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若依不是黄若依。或者说，这个名字原本不属于她。

她出生时，父母给起的名字叫黄媛媛。只不过，没有任何文件能够在法律上证明这个名字的存在。她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证，在人生的前24年里，她一直是一名“黑户”。

由于父母没有结婚证，且超生，她出生时没有落户。后来，办理户口登记时，按规定需要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可是，母亲失联，父亲不配合做亲子鉴定，“黑户”问题就这样一直困扰着她。

即使是她亲近的朋友，也很难想象，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她无法正常办电话卡、无法坐火车、不能去正规医院看病、不能谈婚论嫁。

这个问题，直到今年9月22日，在她求助媒体后才得到解决。在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分局办理户口登记那天，她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黄若依”。

办理户口以后，她需要迎接的，远不止那个新的名字。10月30日，黄若依来到南充市教育局，想知道是否可以重新接受义务教育——没有户口的日子里，她几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

拿到身份证后的这1个月，黄若依报名了驾照的科目一考试，去医院看了眼科。她7岁前被寄养在姨婆家，总是挨打，落下了斜视的毛病，小时候总被人说是“斗鸡眼”。虽然她早就原谅了姨婆，但她在意这一点缺陷，为此她没有拍过一张全身照，只让别人拍她的背影。

没有户口的时候，她没法去正规医院看病，如今她希望能够把眼睛治好。她想要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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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理户口登记之前，黄若依的名字、工作换来换去，恋爱谈过几次，但无疾而终。

她先后在奶茶店、咖啡馆、超市、理发店打过工，还曾在夜市摆摊，这些工作对身份证检查不严格。在咖啡馆打工时，她被人叫做“小凤”。她总是应声很慢，因为那来自她借用的身份证。黄若依的朋友张宣说，因为怕被人发现冒用身份证，她每个工作最多做两个月。

今年的疫情让她在城市里受到的限制又加上了一环——她的微信是托张宣进行的实名验证，健康码也要用他的。她借用的身份证在2019年到期，这意味着今年她彻底不能坐火车了。

从2016年开始，张宣两次陪着黄若依去派出所咨询户口问题，但都绕不开“把你的父母叫来”。这成了黄若依落户过程中越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她无法提供《出生医学证明》等材料，根据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她需要提供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来办理户口。当地一个派出所所长曾告诉她，“不拿鉴定你到我这来也没有用，我也没有权力去执行。”

但是，黄若依的父亲和母亲分居后，始终把她看作“归母亲管”的孩子，不愿意惹上麻烦，要求黄若依先拿出2万元才配合落户。这笔钱后来涨到了5万元、6.6万元。黄若依曾经把做亲子鉴定的人带到了父亲面前，父亲不愿意伸手配合采血。

黄若依开始寻求法律和媒体的帮助。她来到妇联时，工作人员说，本可以帮她找法律援助，但她没有身份信息，没法开推荐信。黄若依去找了律师，想咨询能否起诉父亲，强制要求他配合。律师说，由于她没有身份信息，不能立案。

最后，黄若依来到报刊亭，到报纸上去找记者的联系方式。

9月16日，《南充晚报》根据她的叙述刊发了报道，随后有警察给她打了电话，说他们看了报纸，很快会为她办理。9月22日，黄若依拿到了临时身份证。

拿到身份证后，黄若依首先想到的是上学的问题。

她没有上过学。她可以在微信上打出大段的文字消息，但提笔写字对她来说很困难，“要照着写才行”，“乘法口诀”也不太会背。朋友刘妙说，以前自己去上学的时候，黄若依就无处可去了。“她认识的字都是自学的，自己看书学的。”黄若依的母亲教会了她拼音，而电视成了她重要的老师，“从少儿频道里学到很多东西”。

现在，黄若依住的地方有一个两层的书架，上面摆放着十几本书，有《逻辑思维训练1000题》《每天健康一点点》，还有一套小学语文的教材，书脊上写着，“义务教育教科书”。

“义务教育”这个概念，近几年她才明白。过去，她一直以为不能读书，是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有钱人家孩子才能去学校上学”，因此，她几乎从未在母亲面前问起读书的事。

