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拍好法治题材影视作品:尺度不是问题,普法才是关键
近年来,一部部法治题材影视作品以高品质、高口碑的姿态进入观众视野,《沉默的真相》《人民的名义》《扫黑风暴》等影视作品在融合了更类型化的表达和更深入的现实根基后,也成为国内电影、剧集类型创作的重要代表。

如何拍好法治题材影视作品:尺度不是问题,普法才是关键

来源:澎湃新闻2021-10-19

近年来,一部部法治题材影视作品以高品质、高口碑的姿态进入观众视野,《沉默的真相》《人民的名义》《扫黑风暴》等影视作品在融合了更类型化的表达和更深入的现实根基后,也成为国内电影、剧集类型创作的重要代表。

正在举行的第5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平遥创投”与新设的“平遥创投·剧集计划”单元的法治题材剧本为数不少,足以说明这一题材作品正受到电影、剧集创作者的高度关注。

作为我国司法及执法部门的宣传文化主阵地,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中央政法委综治信息中心等部门在法治题材作品的选题策划制作、专业领域指导、实际拍摄协助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0月16日的影展学术论坛,以“如何讲好法治故事”为题,上述部门的负责人与创作者近距离分享了法治故事创作的取材、方向与边界。

“山高路远坑深”的法治故事

“法治题材的影视作品是让主管部门又爱又恨,爱的是我们观众要看,我们的职能部门要进行法治宣传,我们的国家要进行普法。另一方面,恨的是法治题材的影视剧‘坑’比较深,如果把握不准,或者结尾交代的不清楚,它就特别敏感。”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这样形容这个特殊题材。

“山高路远坑深”是创作者要面临的挑战。范子文说,“‘山高’是我们法治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要响应习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号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不仅要有文艺作品的高度,更要攀登文艺作品的高峰,但是高峰攀登起来是很难的。‘路远’就是任何一部戏的创作、影视剧的创作,特别是法治题材影视剧的创作时间都很长,我们看到的、现在在说的这些作品,能顺利第播出来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有一部分法治题材的影视剧,包括我们这儿创作的影视剧,创作完以后还处于待播状态,有的已经是四五年的时间,说路程是比较远的。‘坑深’是说审查环节还是比较敏感的,影视剧审查机关要严格把关,把所有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解决所有问题的根基,都需要主创的深入扎根现实。以不久前热播的《扫黑风暴》为例,中央政法委综治信息中心副主任王猛介绍,从最开始要策划扫黑题材电视剧的时候,定位的几个原型案件里面第一个选择的就是孙小果案,“为孙小果案我去了云南四趟,前前后后去调研了解,我们觉得它非常典型。然后又去融合操场埋尸案、海南的黄鸿发案等大概四五个案件,把其他的线索往里面做。”

同时,王猛介绍,《扫黑风暴》的拍摄过程中,政法委配了一个二三十人的专业指导团队,从公检法司各部门的角度为剧方提供咨询。但同时,指导部门也充分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我当时跟他们讲不允许他们干扰里头的剧情设计、人物设计,因为呈现的是法律事实不是艺术表达的事实,将来这个作品是要面向观众的,裁判文书上网都可以看到,做个剧是想用他的故事勾连起大家对生活的感觉,通过这种感悟能够感受到法治进步的力量。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有普法的功能。”

尽管几乎每一部相关题材的创作开始之初,主创都会有相应的考察、采访、体验生活的功课,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主任田水泉注意到,当下影视行业从业者对法治精神的领会依然是远远不够的。“法治题材创作的困境,现在确确实实是缺乏懂专业的创作人员,我们看到的许多作品也好,虽然打着法治题材的头衔,但实际里面法治上的瑕疵还是比较多,有的甚至体现的精神都不是法治精神。这个根子在创作人员对法律的理解、学习是有欠缺的。有时候仅靠创作前期去公检法机关体验几天生活,根本达不到目的,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搞法治题材创作尤其从编剧环节抓起来,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拿到项目一年两年就想见成效。”田主任甚至当场表态:“不管哪个公司愿意去我们各级人民法院体验生活,去搞创作,我们都永远敞开大门欢迎大家。”

“尺度是为立场服务的”

