯涉及云南、四川、湖南等多地的拐卖外籍妇女的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一批新化籍犯罪人员采取投资入股的方式,从云南籍犯罪嫌疑人手中低价“购入”越南妇女,再转手高价出售给他人进行跨国买卖。

案情上报,公安部挂牌督办。由此,一条拐卖越南妇女的黑色地下产业链被彻底摧毁。

涉案人数众多,上下线犯罪关系复杂

买了 “越南新娘”的刘某文怎么也想不到,第一次带着所谓的“妻子”上街购物,“妻子”就趁着不备,不告而别。

2016年9月25日,新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新化县上梅镇有人拐卖越南籍妇女,而这个举报人正是刘某文刚刚花了39000元高价买“娶”过门的越南籍“妻子”。

“新婚燕尔”不到2个月,刘某文落得个人财两空的结局。当初,为他安排这一切的是他的妹妹刘某香。

经查,作为本案的关键人物,刘某香伙同丈夫卿某林,借为他人介绍对象为名,长期从事越南妇女买卖非法勾当。

2016年6至8月,卿某林、刘某香伙同他人,分三次从云南籍卖家杨某寿那里“购入”了6名越南妇女。由于急于脱手,刘某香居然把交易的对象放在了自己娘家人身上。

警方进一步侦查发现,与卿某林、刘某香合伙拐卖越南妇女的,是新化籍人员卿某兵、卿某山和新邵籍人员邹某意。他们中有的是卿某林的家族兄弟,有的曾经是卿某林以前的生意伙伴,他们均是在卿某林的“牵线”下,加入到越南妇女的非法买卖当中。

“卿某林和我一起做过水果生意,很辛苦,一天他告诉我,他手头有‘资源’,可以赚大钱。”据邹某意交代,卿某林手头掌握的所谓“资源”,就是能联系到云南卖家,找到可供买卖的越南妇女。

给卿某林介绍“资源”的是一个叫卿某花的人。这个人在新化当地被称为越南妇女买卖的“鼻祖”。早年,卿某花给丈夫的哥哥介绍了一个“越南新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专门买卖越南妇女给新化当地的单身汉做“新娘”。

警方经过侦查发现,正是卿某花的“接头”,卿某林认识了杨某寿等一批云南“卖家”,使得从云南河口到湖南新化这条越南妇女买卖的运输线得以畅通。

目前,此案重要犯罪嫌疑人卿某花已经落网。

股份制运作,分工明确

“在所买的6名越南妇女中,卿某兵从云南买了2名,我和邹某意从云南买回来1名。2016年9月25日当天,我们又安排邹某意的侄子从云南买回来3名。”卿某林被抓时,警方解救了6名越南妇女。据卿某林交代,这6名越南妇女算他和卿某兵、邹某意、卿某山4人合股投资,并按出资多少分成。

卿某林坦言,“购入”这么多“越南新娘”,感觉资金一下子有些吃紧。为此,他们以集体的名义找别人借贷,并计本付息。譬如,他们最后从云南买回来的3名越南妇女,共花了10.6万元,而其中有3万元便是借款。

警方侦查发现,在股份制的运作体系里,一切都算在所谓的“公家”里。

伍某宁是卿某林等人安排去云南接送“越南新娘”的司机。记得第一次开车去云南,卿某林告诉他:“就像跑旅游专线一样。”来回一趟,伍某宁拿到了4000元,其中有饭钱、油钱和车钱,而这些支出都被卿某林犯罪团伙也算到了“公家”里,计为“成本”。

同样被计为“成本”的还有“媒人”的介绍费。伍某宁的老婆就拿过这样的钱,从千元到万元不等,根据每次交易的情况临时决定提成。

另外,为了给买回来的“越南新娘”看守人看收费,平均一天要支出100元至200元不等,而且都是在“出货”的情况下一次性兑付,都被统统算到了“公家”里。

记者从卿某林的询问笔录了解到,在“购入”6名越南妇女的过程中,卿某兵从云南先期买了2名,后来被要求纳入“公家”。为了所谓的“公平”,“公家”在分成的时候以多支付6000元给他作为补偿。

