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快！氧气加上去、体温降下来、控制肺部病情发展，把病人救回来……”

在武汉经历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或历经劫难，挣扎求存，或日以继夜，治病救人。无论经历了什么，封城的2个月里，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们，纵有肉体层层包裹，仍是多有心碎。

在封城的日子里，援助湖北四川心理医疗队以倾听，见证了武汉的5827次心碎，也试图缝补，这5827次心碎。

【病人】

他曾想从十楼跳下去

没法给父母送终成最大心结

他大概50岁，不爱说话。进入方舱一个礼拜，成天都阴着个脸，要不就自己一个人缩在边儿上，像是在哭。你问话，他什么都不跟你讲。

他惦记着为父母送终的事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家人先后感染，在他被送进汉阳国博方舱时，父母已经都去世了。他常常一个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神情木讷，医护人员跟他说话，也都像是没听到的样子。攀枝花第三人民医院医生陈仁德随四川第六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到达武汉、进入方舱后，很快注意到了他。

“心理介入的第一步，没别的，往往就是聊天。”陈仁德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坐在床边儿，两个男人的对话艰难地展开，“他最大的心结就是父母去世了，他被关在方舱里，没法去殡仪馆，没法送终。”最绝望的时候，男人一个人在家里，很想从10楼跳下来，把一切都结束掉。

四川普通话和武汉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一来一往，聊罢，陈仁德站起来告辞，走时说道：“现在特殊时期，除了你，你看这方舱里，900个人都关在这里，没有办法，只有放宽心。至于送终的事，所谓厚养薄葬，只要平时对父母照顾得好，不用在意这一瞬间的不得已。”

一周后，陈仁德回访，他已经开始愿意说话，能主动和医护人员沟通，还能时常自己走一走。“行动力迟缓的‘亚木僵状态’好转，是很重要的心理好转迹象之一。”陈仁德觉得欣慰。

方舱里的圆桌对话

她哭着说，“我后悔过让出那个病床”

随着发现的病例增多，陈仁德决定在方舱里开一个“圆桌心理对话”。2月18日这天，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里的四川医疗队从下午2点就开始忙活，想办法找凳子，再一个病区一个病区通知“病人组长”——“我们有个心理咨询会，大家聊聊天啊，都给组里的人说一声。”

下午5点，13张椅子围成一个圈儿，除了坐着的人，周围还围着一堆观众，大部分都是女性。陈仁德穿着全套防护服，手里握一只扩音喇叭，开始和大姐大婶儿们唠嗑。有的人愿意讲一讲心里话，更多的人不开口，喇叭传到手里的时候，摆摆手让给下一个。传到第五个人手里，余娟(化名)一开口，眼泪就开始流。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我爸都确诊了，在卫生系统工作的朋友想办法给我找了个床位，我当时想着那么多人生病，我俩不算重症，不好意思去占那个床位，就没要。”她的眼泪从眼镜后面落下来，落到口罩上，湿了一片，“后来我病得最重的时候，120排队一百多个人，我一个人在家里，把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一口水都喝不下去，我觉得我快死了，那时候我真后悔没要那个床位啊。”

有时候她醒来，还记得梦里大片大片萧瑟的黄色菊花，她常常哭泣，挂念4岁的儿子，担心着幼儿园里自己的学生。

所幸伤痛在时间温柔的手里慢慢愈合，和陈仁德聊了几次之后，余娟开始试着重新出发，她主动加入方舱的志愿者队伍，从被救助者转变为救助者。

【医者】

不愿开口的医护人员：

“英雄怎么能出问题？”

病毒是无视身份的，压力也是。患者有自己的苦难，医者亦有自己的心结。在武汉，后者往往更加隐蔽、难以介入。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知名心理学专家邱昌建作为四川心理医疗队的“排头兵“，于2月初到达武汉，在展开工作后他发现，最明显的表象是失眠症状。

