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援武汉医生接诊首日“掉了两公斤”:没理由退缩
穿上防护装备,有时患者看不见我们的口型与微笑,我就给他比划一个大拇指。有时敲一下门、说一句“您好”、送一杯水都是一种尊重与鼓励,与病患交流的关键在于不能让他们觉得你在嫌弃他,不能让他觉得被抛弃了。

支援武汉医生接诊首日“掉了两公斤”:没理由退缩

来源:中国青年报2020-02-11

穿上防护装备,有时患者看不见我们的口型与微笑,我就给他比划一个大拇指。有时敲一下门、说一句“您好”、送一杯水都是一种尊重与鼓励,与病患交流的关键在于不能让他们觉得你在嫌弃他,不能让他觉得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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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四类人员”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近期,武汉市扩张多家医院与定点医疗点,不少医院及时新增病床。目前,全国共派出近两万名医护人员奔赴湖北。

对已经在武汉奋战了十多天的邢正涛来说,他所经历的是,“每天都在增加病房,每天都在收治新的病人”。

“今日治愈出院患者一人,见到了曙光,继续加油。我们一切都好,亲朋勿念。”自从抵达武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护士邢正涛每天都会发一条朋友圈,“报平安也记录疫情状况。”他是此次宣武医院赴武汉医疗队中最年轻的队员,32岁。

“心率基本都是每分钟100多次,就像跑完步那种”

略微紧张的气氛从飞机在武汉降落后就开始了。1月27日晚11点多,由12家北京市属医院的136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北京医疗队抵达武汉。“整个机场很空,看着只有我们医疗队的人。”邢正涛回忆,驰援紧急,包括对口支援武汉市协和医院西院在内的很多信息都是“到了之后才知道”。

一切都在加速,几乎一天多的时间,协和西院的12层就开辟出了一个隔离病区,紧接着宣武医院的12名医护人员开始工作。

“我第一天接诊,下班一称,掉了两公斤。”宣武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全瑞是此次该院赴武汉医疗队中年龄最大的,55岁的他收到驰援通知时正在发热门诊一线,“我们没有理由退缩,这是一个医生的职责。”

出入隔离病区10余天,不少医护人员都坦言“工作强度大”。随着新病区的开辟,有的医护组在几天内3次更换病区,不停接收新患者,“大夫数量没变,但每天病房在增加,病人在增加,秩序有些混乱”。

宣武医院急诊科护士王长亮最开始护理的病区负责接收疑似病例。相比于之前在急诊科“走路带风”“救人性命”的工作节奏,在隔离病区的工作更需要“小心谨慎”。

“走路要轻,把脚微微抬起,走得快了会把病毒带起来,把浮尘吹起来。像平时走路也会把鞋套磨破,因为咱们的隔离病房是改造过的,不小心被桌子或凳子蹭一下,防护服就有可能刮破。”王长亮用“薄薄一层”描述这套要保护医护人员几个小时的防护服,以他1米8的身高与200斤左右的体重,他不敢蹲也不敢转动脖子,“蹲下就要开裆,转脖子就可能导致面部防护移位”。

比保证动作轻、动作幅度小更难的,是医护人员要在此基础上“高速运转”。

刚进入病区工作几天,几位同组护士出现心慌等情况,测了心率,邢正涛也跟着一起测。“心率基本都是每分钟100多次,就像跑完步那种,正常我是70多次。”邢正涛说,虽然穿着防护装备要求动作轻,但活动依旧密集,“防护服捂得很不舒服,一开始不习惯。”

“别说他们年轻的了,我第一次接诊出一身汗。原来值完夜班没事,现在不行,得恢复。”从医30年,李全瑞仍和队伍里30多岁的同事一样上夜班,“前夜班从下午5点上到夜里1点,后夜班从夜里1点上到早上9点,3名医生来回倒。”

疫情凶猛,李全瑞在临下班的夜里1点还收治进新病人。2月6日他当班的8小时里共收治了5位患者,下班时又收治两位。“疫情来了,冲锋在前,我们感染科就是干这个的”,17年前抗击非典时,李全瑞就是第一批进入隔离病区的医护人员,“现在也有当时的精气神,但体力跟不上,你想做的事做不了了。”

“防护就像防守,能守得住才能进攻”

宣武医院本次赴武汉的队员中有一半参与过抗击非典的战斗。

防护意识是17年前非典一线记忆里最牢固的经验之一,也形成了不少定点医院医生的职业习惯并一直延续。不少本次驰援武汉的宣武医院医生与护士告诉记者,在防护、消毒隔离与对疾病认识等方面,武汉当地的医护人员相对薄弱。

