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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的流变及影响

来源:华龙网-重庆日报2018-05-0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防止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渣泛起”。对重庆来说,“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给政治生态带来了负面影响。认清它们对肃清不良文化、营造党内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的形成与流变

  重庆文化是由巴渝文化、码头文化、开埠文化、抗战文化等多种文化系统构成的复合体。重庆文化的主流、本质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积极向上的文化;但辩证地看,重庆文化中,也有消极、腐朽、有害的东西。

  码头文化即是重庆文化中的糟粕,它与“袍哥”文化、江湖习气相互影响,并未随产生它们的时代的消失而消失,在文革时期曾经死灰复燃,又在薄熙来、孙政才执政重庆期间沉渣泛起,造成了败坏政治生态的严重恶果。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袍哥”文化是“袍哥”组织及其成员因其游民化的生活状况和行为方式而形成的“反主流”的意识形态。码头文化中的“码头”并非实指港口区域,而是特指旧中国的帮会及其控制区域。旧时重庆占统治地位的帮会是“袍哥”,所以,一定意义上讲,重庆的码头文化,就是“袍哥”文化。“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基本属于同一关系,江湖习气则是它们派生出的行为习惯与作风。

  “袍哥”组织的源流及发展。“袍哥”又名汉留(流)、哥老会,与洪门、青帮一起构成旧中国三大帮会。“袍哥”组织最早可溯源至1661年郑成功创立的洪门与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的“啯噜”游匪,其发展可分为三大时期。第一时期是清初至辛亥革命,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积极作用。第二时期是民国初至解放前夕,国共两党都曾不同程度地利用或运用其力量进行政治、军事活动,“袍哥”在这一时期有功有过,但过大于功。第三时期是1949年以后,“袍哥”组织被取缔,但“袍哥”文化仍在社会中潜存并有较为深广的影响。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影响较深的原因及其表现特征

  从形成原因分析,一是有深厚的历史和社会土壤。“袍哥”文化是游民生活的产物。游民是“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明清以后结成帮会组织的游民,对社会深具影响力。民国时期重庆是“袍哥”第一重镇,“袍哥”及其文化强力渗透于社会各界、各阶层。二是有久远的传统承袭。“袍哥”文化传承的是背离正统、主流文化的“小传统”,其核心理念是无原则的义气至上。在压迫深重、动荡不安的旧中国,这种“小传统”有其反抗压迫和自我保护的一定的合理性,也因此而在历史上长期延续。三是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袍哥”文化凭借多种大众文化形式尤其是传播力、传播面最大的通俗文艺形式进行传播,弥散性地影响全社会和各阶层。

  从表现特征看,一是强烈的反社会性。为了团伙利益,可以破坏一切社会规范,“唯恐天下不乱”以便于乱中求胜是其突出特征。二是谋私的团伙性。拉帮结派,义气至上,表面上似乎是“利他”,究其实,团伙内的相互维护最终仍是为了确保一己私利。三是黑暗的宗法性。崇尚无法无天的自由,却又自订苛酷的团伙规则;标榜“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实则推行效忠“龙头老大”的家长制。它将流氓精神与帝王意识这两种最黑暗的因素揉成了一体。四是野蛮的破坏性。在政治与社会斗争中,它最具主动的攻击性和破坏性,而且极其残暴和野蛮。

  如何清除“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等不良影响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和江湖习气毋庸置疑地是一种破坏党风、危害社会的逆流,必须予以坚决清除。

  一是坚持法治和德治并举。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的要求,为清除这种不良文化的影响指明了方向和方法。

  二是移风易俗,激浊扬清。“袍哥”文化造成的最大恶果是不良的社会风习。社会风习是社会面貌、民族性格的最大形塑机制,而社会歪风的盛行也必对政党、政权产生腐蚀作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健康向上的社会生活,必须清除重庆民风民俗中遗存的这种不良文化因子,倡导和树立契合新时代的新风尚。

  三是切断不良文化的传播路径。应当运用文艺体制反不良文化传播:一是管理部门的宣传引导,二是业界权威的扶正纠偏,三是大众媒体的导向把关。由此而切断不良文化的传播路径,并使通俗文艺这一传播利器成为弘扬重庆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四是从语言层面摒除“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重庆的“言子”极富表现力而又诙谐亲切,但也遗存了不少“袍哥”黑话,对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有着深层次的不良影响,必须坚决摒弃这类话语表达。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是落后、腐朽的文化,与法治精神水火不容、与德治要求势若冰炭,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和坚决清除。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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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的流变及影响