近年来,每有“爆款”影视剧产生,其中的“尺度”也总会成为观众和行业热议的话题。此次在论坛上,这个话题也被从业者广泛提及。

中央政法委综治信息中心副主任王猛提到,《扫黑风暴》的导演五百和他的第一次见面问的问题就是,“你给我们的尺度能有多大?”这几乎是所有面向这个题材创作的人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在王猛看来,创作阶段不应被尺度所限制,“我回答说咱们先不要讨论尺度,咱们先来说立场,只要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立场是对的,尺度是为立场服务的。后来创作团队实现了我们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原则,就是‘罪恶的尺度再大,最终成就的是正义的高度’。”

电影《扫黑·决战》的总制片亚宁也谈到,在最初启动项目时,也曾担心地第一时间去询问有关部门关于尺度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先去深入生活,然后根据这些你们先写,不用把自己框住,可以放心地去做”。这也给了创作者很大的信心和底气。

除了罪案的表现,一些人物描写上的突破同样是近年来在法治题材中出彩的部分。例如《扫黑风暴》中胡笑伟这个角色,在创作之初会担心“基层派出所特别辛苦,有这样一个形象最后被表现出来以后那是对我们整体的队伍形象是不是会带来影响呢?是不是会打击我们基层民警工作积极性呢?”事实上,剧集播完以后,许多基层一线民警和普通老百姓都对这样的人物设计给出了好评。“如果这样的人,这样的形象,我们在荧屏上见不着,老百姓在真实生活中到派出所办事遇到了他会怎么去想?这样的形象都不敢上荧幕,我们还谈得上我们教育整顿是一场真诚的、真实的、负责任的教育整顿吗?我们政法队伍里头有违法违纪的,有害群之马,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不能去表现,不能去表达的话,我觉得我们对观众不真诚。”

王猛这样形容不断开拓法治题材尺度边界的过程:“我们到了一个黑黑的山洞里面,一束光都没有,但是远处有束光一点一点亮了起来。我觉得突破是要有代价的,可能会留下一些伤痕,也给下一部留下了创作的余地和空间。”

“只看毒品和命案,法治未免太片面了一点”

在我国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发现、挖掘和传播法治故事是弘扬法治精神、培养法治意识的重要手段。除了尺度,在题材上的不断拓展和探索同样是论坛与会者所关注的议题。除了观众已经相对比较熟悉的刑侦题材,在司法体系内,还有许多值得书写的故事。

范子文谈到最高检影视中心制作的新剧《巡回检察组》,“我们检察机关有一块工作几乎是鲜为人知的,就是大墙内有检察官在行动。高墙内检察官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新时代下驻监狱的检察官是如何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这些内容都鲜为人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请编剧余组织了团队,深入的下生活调研。从一张白纸开始深入了解,才创作出了电视剧《巡回检察组》。”

同时,范子文也注意到,相对于更多表现公安机关的刑侦戏,“我们国家在法治影视剧里面,最不发达的是律政戏或庭审戏。在西方,庭审戏很发达,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检察官的形象主要是在法庭上,在法官审判长的主持下,我们和律师、和被告人在法庭上进行庭审,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惩治犯罪。”

曾参与了《阳光下的法庭》《小镇大法官》等影视剧的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主任田水泉认为,最然有一些法治题材影视剧并没有成为“爆款”,但这样的创作依然有其重要的意义。“法治故事并不一定都得是贩毒、罪案,法治不是这样的,法治其实离我们老百姓,离每一个都是很近的。我们也想通过作品告诉观众这一点,哪怕只有一小部分观众能从我们的作品里看到法治的美好,看到法治是自己最温暖的保障,是自己最可靠的依赖,我们就很欣慰了,我们不比爆款,只比温度。”田水泉还谈到,拍法治故事,不能一味地只去关注一些已经被验证了的受市场欢迎的热点,“有些来找我们合作的公司,一开口就说咱们要做《扫黑》、《破冰行动》这样类型的,眼中只有毒品和命案,从法治故事的角度出发,这太片面了一点。我认为,法院应当更多地关注如何通过作品告诉老百姓,什么是罪,什么是非罪,什么是罪轻,什么是罪重,这种东西给老百姓普及之后,可能再看这样的作品,就不仅仅是娱乐而已了。”