王长亮和邢正涛常提醒同组护士注意防护细节,比如离开隔离病房要关门,要保证一个手相对干净,一个手相对被污染。

“有的护士干活很麻利,很往前冲,因为她们是外科系统为主的护士,走路真带风,从我面前‘唰’的一下就过去了。”在王长亮眼里,这些年轻护士就像自己医院里入职两三年的同事,有一定经验但对自己的保护不够,“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都会这样,一切以完成工作为主,但一些工作习惯需要长期培训与养成,比如无菌观念、消毒隔离等。”

面对这样的疫情,用王长亮的话来说,“没有人有抵抗力”,防护是保障一线人员最重要的防线。

和不少接诊、护理病人的医护人员一样,在协和西院多个隔离病区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为了不浪费防护服,常常不吃不喝几小时,“进到隔离病区就不出来,出来必须防护解除,出来就是下班”。

“算上在路上的时间,我基本上保持10小时不吃不喝。”李全瑞说,脱一次防护服就得换一套,“很麻烦,更是浪费,物资本来就紧缺,口罩也是,一旦暴露就得换新的”。

每件装备都需要珍惜,每段上班时间也严格把控。对医护人员来说,交接的时间点意味着穿好一切防护装备出现在隔离病房内。这需要他们提前半小时,依次戴上防护帽、N95口罩,穿防护服,戴第一层手套,穿鞋套,戴护目镜,再加戴一层外科口罩,再穿上一层隔离衣,再戴第二层手套。

相比于穿上时的“注意严密”,脱下这些层层覆盖的装备更要小心。“因为装备外面都被污染,都接触过病毒。”邢正涛说。

“目前我们医护人员的防护还是可以的,就是不能不在意,就像篮球、足球比赛,最终赢的可能不是进攻的一方,而是看防守有多好,能守得住才能进攻。如果一个职业医护倒下,损失会很大。”王长亮说。

与病患交流的关键在于不能让他觉得被抛弃了

从北京急诊科转战武汉一线隔离病区,邢正涛的家人在最开始“有些紧张”,“但实际上大家现在都比较平静”。在到达后的第4天,邢正涛还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样的话:不是生化危机,我们都很平静,病人也是,医护也是。

确诊和疑似病例的数据依旧每天更新,与邢正涛同为护士的妻子也在北京抗击疫情的一线,他们的通话内容仍和平常一样,“沟通今天收了几个患者”,“我们一般不受数据的影响,也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么”。

从“着急救命”到“把护理工作做细”,邢正涛和王长亮都经历了工作内容的变化,这其中,对病人关怀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焦虑是这些确诊患者普遍的情绪。

“穿上防护装备,有时患者看不见我们的口型与微笑,我就给他比划一个大拇指。”王长亮说,有时敲一下门、说一句“您好”、送一杯水都是一种尊重与鼓励,与病患交流的关键在于不能让他们觉得你在嫌弃他,不能让他觉得被抛弃了。

手势、眼神,言语成为特殊环境下传递鼓励、增加信心的方式。邢正涛这段时间最常说的就是“熬过这段时间咱们就好,加油”。遇到听力不好的患者,他得靠喊,“喊他们一定戴好氧气面罩”,“再比划出拳头的手势”。

实际上,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在隔离病区。在李全瑞所在的病区,收治的重症及危重患者本身血氧饱和度偏低,只要离开氧气面罩或无创呼吸机几分钟,就会呼吸困难甚至“撑不过去”。王长亮第一天上班,“一个晚上就没了两个”。王长亮说,病毒会将一些患者原有的基础疾病放大,“身体是一个系统,肺部出现感染会带动破坏心、肾等其他身体机能”。

“触动比较多,真的生命宝贵,尤其是重症患者,也有惋惜,我们认识到这个病是这样迅速,但怎么说,人的生命力还是很坚强的。”李全瑞记得一位78岁的患者,被120送来时已经危重,“我们都认为快不行了,后来氧气面罩和无创呼吸机交替用,一直坚持,第二天问情况还可以。”

李全瑞说,目前他所在病区重症及危重症患者的情绪“大部分都比较稳定”。

“隔离病区其实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压抑。”邢正涛说,医护人员尽力挽救生命,偶尔也会聊天,只是防护十分小心,“武汉本地的护士会聊武汉有哪些美食,那次正好是饭点,大家也很饿,就聊,我们就说你们有热干面我们有北京炸酱面,也呼应。”

