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西宁9月16日电 题：盆地里的生长

新华社记者熊争艳、王浡

青海，地处中国西北。柴达木盆地，地处青海西北。

“南昆仑，北祁连，八百里瀚海无人烟。”正如民谣描绘的，柴达木盆地遍布荒滩、戈壁，长期被视为不毛之地，但也因盐湖蕴宝、山川藏珍而被称为“聚宝盆”。

决战脱贫攻坚进入收官，记者来到柴达木腹地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这里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县级市，也是盆地里崛起的工业城。这里已经脱贫摘帽，那些曾与贫困抗争的人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一）

老范开着没有车窗玻璃的双排车而来，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盐田，这里是察尔汗盐湖。蒙语“察尔汗”，意为“盐的世界”。作为全国最大的盐湖，这里储藏着约600亿吨各类盐资源。

到记者跟前，老范熄火下车。他个子不高，黝黑的脸被太阳晒得发红，洗得发白的工服上有片片盐渍。他叫范玉林，50岁，工友们都喊他老范。

老范喊记者上车，开了十分钟，来到他干活的地方。盐田里的卤水被抽得差不多了，白色光卤石矿若隐若现。抽卤水、修泵，是老范的日常。

“最累是什么活儿？”

“换帆布，卤水渠里的。”

“多大的布？”

“一卷布3米宽、100多米长。换一次，要拉一车，50卷。”

“你一人干？”

“不，得十几个人忙两天吧。”

老范话少。记者连续问，他才挤出几句。

老范每月回一次家，平日就住盐田。他的“工棚”是一间用盐土块堆起来的房子，他拍着墙说：“这里不怎么下雨，绝对结实。”门一米多高，老范猫着腰才能进去，里面黑乎乎的，放着一张床一张桌，一个烧水壶一只杯子。屋顶留了个方形窟窿，一束光从窟窿透进来。

外人看来条件艰苦的工作，老范却觉得满足。“到格尔木这么多年，从没有像现在这么踏实。”他说。

30年前，老范从青海省海东市来到格尔木市，从淘金到打零工，能赚钱的活儿几乎都干过。

10年前，他遭遇“至暗时刻”：老婆得了肺结核，两个孩子要上学。“哪里都要钱，天天愁得睡不着。”他说，当时一天十几个小时搬砖、扛包、通下水，即使这样，家里还是欠了一屁股债。

6年前，得益于扶贫政策，政府帮他们维修了房子，发了低保，安排老范媳妇当上护林员。

俗话说“靠山吃山”，对于老范和村民来说，“吃”盐湖也是这几年的事。老范所在的新华村，是距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最近的村。村里不少人近年搞钾肥的包装、运输，老范去年进了公司，一个月拿4000元工资，人生头一回有了稳定收入。

新华村驻村第一书记朱生洪说，像老范家这样的贫困家庭，村里原有35户124人，现在政府促进转移就业，帮助20多人找到工作，安排20多人当上护林员。没有劳动力的家庭也有低保兜底。

“现在没啥担心的了，就想把两个娃娃供出来。”老范说，俩儿子现在在西安、武汉上大学。大儿子想考研，考虑到家里条件，又想放弃。

“我跟他说，现在有活儿干了，再不用借钱供你们读书了，你尽管去读吧。”老范一咧嘴，露出一口白牙。

（二）

记者走进格尔木东郊的红柳村，脚下是宽阔整洁的道路，眼前是整齐划一的民房。走进一户干干净净的小院，听到有人进来，户主李秀山摇着轮椅迎了出来。

她略施粉黛、戴着美瞳，请记者在客厅落座，转身进里屋关掉了摄像头。

“大姐，你在直播？”记者问。

“嗯，在快手上卖货呢。”李秀山腼腆一笑，指了指堆在沙发角落的针织鞋，“我一个月编十来双鞋，一双鞋卖100多元，平日吃穿是够了。”

2007年，30岁出头的李秀山在建筑工地打工时，被搅拌机砸中脊椎，从此残疾，离不开轮椅。

她没想到，生活的转机来自搬家。2013年，她搬到了拆迁移民新村红柳村。“乡亲都是从周边迁来的，本来不熟，他们却像家人一样轮流上门帮我。”她红了眼眶。

村里合作社搞当地少见的大棚种植，李秀山借钱入了合作社股份。合作社还为村民办技能培训班，她学会了编织。

日子越来越好的不只是李秀山家。“刚建村时，红柳村也缺少耕地，水电不通，村民都进城打工。”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善说，他们到外地取经，办合作社发展畜牧业、设施农业等，几年时间，红柳村就在这片戈壁滩上“扎下了根，开出了花”。

2019年，村合作社利润达100万元，带动200多名村民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1.7万元。

在李秀山家阳台上，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她说，刚搬来时，她开着三轮车去市里做小生意，风吹日晒，黑色的座椅被磨得微微泛白。

现在，李秀山偶尔会开着三轮车出去转转，“这辆车现在成了我的‘观光车’。”李秀山手里没停，上下忙碌的手指间，一只精致的凉鞋已有了雏形。

（三）

早上7点，位于格尔木市南郊的长江源村，咔瓦嘎蕃藏餐厅开门了。老板娘邓玛倚在店门口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昨晚12点她才关店回家。

邓玛今年刚满30岁，圆圆的脸上总挂着笑。她跟丈夫李新财结婚9年，有一个可爱的8岁女儿本措吉。

邓玛曾经生活在400多公里外的唐古拉山镇，那里海拔约4700米，靠近长江源头沱沱河。2004年，唐古拉山镇128户407名牧民群众响应国家三江源生态保护政策，移民搬迁到格尔木市南郊，2006年8月，长江源村成立。

“我没上过学，以前在山上只会放牧。搬下来头几年就是靠草场补贴，在家里闲着。”邓玛说。天有不测风云。2017年，身体乏力的李新财，被诊断为真性红细胞增多症。“这个怪病难治，我们到处看病，格尔木、西宁、成都、北京，跑遍了大医院，花光了积蓄，还借了钱。”邓玛说着垂下了眼睛。

邓玛夫妻俩一合计，不能再闲着了。2018年，他们投资2万元开了这家60平方米的藏餐馆。饭店开业后，日子变得忙碌起来，邓玛既是老板娘也是餐厅主厨，丈夫负责采购。

“去年，餐馆每天能赚一两千元。”她说，这样每天有事干的生活很充实。当然，最重要的是一家有了稳定的收入。

如今，丈夫病情也在好转，用的进口药也进了医保，每月自己只掏1000多元。“幸亏搬下来后，村里人都有了医保，不然每月光药费就要8000多元。”

“女儿放暑假，我们带她回了山上，帮姥爷剪剪羊毛。”夏天时节，邓玛夫妇会带孩子回长江源沱沱河，探亲访友、重温草原生活。目前唐古拉山镇还居住着500多人，依然以放牧为生，也全部脱贫。

（四）

这是我们在格尔木采访的三个人。

他们的经历是如此平常，就像成千上万因生病、因变故、因条件恶劣等原因，生活陷入困顿的人们。

但他们又如此不平常。他们生逢其时，在“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时代，他们被政府关注、被乡亲帮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始终保持向上的姿态，用坚韧面对困难，在谷底也要生长，如同他们身处的这片盆地，荒漠戈壁却孕育出丰饶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