澎湃新闻记者 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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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拍好法治题材影视作品:尺度不是问题,普法才是关键

2021-10-19 11:10:31 来源: 0 条评论

近年来,一部部法治题材影视作品以高品质、高口碑的姿态进入观众视野,《沉默的真相》《人民的名义》《扫黑风暴》等影视作品在融合了更类型化的表达和更深入的现实根基后,也成为国内电影、剧集类型创作的重要代表。

正在举行的第5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平遥创投”与新设的“平遥创投·剧集计划”单元的法治题材剧本为数不少,足以说明这一题材作品正受到电影、剧集创作者的高度关注。

作为我国司法及执法部门的宣传文化主阵地,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中央政法委综治信息中心等部门在法治题材作品的选题策划制作、专业领域指导、实际拍摄协助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0月16日的影展学术论坛,以“如何讲好法治故事”为题,上述部门的负责人与创作者近距离分享了法治故事创作的取材、方向与边界。

“山高路远坑深”的法治故事

“法治题材的影视作品是让主管部门又爱又恨,爱的是我们观众要看,我们的职能部门要进行法治宣传,我们的国家要进行普法。另一方面,恨的是法治题材的影视剧‘坑’比较深,如果把握不准,或者结尾交代的不清楚,它就特别敏感。”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这样形容这个特殊题材。

“山高路远坑深”是创作者要面临的挑战。范子文说,“‘山高’是我们法治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要响应习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号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不仅要有文艺作品的高度,更要攀登文艺作品的高峰,但是高峰攀登起来是很难的。‘路远’就是任何一部戏的创作、影视剧的创作,特别是法治题材影视剧的创作时间都很长,我们看到的、现在在说的这些作品,能顺利第播出来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有一部分法治题材的影视剧,包括我们这儿创作的影视剧,创作完以后还处于待播状态,有的已经是四五年的时间,说路程是比较远的。‘坑深’是说审查环节还是比较敏感的,影视剧审查机关要严格把关,把所有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解决所有问题的根基,都需要主创的深入扎根现实。以不久前热播的《扫黑风暴》为例,中央政法委综治信息中心副主任王猛介绍,从最开始要策划扫黑题材电视剧的时候,定位的几个原型案件里面第一个选择的就是孙小果案,“为孙小果案我去了云南四趟,前前后后去调研了解,我们觉得它非常典型。然后又去融合操场埋尸案、海南的黄鸿发案等大概四五个案件,把其他的线索往里面做。”

同时,王猛介绍,《扫黑风暴》的拍摄过程中,政法委配了一个二三十人的专业指导团队,从公检法司各部门的角度为剧方提供咨询。但同时,指导部门也充分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我当时跟他们讲不允许他们干扰里头的剧情设计、人物设计,因为呈现的是法律事实不是艺术表达的事实,将来这个作品是要面向观众的,裁判文书上网都可以看到,做个剧是想用他的故事勾连起大家对生活的感觉,通过这种感悟能够感受到法治进步的力量。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有普法的功能。”

尽管几乎每一部相关题材的创作开始之初,主创都会有相应的考察、采访、体验生活的功课,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主任田水泉注意到,当下影视行业从业者对法治精神的领会依然是远远不够的。“法治题材创作的困境,现在确确实实是缺乏懂专业的创作人员,我们看到的许多作品也好,虽然打着法治题材的头衔,但实际里面法治上的瑕疵还是比较多,有的甚至体现的精神都不是法治精神。这个根子在创作人员对法律的理解、学习是有欠缺的。有时候仅靠创作前期去公检法机关体验几天生活,根本达不到目的,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搞法治题材创作尤其从编剧环节抓起来,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拿到项目一年两年就想见成效。”田主任甚至当场表态:“不管哪个公司愿意去我们各级人民法院体验生活,去搞创作,我们都永远敞开大门欢迎大家。”

“尺度是为立场服务的”