参与侦破此案的新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中队长田军告诉记者,“公家”是股份制运作的一个壳。通过这个壳,犯罪团伙对拐卖、“圈养”、接送、牵线、收买等环节进行了明确分工。

家族式参与,人口贩卖往往借助熟人圈子

张某丽本也是“越南新娘”,“嫁”入中国多年,不仅学会新化方言,也熟知了当地风俗人情。当初,卿某花把她买“嫁”到新化来,没料到有朝一日,她也会成为人口贩卖团伙中的一员。

当新的“越南新娘”来到新化,张某丽会根据卿某花的安排,充当临时“翻译”。无独有偶。此案中,罗某翠、杨某本也都是越南人,多年前被贩卖至新化,在此定居扎根,并且现在与张某丽一样,居然也加入到了越南妇女的非法买卖当中。

此案中,曾某华家里通过熟人买了一个“儿媳”。之所以选择“越南新娘”,曾某华告诉记者,正是受到“张某丽们”的影响。

记者了解到,一方面,“张某丽们”让一些有单身汉的家庭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买卖“越南新娘”可行;一方面,“张某丽们”让初来乍到的“越南新娘”放下心理包袱,觉得“嫁”到中国来可信。

“这是一个畸形封闭的市场,熟人拉着熟人一起干,熟人给熟人推荐介绍,‘张某丽们’有时候既是熟人,也是家人。”新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杨爱文梳理案件时发现,这个犯罪团伙里,有多对犯罪嫌疑人同门同户。比如卿某林、刘某香是夫妻,同时卿某林和卿某兵又是兄弟俩;邹某意负责联系卖家,而他有两个侄子专门负责接送越南妇女,其中一个侄子还买“娶”了越南妇女;伍某宁原本是一个司机,去了几趟云南,后经不住诱惑,竟然带着自己的老婆也干起了越买卖越南妇女的非法勾当;卿某花原本只想给自己丈夫的哥哥买娶一房“越南新娘”,后受利益驱使,居然和买来的“嫂子”张某丽一起干起了非法勾当……

杨爱文还透露,这些犯罪嫌疑人虽然借助熟人打开市场,但是当碰到对方买家是来自自己出生或者是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时,他们又往往选择回避,找一个中间人出来“搭桥”,联系买卖双方。

犯罪手段五花八门,反侦查意识很强

多次来往云南,伍某宁既熟悉了套路,也拿到了“资源”。因此,他决定不再依附卿某林他们,开始单干。

去往云南的线路,一路高速。回来的时候,他记住了一条“安全”的路线,经云南文山,广西百色、柳州、桂林,回到湖南新化。这条线之所以“安全”,是因为可以逃避边防检查。

为了对付出现的意外情况,伍某宁随身带了几张女性身份证,他告诉记者,这是给买回来的“越南新娘”打掩护用的。而这一招,他是跟卿某林学的。有一次,卿某林为了路上“安全”,他居然带了自己的儿子一起去云南,为的是和“越南新娘”装作一家人,借口去云南旅游的。

买家如此,卖家亦如此。现身的很多云南卖家,大多都没有名字,而且往往就一个代号,如杨某寿号称“爆眼”,还有卖家叫“小杨”、“金国”、“福建姐”的,他们以此混肴身份,让买方不明底细。

作为“资深”的人口贩子,卿某花深谙此道。她在向警方的供述中交代:“与我进行电话联系后,不一定是卖家本人跟我们交易,有时卖家是安排别人‘送货’上门。”

此外,为了沟通方便,参与买卖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借助现代化的网络通讯手段。每次出发云南前,云南卖家都会利用微信给伍某宁发几张“货物”的照片供他参考。然后,伍某宁会即时联系下线“媒人”,拿着照片给有需求的买家筛选。选定后,伍某宁才会组织车队前往云南“接货”。有时候,“货物”到岸,碰到语言障碍,伍某宁就用手机下载好的翻译软件与“货物”进行简单交流和沟通。据伍某宁交待,对于如何使用翻译软件,整个团队会进行专门的培训。