黄若依说，她童年时对未来的职业也曾有很多幻想。她曾经觉得“做警察真好”，还想过成为国家级运动员。但是，没有上学，这些都无从谈起。

9岁时，她有一天抱着一本书去南充市的一所乡村小学找邻居姐姐，就在窗边站着。一个老师看见了她，以为她是某个班级上的学生。黄若依告诉她，自己不上学，哪个班的都不是。老师说，你把你妈妈叫来，不收学费，只给书本费就好。经过一番劝说，妈妈同意她去那个学校旁听三年级的课程，但没有学籍。

很快她们又搬家了，学校生活只持续了3个月左右。

10月30日，她来到南充市教育局，了解是否能重新接受义务教育。教育局工作人员说，这么大年纪的学生没有学校收。他们建议她可以去试试职中，但是职中也没有义务接收她。

黄若依理解教育局的意思，“是当时的监护人给我造成这样的后果，就是说国家没有一定的义务去弥补。”但黄若依觉得，“小时候我没有办法去思考这些问题，而且我从12岁左右，就没有人一直带我，完全是自己长大的”。

离开教育局，黄若依又来到自己曾经旁听过的那所学校，想看“能否接收我这么一个特殊的学生”。副校长说，听说过她的故事，感觉很同情，但是她的年龄比较尴尬，很难单独规划出来一个教师来教。“这么大的人，来上学也会很奇怪”，学生和其他家长都会有看法。

小学无法接收，她又去职中咨询。11月2日，黄若依来到四川省南充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老师说，没有学籍不能收，但是由于她情况特殊，可以去问问教育局能否出示一个什么证明，这样他们有可能会收。

尽管在朋友吴青云看来，重返校园并不现实，但黄若依自己倒向往那样“枯燥”的生活。“拥有的人不会去珍惜”，她想住在封闭式学校里面，只有周末可以出来，按时睡觉起床，“在学校里面你除了学习什么也不能干”。她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得到调整。除此之外，她觉得以现在的文化程度，她只能选择工资不太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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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黄若依并没有感受到“黑户”带来的影响。她常去的黑网吧、商场、书店不需要出示证件，身边的玩伴也都是未成年人，都尚未拥有身份证。“我当时没觉得我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

2013年，17岁的黄若依在江苏打工时被要求提交身份证。辗转找到父亲，她这才发现，家里的户口本上没有自己。“纸包不住火”，对公司推脱了几次“身份证正在办理”后，黄若依离开了那个岗位，回到南充老家。

黄若依记事起，她父母已分居，她随母亲生活，但12岁时母亲和她失联。找不到父母，为了谋生，黄若依只能借朋友的身份证在本地租房和找工作。

黄若依说看到别人家人团聚，她觉得“只有我是一个人”。甚至看到恋爱的情侣，她都想到“我没有身份证，不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2019年，黄若依曾和前男友走到了谈婚论嫁的节点上。男方父母隐晦地说，“要先把户口问题解决了”，男友没有站出来维护她。他们很快分手了。

因为没有身份证，她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小时玩伴徐晴告诉记者，“她以前没有身份证，条件特别不好的黑宾馆才会收她。”张宣还把家里的房间腾出来给她住过一段。

她用着借来的身份证，照片上的人和她并不相像，她总解释会说，“瘦了，所以样子有变化”“化妆了”。但她还是“提心吊胆，像过街老鼠”。“如果被发现了，我也就实话实说，这不是我想的，我没办法。”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采访时，黄若依的父亲黄大前说，黄若依在家排行老三，当时上户口需要交罚款，他们拿不出来这个钱。现在他也不是存心阻挠，只是觉得，家里有些事还没有说清，这个女儿应该是归母亲管，担心以后她母亲回来，产生纠纷。他还说，钱是帮她母亲存的赡养费。

黄若依的母亲姓名不详，黄若依说，可能叫“王巧”或“王宗巧”。她是陕西安康人，高中学历。根据黄若依的说法，她20岁时被外公赶出家门，来到广州打工，遇上了当时30岁的黄大前，后来随他来到四川西充县。按照黄若依和其父亲的说法，黄若依母亲有些精神上的问题，她曾见过母亲在烟盒、旧报纸、广告页上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贴满出租屋的墙。

徐晴还记得她最后一次见到黄若依母亲的场景：在“黑宾馆”里一个非常破旧的房间，黄若依的母亲问12岁的黄若依有没有钱，黄若依给了她100元。她母亲当时似乎要退房离开。