近年来,每有“爆款”影视剧产生,其中的“尺度”也总会成为观众和行业热议的话题。此次在论坛上,这个话题也被从业者广泛提及。

中央政法委综治信息中心副主任王猛提到,《扫黑风暴》的导演五百和他的第一次见面问的问题就是,“你给我们的尺度能有多大?”这几乎是所有面向这个题材创作的人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在王猛看来,创作阶段不应被尺度所限制,“我回答说咱们先不要讨论尺度,咱们先来说立场,只要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立场是对的,尺度是为立场服务的。后来创作团队实现了我们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原则,就是‘罪恶的尺度再大,最终成就的是正义的高度’。”

电影《扫黑·决战》的总制片亚宁也谈到,在最初启动项目时,也曾担心地第一时间去询问有关部门关于尺度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先去深入生活,然后根据这些你们先写,不用把自己框住,可以放心地去做”。这也给了创作者很大的信心和底气。

除了罪案的表现,一些人物描写上的突破同样是近年来在法治题材中出彩的部分。例如《扫黑风暴》中胡笑伟这个角色,在创作之初会担心“基层派出所特别辛苦,有这样一个形象最后被表现出来以后那是对我们整体的队伍形象是不是会带来影响呢?是不是会打击我们基层民警工作积极性呢?”事实上,剧集播完以后,许多基层一线民警和普通老百姓都对这样的人物设计给出了好评。“如果这样的人,这样的形象,我们在荧屏上见不着,老百姓在真实生活中到派出所办事遇到了他会怎么去想?这样的形象都不敢上荧幕,我们还谈得上我们教育整顿是一场真诚的、真实的、负责任的教育整顿吗?我们政法队伍里头有违法违纪的,有害群之马,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不能去表现,不能去表达的话,我觉得我们对观众不真诚。”

王猛这样形容不断开拓法治题材尺度边界的过程:“我们到了一个黑黑的山洞里面,一束光都没有,但是远处有束光一点一点亮了起来。我觉得突破是要有代价的,可能会留下一些伤痕,也给下一部留下了创作的余地和空间。”

“只看毒品和命案,法治未免太片面了一点”

在我国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发现、挖掘和传播法治故事是弘扬法治精神、培养法治意识的重要手段。除了尺度,在题材上的不断拓展和探索同样是论坛与会者所关注的议题。除了观众已经相对比较熟悉的刑侦题材,在司法体系内,还有许多值得书写的故事。

范子文谈到最高检影视中心制作的新剧《巡回检察组》,“我们检察机关有一块工作几乎是鲜为人知的,就是大墙内有检察官在行动。高墙内检察官是如何开展工作的、新时代下驻监狱的检察官是如何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这些内容都鲜为人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请编剧余组织了团队,深入的下生活调研。从一张白纸开始深入了解,才创作出了电视剧《巡回检察组》。”

同时,范子文也注意到,相对于更多表现公安机关的刑侦戏,“我们国家在法治影视剧里面,最不发达的是律政戏或庭审戏。在西方,庭审戏很发达,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检察官的形象主要是在法庭上,在法官审判长的主持下,我们和律师、和被告人在法庭上进行庭审,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惩治犯罪。”

曾参与了《阳光下的法庭》《小镇大法官》等影视剧的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主任田水泉认为,最然有一些法治题材影视剧并没有成为“爆款”,但这样的创作依然有其重要的意义。“法治故事并不一定都得是贩毒、罪案,法治不是这样的,法治其实离我们老百姓,离每一个都是很近的。我们也想通过作品告诉观众这一点,哪怕只有一小部分观众能从我们的作品里看到法治的美好,看到法治是自己最温暖的保障,是自己最可靠的依赖,我们就很欣慰了,我们不比爆款,只比温度。”田水泉还谈到,拍法治故事,不能一味地只去关注一些已经被验证了的受市场欢迎的热点,“有些来找我们合作的公司,一开口就说咱们要做《扫黑》、《破冰行动》这样类型的,眼中只有毒品和命案,从法治故事的角度出发,这太片面了一点。我认为,法院应当更多地关注如何通过作品告诉老百姓,什么是罪,什么是非罪,什么是罪轻,什么是罪重,这种东西给老百姓普及之后,可能再看这样的作品,就不仅仅是娱乐而已了。”

澎湃新闻记者 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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