“这些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很强,他们之间经常互相串通,试图逃避公安机关追查和打击。”田军告诉记者。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买方”一律被追究刑责

如今,曾某华懊悔不已。当初为了给儿子买娶“儿媳妇,曾某华不仅花尽了家中积蓄,而且还向别人借了钱。直到警察来到家里,曾某华这时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和家人已经触犯了刑法。

和曾某华的遭遇类似,长年在外搞装修的伍某靖,因顾及家中老母再三催促,一念之间托人花了71000元买娶了一位“越南新娘”,不曾想不单尽孝之心没实现,而且还连累自己即将接受法律制裁。

对于拐卖者来说,法律的制裁必不可逃,而收买被拐妇女者所要付出的代价也不再仅限于人财两空,还将加上定罪判刑的处罚。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我国刑法原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被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意味着今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也将一律被追究刑事责任。

此案中,有多户家庭参与买娶了“越南新娘”。记者梳理发现,买娶“越南新娘”者,多数以农村大龄青年为主。为娶得“越南新娘”,他们往往花费数万。但花钱买娶“越南新娘”,一方面有可能涉及拐卖,触及法律所禁止的跨国人口贩运的“红线”;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涉及婚姻诈骗,双方一旦发生纠纷,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几经波折,2017年中国农历“小年”这天,首批12位“越南新娘”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而在她们身后,一条绵延的法律“红线”正在护佑着她们平安到家。

法制网北京7月1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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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当商品,居然按股份制非法团购“越南新娘”

2017-07-14 16:26:00 来源: 0 条评论
【摘要】 2016年9月25日,新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新化县上梅镇有人拐卖越南籍妇女,而这个举报人正是刘某文刚刚花了39000元高价买“娶”过门的越南籍“妻子”。 警方经过侦查发现,正是卿某花的“接头”,卿某林认识了杨某寿等一批云南“卖家”,使得从云南河口到湖南新化这条越南妇女买卖的运输线得以畅通。

法制网记者 蔡长春

初夏的一场小雨,正沥沥淅淅地挂满枇杷树的叶鞘。

雨中,新化县城依旧熙熙攘攘。挑着担子赶集的菜农,分占街道两侧,向过往行人兜售自家种的果蔬。

新化县,隶属湖南省娄底市,地处湘中,四周被大山环绕,一条资江穿堂而过。前不久,这座小县城的宁静与祥和被一起特大越南妇女拐卖打破。

2016年9月25日,新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新化县上梅镇有人拐卖越南籍妇女。警情就是命令。经过三个月连续不断的昼夜追缉,一个特大的、分工细致严密的且疑犯涉及云南、四川、湖南等多地的拐卖外籍妇女的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一批新化籍犯罪人员采取投资入股的方式,从云南籍犯罪嫌疑人手中低价“购入”越南妇女,再转手高价出售给他人进行跨国买卖。

案情上报,公安部挂牌督办。由此,一条拐卖越南妇女的黑色地下产业链被彻底摧毁。

涉案人数众多,上下线犯罪关系复杂

买了 “越南新娘”的刘某文怎么也想不到,第一次带着所谓的“妻子”上街购物,“妻子”就趁着不备,不告而别。

2016年9月25日,新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新化县上梅镇有人拐卖越南籍妇女,而这个举报人正是刘某文刚刚花了39000元高价买“娶”过门的越南籍“妻子”。

“新婚燕尔”不到2个月,刘某文落得个人财两空的结局。当初,为他安排这一切的是他的妹妹刘某香。

经查,作为本案的关键人物,刘某香伙同丈夫卿某林,借为他人介绍对象为名,长期从事越南妇女买卖非法勾当。

2016年6至8月,卿某林、刘某香伙同他人,分三次从云南籍卖家杨某寿那里“购入”了6名越南妇女。由于急于脱手,刘某香居然把交易的对象放在了自己娘家人身上。

警方进一步侦查发现,与卿某林、刘某香合伙拐卖越南妇女的,是新化籍人员卿某兵、卿某山和新邵籍人员邹某意。他们中有的是卿某林的家族兄弟,有的曾经是卿某林以前的生意伙伴,他们均是在卿某林的“牵线”下,加入到越南妇女的非法买卖当中。