也正是这次临下班前的偶尔聊天,邢正涛和同组医护约好,等疫情过去了一定吃武汉美食,“大家还约定,下次再来武汉,在没有疫情的时候,要把好吃的找到,都吃了”。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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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武汉医生接诊首日“掉了两公斤”:没理由退缩

2020-02-11 06:17:37 来源: 0 条评论

穿上防护装备,有时患者看不见我们的口型与微笑,我就给他比划一个大拇指。有时敲一下门、说一句“您好”、送一杯水都是一种尊重与鼓励,与病患交流的关键在于不能让他们觉得你在嫌弃他,不能让他觉得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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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四类人员”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近期,武汉市扩张多家医院与定点医疗点,不少医院及时新增病床。目前,全国共派出近两万名医护人员奔赴湖北。

对已经在武汉奋战了十多天的邢正涛来说,他所经历的是,“每天都在增加病房,每天都在收治新的病人”。

“今日治愈出院患者一人,见到了曙光,继续加油。我们一切都好,亲朋勿念。”自从抵达武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护士邢正涛每天都会发一条朋友圈,“报平安也记录疫情状况。”他是此次宣武医院赴武汉医疗队中最年轻的队员,32岁。

“心率基本都是每分钟100多次,就像跑完步那种”

略微紧张的气氛从飞机在武汉降落后就开始了。1月27日晚11点多,由12家北京市属医院的136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北京医疗队抵达武汉。“整个机场很空,看着只有我们医疗队的人。”邢正涛回忆,驰援紧急,包括对口支援武汉市协和医院西院在内的很多信息都是“到了之后才知道”。

一切都在加速,几乎一天多的时间,协和西院的12层就开辟出了一个隔离病区,紧接着宣武医院的12名医护人员开始工作。

“我第一天接诊,下班一称,掉了两公斤。”宣武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全瑞是此次该院赴武汉医疗队中年龄最大的,55岁的他收到驰援通知时正在发热门诊一线,“我们没有理由退缩,这是一个医生的职责。”

出入隔离病区10余天,不少医护人员都坦言“工作强度大”。随着新病区的开辟,有的医护组在几天内3次更换病区,不停接收新患者,“大夫数量没变,但每天病房在增加,病人在增加,秩序有些混乱”。

宣武医院急诊科护士王长亮最开始护理的病区负责接收疑似病例。相比于之前在急诊科“走路带风”“救人性命”的工作节奏,在隔离病区的工作更需要“小心谨慎”。

“走路要轻,把脚微微抬起,走得快了会把病毒带起来,把浮尘吹起来。像平时走路也会把鞋套磨破,因为咱们的隔离病房是改造过的,不小心被桌子或凳子蹭一下,防护服就有可能刮破。”王长亮用“薄薄一层”描述这套要保护医护人员几个小时的防护服,以他1米8的身高与200斤左右的体重,他不敢蹲也不敢转动脖子,“蹲下就要开裆,转脖子就可能导致面部防护移位”。

比保证动作轻、动作幅度小更难的,是医护人员要在此基础上“高速运转”。

刚进入病区工作几天,几位同组护士出现心慌等情况,测了心率,邢正涛也跟着一起测。“心率基本都是每分钟100多次,就像跑完步那种,正常我是70多次。”邢正涛说,虽然穿着防护装备要求动作轻,但活动依旧密集,“防护服捂得很不舒服,一开始不习惯。”

“别说他们年轻的了,我第一次接诊出一身汗。原来值完夜班没事,现在不行,得恢复。”从医30年,李全瑞仍和队伍里30多岁的同事一样上夜班,“前夜班从下午5点上到夜里1点,后夜班从夜里1点上到早上9点,3名医生来回倒。”

疫情凶猛,李全瑞在临下班的夜里1点还收治进新病人。2月6日他当班的8小时里共收治了5位患者,下班时又收治两位。“疫情来了,冲锋在前,我们感染科就是干这个的”,17年前抗击非典时,李全瑞就是第一批进入隔离病区的医护人员,“现在也有当时的精气神,但体力跟不上,你想做的事做不了了。”

“防护就像防守,能守得住才能进攻”

宣武医院本次赴武汉的队员中有一半参与过抗击非典的战斗。

防护意识是17年前非典一线记忆里最牢固的经验之一,也形成了不少定点医院医生的职业习惯并一直延续。不少本次驰援武汉的宣武医院医生与护士告诉记者,在防护、消毒隔离与对疾病认识等方面,武汉当地的医护人员相对薄弱。