2018-05-02 09:42:59 来源: 0 条评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防止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渣泛起”。对重庆来说,“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给政治生态带来了负面影响。认清它们对肃清不良文化、营造党内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的形成与流变

  重庆文化是由巴渝文化、码头文化、开埠文化、抗战文化等多种文化系统构成的复合体。重庆文化的主流、本质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积极向上的文化;但辩证地看,重庆文化中,也有消极、腐朽、有害的东西。

  码头文化即是重庆文化中的糟粕,它与“袍哥”文化、江湖习气相互影响,并未随产生它们的时代的消失而消失,在文革时期曾经死灰复燃,又在薄熙来、孙政才执政重庆期间沉渣泛起,造成了败坏政治生态的严重恶果。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袍哥”文化是“袍哥”组织及其成员因其游民化的生活状况和行为方式而形成的“反主流”的意识形态。码头文化中的“码头”并非实指港口区域,而是特指旧中国的帮会及其控制区域。旧时重庆占统治地位的帮会是“袍哥”,所以,一定意义上讲,重庆的码头文化,就是“袍哥”文化。“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基本属于同一关系,江湖习气则是它们派生出的行为习惯与作风。

  “袍哥”组织的源流及发展。“袍哥”又名汉留(流)、哥老会,与洪门、青帮一起构成旧中国三大帮会。“袍哥”组织最早可溯源至1661年郑成功创立的洪门与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的“啯噜”游匪,其发展可分为三大时期。第一时期是清初至辛亥革命,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积极作用。第二时期是民国初至解放前夕,国共两党都曾不同程度地利用或运用其力量进行政治、军事活动,“袍哥”在这一时期有功有过,但过大于功。第三时期是1949年以后,“袍哥”组织被取缔,但“袍哥”文化仍在社会中潜存并有较为深广的影响。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影响较深的原因及其表现特征

  从形成原因分析,一是有深厚的历史和社会土壤。“袍哥”文化是游民生活的产物。游民是“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明清以后结成帮会组织的游民,对社会深具影响力。民国时期重庆是“袍哥”第一重镇,“袍哥”及其文化强力渗透于社会各界、各阶层。二是有久远的传统承袭。“袍哥”文化传承的是背离正统、主流文化的“小传统”,其核心理念是无原则的义气至上。在压迫深重、动荡不安的旧中国,这种“小传统”有其反抗压迫和自我保护的一定的合理性,也因此而在历史上长期延续。三是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袍哥”文化凭借多种大众文化形式尤其是传播力、传播面最大的通俗文艺形式进行传播,弥散性地影响全社会和各阶层。

  从表现特征看,一是强烈的反社会性。为了团伙利益,可以破坏一切社会规范,“唯恐天下不乱”以便于乱中求胜是其突出特征。二是谋私的团伙性。拉帮结派,义气至上,表面上似乎是“利他”,究其实,团伙内的相互维护最终仍是为了确保一己私利。三是黑暗的宗法性。崇尚无法无天的自由,却又自订苛酷的团伙规则;标榜“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实则推行效忠“龙头老大”的家长制。它将流氓精神与帝王意识这两种最黑暗的因素揉成了一体。四是野蛮的破坏性。在政治与社会斗争中,它最具主动的攻击性和破坏性,而且极其残暴和野蛮。

  如何清除“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等不良影响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和江湖习气毋庸置疑地是一种破坏党风、危害社会的逆流,必须予以坚决清除。

  一是坚持法治和德治并举。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紧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的要求,为清除这种不良文化的影响指明了方向和方法。

  二是移风易俗,激浊扬清。“袍哥”文化造成的最大恶果是不良的社会风习。社会风习是社会面貌、民族性格的最大形塑机制,而社会歪风的盛行也必对政党、政权产生腐蚀作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健康向上的社会生活,必须清除重庆民风民俗中遗存的这种不良文化因子,倡导和树立契合新时代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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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从语言层面摒除“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重庆的“言子”极富表现力而又诙谐亲切,但也遗存了不少“袍哥”黑话,对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有着深层次的不良影响,必须坚决摒弃这类话语表达。

  “袍哥”文化、码头文化、江湖习气是落后、腐朽的文化,与法治精神水火不容、与德治要求势若冰炭,必须予以高度警惕和坚决清除。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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