“卿某林和我一起做过水果生意,很辛苦,一天他告诉我,他手头有‘资源’,可以赚大钱。”据邹某意交代,卿某林手头掌握的所谓“资源”,就是能联系到云南卖家,找到可供买卖的越南妇女。

给卿某林介绍“资源”的是一个叫卿某花的人。这个人在新化当地被称为越南妇女买卖的“鼻祖”。早年,卿某花给丈夫的哥哥介绍了一个“越南新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专门买卖越南妇女给新化当地的单身汉做“新娘”。

警方经过侦查发现,正是卿某花的“接头”,卿某林认识了杨某寿等一批云南“卖家”,使得从云南河口到湖南新化这条越南妇女买卖的运输线得以畅通。

目前,此案重要犯罪嫌疑人卿某花已经落网。

股份制运作,分工明确

“在所买的6名越南妇女中,卿某兵从云南买了2名,我和邹某意从云南买回来1名。2016年9月25日当天,我们又安排邹某意的侄子从云南买回来3名。”卿某林被抓时,警方解救了6名越南妇女。据卿某林交代,这6名越南妇女算他和卿某兵、邹某意、卿某山4人合股投资,并按出资多少分成。

卿某林坦言,“购入”这么多“越南新娘”,感觉资金一下子有些吃紧。为此,他们以集体的名义找别人借贷,并计本付息。譬如,他们最后从云南买回来的3名越南妇女,共花了10.6万元,而其中有3万元便是借款。

警方侦查发现,在股份制的运作体系里,一切都算在所谓的“公家”里。

伍某宁是卿某林等人安排去云南接送“越南新娘”的司机。记得第一次开车去云南,卿某林告诉他:“就像跑旅游专线一样。”来回一趟,伍某宁拿到了4000元,其中有饭钱、油钱和车钱,而这些支出都被卿某林犯罪团伙也算到了“公家”里,计为“成本”。

同样被计为“成本”的还有“媒人”的介绍费。伍某宁的老婆就拿过这样的钱,从千元到万元不等,根据每次交易的情况临时决定提成。

另外,为了给买回来的“越南新娘”看守人看收费,平均一天要支出100元至200元不等,而且都是在“出货”的情况下一次性兑付,都被统统算到了“公家”里。

记者从卿某林的询问笔录了解到,在“购入”6名越南妇女的过程中,卿某兵从云南先期买了2名,后来被要求纳入“公家”。为了所谓的“公平”,“公家”在分成的时候以多支付6000元给他作为补偿。

参与侦破此案的新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中队长田军告诉记者,“公家”是股份制运作的一个壳。通过这个壳,犯罪团伙对拐卖、“圈养”、接送、牵线、收买等环节进行了明确分工。

家族式参与,人口贩卖往往借助熟人圈子

张某丽本也是“越南新娘”,“嫁”入中国多年,不仅学会新化方言,也熟知了当地风俗人情。当初,卿某花把她买“嫁”到新化来,没料到有朝一日,她也会成为人口贩卖团伙中的一员。

当新的“越南新娘”来到新化,张某丽会根据卿某花的安排,充当临时“翻译”。无独有偶。此案中,罗某翠、杨某本也都是越南人,多年前被贩卖至新化,在此定居扎根,并且现在与张某丽一样,居然也加入到了越南妇女的非法买卖当中。

此案中,曾某华家里通过熟人买了一个“儿媳”。之所以选择“越南新娘”,曾某华告诉记者,正是受到“张某丽们”的影响。

记者了解到,一方面,“张某丽们”让一些有单身汉的家庭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买卖“越南新娘”可行;一方面,“张某丽们”让初来乍到的“越南新娘”放下心理包袱,觉得“嫁”到中国来可信。