王长亮和邢正涛常提醒同组护士注意防护细节,比如离开隔离病房要关门,要保证一个手相对干净,一个手相对被污染。

“有的护士干活很麻利,很往前冲,因为她们是外科系统为主的护士,走路真带风,从我面前‘唰’的一下就过去了。”在王长亮眼里,这些年轻护士就像自己医院里入职两三年的同事,有一定经验但对自己的保护不够,“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都会这样,一切以完成工作为主,但一些工作习惯需要长期培训与养成,比如无菌观念、消毒隔离等。”

面对这样的疫情,用王长亮的话来说,“没有人有抵抗力”,防护是保障一线人员最重要的防线。

和不少接诊、护理病人的医护人员一样,在协和西院多个隔离病区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为了不浪费防护服,常常不吃不喝几小时,“进到隔离病区就不出来,出来必须防护解除,出来就是下班”。

“算上在路上的时间,我基本上保持10小时不吃不喝。”李全瑞说,脱一次防护服就得换一套,“很麻烦,更是浪费,物资本来就紧缺,口罩也是,一旦暴露就得换新的”。

每件装备都需要珍惜,每段上班时间也严格把控。对医护人员来说,交接的时间点意味着穿好一切防护装备出现在隔离病房内。这需要他们提前半小时,依次戴上防护帽、N95口罩,穿防护服,戴第一层手套,穿鞋套,戴护目镜,再加戴一层外科口罩,再穿上一层隔离衣,再戴第二层手套。

相比于穿上时的“注意严密”,脱下这些层层覆盖的装备更要小心。“因为装备外面都被污染,都接触过病毒。”邢正涛说。

“目前我们医护人员的防护还是可以的,就是不能不在意,就像篮球、足球比赛,最终赢的可能不是进攻的一方,而是看防守有多好,能守得住才能进攻。如果一个职业医护倒下,损失会很大。”王长亮说。

与病患交流的关键在于不能让他觉得被抛弃了

从北京急诊科转战武汉一线隔离病区,邢正涛的家人在最开始“有些紧张”,“但实际上大家现在都比较平静”。在到达后的第4天,邢正涛还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样的话:不是生化危机,我们都很平静,病人也是,医护也是。

确诊和疑似病例的数据依旧每天更新,与邢正涛同为护士的妻子也在北京抗击疫情的一线,他们的通话内容仍和平常一样,“沟通今天收了几个患者”,“我们一般不受数据的影响,也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么”。

从“着急救命”到“把护理工作做细”,邢正涛和王长亮都经历了工作内容的变化,这其中,对病人关怀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焦虑是这些确诊患者普遍的情绪。

“穿上防护装备,有时患者看不见我们的口型与微笑,我就给他比划一个大拇指。”王长亮说,有时敲一下门、说一句“您好”、送一杯水都是一种尊重与鼓励,与病患交流的关键在于不能让他们觉得你在嫌弃他,不能让他觉得被抛弃了。

手势、眼神,言语成为特殊环境下传递鼓励、增加信心的方式。邢正涛这段时间最常说的就是“熬过这段时间咱们就好,加油”。遇到听力不好的患者,他得靠喊,“喊他们一定戴好氧气面罩”,“再比划出拳头的手势”。

实际上,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在隔离病区。在李全瑞所在的病区,收治的重症及危重患者本身血氧饱和度偏低,只要离开氧气面罩或无创呼吸机几分钟,就会呼吸困难甚至“撑不过去”。王长亮第一天上班,“一个晚上就没了两个”。王长亮说,病毒会将一些患者原有的基础疾病放大,“身体是一个系统,肺部出现感染会带动破坏心、肾等其他身体机能”。

“触动比较多,真的生命宝贵,尤其是重症患者,也有惋惜,我们认识到这个病是这样迅速,但怎么说,人的生命力还是很坚强的。”李全瑞记得一位78岁的患者,被120送来时已经危重,“我们都认为快不行了,后来氧气面罩和无创呼吸机交替用,一直坚持,第二天问情况还可以。”

李全瑞说,目前他所在病区重症及危重症患者的情绪“大部分都比较稳定”。

“隔离病区其实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压抑。”邢正涛说,医护人员尽力挽救生命,偶尔也会聊天,只是防护十分小心,“武汉本地的护士会聊武汉有哪些美食,那次正好是饭点,大家也很饿,就聊,我们就说你们有热干面我们有北京炸酱面,也呼应。”

也正是这次临下班前的偶尔聊天,邢正涛和同组医护约好,等疫情过去了一定吃武汉美食,“大家还约定,下次再来武汉,在没有疫情的时候,要把好吃的找到,都吃了”。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朱彩云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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