那100元是黄若依在电玩城里用游戏币一点点换来的。黄若依回忆，母亲经常消失一两天、三四天，最后彻底失联了。网吧、电玩城成了她童年的避风港。

“她相当于是自己养活自己”，当时读三年级的徐晴家住那个网吧附近，她在这里认识了黄若依。黄若依和她一样大，但却和他们不一样，“又瘦又小，精神状态一点都不好”。她回忆，当时小区里的大人会当着黄若依的面说她像“吸毒”的人。黄若依往往就默默听着，也不反驳。

徐晴说，黄若依几乎靠在电玩城里赢钱为生：用游戏币换钱，一天赚几元，或者十几元，“有钱就有饭吃，没钱就不吃”。后来网吧的阿姨看她挺可怜，让她在那里当了个小网管，一个月给她几百元。刘妙还听说，黄若依有时候饿了或是渴了，就去百货大楼，要免费的水，或者吃一些免费品尝的东西。

黄若依说，和母亲在南通顺庆生活的5年中，他们差不多隔两个月就要搬家。她从来没上过学，但是，妈妈会把她打扮得跟普通的小朋友一样，周一到周五让她背个书包出去，里面装个本子和笔，别人放学的时候才能回家。这种生活至少持续了两年。

她背着书包在城市里游荡，最常去的是五星花园附近的商场、肯德基、德克士，在那里参加小朋友的活动，赢礼品，也在那里看电视。张宣说，她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我们没去过的地方，她全都去过”。黄若依回忆，她有时候会找一个人少的地下通道，坐在台阶上拿着书看。路人问她“为什么不去上学？”，她往往默不作答。

吴青云是黄若依18岁左右在动漫展览上认识的朋友，刚见她时，吴青云觉得，“从来没见过这么瘦的女孩”。

她会攒钱买一套动漫服装，穿到动漫展览上去。角色扮演成了黄若依后来最大的兴趣。“你扮演着自己喜欢的角色，会有别人也喜欢这个角色，可能会以这种方式来博得一种关注，就感觉你就会有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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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妙是黄若依十几岁时的玩伴，最初听她说起身份证的事，觉得“办身份证不是很简单吗？”“对于我们这种有身份证的人来说，怎么会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身份证的人呢？”。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黑户”有1300万人左右，占总人口1%。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这份意见提到，“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

很多“黑户”在这份意见指导下成功落户。但黄若依并没有因此走出死循环。

在家庭和有关部门两边，黄若依一直徘徊等待了7年，直到把这件事“闹大”，见诸报端。2020年9月22日，在见报5天后，若依拿到了自己的临时身份证。父亲始终没有配合。

徐晴说，抛开家庭环境不谈，如果能有一个户口，黄若依这些年至少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段稳定的爱情。

尽管黄若依比张宣要小，但张宣记忆中，黄若依一直是一个强势的大姐姐，会带着他玩，教他道理。吴青云也说，她很讲义气、果断，有时候还特别固执，认死理，认准了什么事情就必须要执行。

而在徐晴的眼里，这是她的一种“伪装”。她很少把那些难过的事跟朋友说。“明明其实我感觉她挺难过的，却一定要跟我说没事。”徐晴说。

张宣也回忆起她柔软和脆弱的一面，那是2009年，她看到黄若依在网吧里，总是怀抱着一只狗不放手。

黄若依说，12岁时，她在网吧玩QQ炫舞，在游戏里面加了一个好友，认了那个好友做哥哥。有天，她发现他偷了她游戏里的物品，觉得这个人没有真的把自己当妹妹。她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处境，“没有谁能那么在乎你。我妈也不管我，我爸爸和姐姐那个时候不知道在哪儿。”

上户口的时候，她下决心要用一个全新的名字。“别人都说，名字是要父母取才行，父母是爱孩子的，会精心为孩子取下名字，但是我没觉得他们多爱我，所以我想给自己取个好听的名字。”如今叫黄若依的那个女孩儿说。

黄若依觉得，24岁拿到户口，还不算太晚。“就像很多大学生毕业的时候，是他们人生真正刚开始的时候。那现在我去做任何事，去学习，去考驾照，都还不算晚。”

实习生 郭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