“这是一个畸形封闭的市场,熟人拉着熟人一起干,熟人给熟人推荐介绍,‘张某丽们’有时候既是熟人,也是家人。”新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杨爱文梳理案件时发现,这个犯罪团伙里,有多对犯罪嫌疑人同门同户。比如卿某林、刘某香是夫妻,同时卿某林和卿某兵又是兄弟俩;邹某意负责联系卖家,而他有两个侄子专门负责接送越南妇女,其中一个侄子还买“娶”了越南妇女;伍某宁原本是一个司机,去了几趟云南,后经不住诱惑,竟然带着自己的老婆也干起了越买卖越南妇女的非法勾当;卿某花原本只想给自己丈夫的哥哥买娶一房“越南新娘”,后受利益驱使,居然和买来的“嫂子”张某丽一起干起了非法勾当……

杨爱文还透露,这些犯罪嫌疑人虽然借助熟人打开市场,但是当碰到对方买家是来自自己出生或者是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时,他们又往往选择回避,找一个中间人出来“搭桥”,联系买卖双方。

犯罪手段五花八门,反侦查意识很强

多次来往云南,伍某宁既熟悉了套路,也拿到了“资源”。因此,他决定不再依附卿某林他们,开始单干。

去往云南的线路,一路高速。回来的时候,他记住了一条“安全”的路线,经云南文山,广西百色、柳州、桂林,回到湖南新化。这条线之所以“安全”,是因为可以逃避边防检查。

为了对付出现的意外情况,伍某宁随身带了几张女性身份证,他告诉记者,这是给买回来的“越南新娘”打掩护用的。而这一招,他是跟卿某林学的。有一次,卿某林为了路上“安全”,他居然带了自己的儿子一起去云南,为的是和“越南新娘”装作一家人,借口去云南旅游的。

买家如此,卖家亦如此。现身的很多云南卖家,大多都没有名字,而且往往就一个代号,如杨某寿号称“爆眼”,还有卖家叫“小杨”、“金国”、“福建姐”的,他们以此混肴身份,让买方不明底细。

作为“资深”的人口贩子,卿某花深谙此道。她在向警方的供述中交代:“与我进行电话联系后,不一定是卖家本人跟我们交易,有时卖家是安排别人‘送货’上门。”

此外,为了沟通方便,参与买卖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借助现代化的网络通讯手段。每次出发云南前,云南卖家都会利用微信给伍某宁发几张“货物”的照片供他参考。然后,伍某宁会即时联系下线“媒人”,拿着照片给有需求的买家筛选。选定后,伍某宁才会组织车队前往云南“接货”。有时候,“货物”到岸,碰到语言障碍,伍某宁就用手机下载好的翻译软件与“货物”进行简单交流和沟通。据伍某宁交待,对于如何使用翻译软件,整个团队会进行专门的培训。

“这些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很强,他们之间经常互相串通,试图逃避公安机关追查和打击。”田军告诉记者。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买方”一律被追究刑责

如今,曾某华懊悔不已。当初为了给儿子买娶“儿媳妇,曾某华不仅花尽了家中积蓄,而且还向别人借了钱。直到警察来到家里,曾某华这时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和家人已经触犯了刑法。

和曾某华的遭遇类似,长年在外搞装修的伍某靖,因顾及家中老母再三催促,一念之间托人花了71000元买娶了一位“越南新娘”,不曾想不单尽孝之心没实现,而且还连累自己即将接受法律制裁。

对于拐卖者来说,法律的制裁必不可逃,而收买被拐妇女者所要付出的代价也不再仅限于人财两空,还将加上定罪判刑的处罚。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我国刑法原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被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意味着今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也将一律被追究刑事责任。

此案中,有多户家庭参与买娶了“越南新娘”。记者梳理发现,买娶“越南新娘”者,多数以农村大龄青年为主。为娶得“越南新娘”,他们往往花费数万。但花钱买娶“越南新娘”,一方面有可能涉及拐卖,触及法律所禁止的跨国人口贩运的“红线”;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涉及婚姻诈骗,双方一旦发生纠纷,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几经波折,2017年中国农历“小年”这天,首批12位“越南新娘”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而在她们身后,一条绵延的法律“红线”正在护佑着她们平安到家。

法制网北京7月1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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