“一线医护人员都太忙了，压力太大。”邱昌建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四川心理医疗队采取了尽量简化的方式推进工作，“电话也好，网络也好，都力求让他们能有更多时间休息。”另一方面在他看来，一个关键点是，不希望用英雄主义来包裹医护们的血肉之躯，“几天内可能可以，但如果两三周甚至一两个月周期状态，个人是承受不了的，因为它是反常的。“

“心理咨询是需要对象自觉自愿，但是大部分医护人员不愿意开这个口，不愿意主动咨询，都说我没事，我没问题。”作为四川省第十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张波与全省大约50名同行一起，于2月21日到达武汉，核心的工作内容包括对患者以及医护人员进行心理疏导。

然而在实践中，心理咨询工作开展得并不太顺利，“一个原因是大部分国人确实还是对‘心理问题’比较忌讳，认为好像是自己懦弱的一样，不太愿意接纳心理援助；另一方面，医护人员们被抬到了‘英雄’的位置上，那么英雄，怎么能有心理问题？”

张波理解这样的称呼出于民众发自内心的感谢和真诚的赞美，“但把英雄这两个字一直安在他们头上，从当事人的角度，有些心理和情绪上的问题会被强行压制或者掩盖下来，得不到及时的疏导。”

崩溃的医生提前走出方舱

“我要马上去看看那个孩子”

但事实上，医护人员面对着极大的心理压力。和张波同一批到达武汉的心理医疗队队员李水英，就曾遇到印象非常深刻的医护人员案例。

这是在一家方舱工作的外地支援湖北的医生。“我不能告诉你是哪家方舱，叫什么名字，我们姑且叫她武医生吧。有一天正常查房的时候，她和一位病人聊了一会儿，聊到了病人家里的情况。”李水英后来了解到，这名患者是位母亲，孩子不到10岁，自己、老公、公公婆婆，全都被隔离。虽然自己是轻症进入了方舱，但家里有人病重，有人去世，在这样的极端情况下，幸免于感染的孩子被独自安排在另外一个隔离点。

当时武医生“感觉还可以”，但她查完房以后就“绷不住了”，于是提前结束工作，匆匆出舱。“一出舱，她一个人坐在从方舱回驻地的公交车上，一边嚎啕大哭，一边给队里的护士打电话，叫护士赶紧收拾驻地里的吃的喝的，她要去看那个被独自隔离的孩子。”

同事们发现了她的反常，向李水英求助，但武医生拒绝一切交谈，回到驻地后，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我们只能让护士隔一会儿去敲敲门，问她需不需要吃东西什么的，让她自己呆着，过一会儿可能会平静下来。”2个小时后，武医生开始愿意沟通，但仍执意要前往隔离点，李水英想了想，对她说了一句话：“做我们这行的，就算防护得再好，也有风险。你去了，要是给孩子带来风险怎么办？”

就这么一句话，武医生停住了已经迈出住地的脚步。

【数据】

心理干预5827次

有必要进行长期的观察和干预

武医生的情况不是罕见个例，根据四川省第十批援鄂心理医疗队组长李进提供的数据，截至3月19日，四川援鄂第十批心理医疗队共完成危机干预149人次，其中医生55人次，护理79人次，患者15人次；个别心理咨询1635人次，其中医生304人次，护士561人次，患者770人次；线下807人次，线上828人次)，团体治疗49次，覆盖869人次，其中患者219人次，医务人员404人次，支援人员269人次，记者5人次；巡查巡诊和联络会诊患者3146人次；推送精神心理健康知识科普32篇，覆盖29187人次。按照人次统计，总心理干预人次为5827次。

张波说，心理疏导应该是个长期的课题，以武医生为例，李水英至今仍和她保持联系，不定期回访。“大量康复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必要进行长期的观察和干预，而医护人员，尤其是武汉本地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也是如此。”而在李进看来，我们应对人类自身的坚韧更加抱有信心：“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心理问题，但是每个人也都有自己解决和排解的方式。大部分的问题，能够靠个人慢慢解决，必须医生介入心理干预的只是少部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