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陈晨

在中国传媒大学读书的时候，魏书钧花两万块买了一辆濒临退休的二手吉普车。买车后，他和朋友的日常总有那种啼笑皆非的对话，“需要送你去上学吗？”“不用，过了天桥就到了”……他总觉得有了车应该能驰骋去更大的世界，也更像一个真正的成年人。魏书钧想开着他的车，带朋友去内蒙古玩上一圈，至于为什么是内蒙古，因为那是离北京最近的顺理成章适合去撒野的地方。结果车子天热也坏，天冷也坏，尾气大得不好意思开上街。那辆车只短暂陪伴了他几个月，就以3000块的价格贱卖去了内蒙古放羊。魏书钧心心念念没去成的地方，他的车替他去了。

把车卖了以后，他有时候会想，那辆车在草原上，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这成了一个电影意象，他以此为起点，拍了电影《野马分鬃》。

2020年，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全球电影节大多停摆，戛纳给出了一份甄选自全球的56部电影片单。这份片单中包含了诸如《法兰西特派》《菊石》《釜山行2》《酒精计划》等高关注度和知名导演的作品，两部入选的华语片，分别是徐克的《七人乐队》和魏书钧的《野马分鬃》。同年，《野马分鬃》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亮相，成为当届观影的大热门。不同于绝大多数电影节电影的深沉，《野马分鬃》洋溢着一种轻快自由的气息，它从一个录音专业学生的视角批判了学校脱离实践的教育和片场混乱权力关系的荒诞性。而其中一个经验“过于丰富”的叛逆学生在即将走上社会的一段时间里，密集经历从自我认知到各方人际关系的重建。站在成长的分水岭上，他像所有急于驰骋的少年一样，迫不及待想要冲出围栏，但一番横冲直撞之后，才发现，人生不过是一个路口接着一个路口。凭借这部电影拿下演员生涯第一个最佳男演员奖的

周游，在片中顶着一个前半个脑袋是板寸，后半个脑袋长发飘飘的奇特发型，好似马鬃毛。周游第一次试装的时候，自己心里也犯嘀咕，本来脸就长，再配上这么个发型，“可不就像一匹马了？”片中这个名叫左坤的少年，满是导演魏书钧自己的影子。他要周游表现出一匹“野马”的状态，野蛮生长、横冲直撞，有种半吊子的混不吝和不羁，还没想明白、看明白很多事，但已经逐渐自己撞出某种通往成人世界的轮廓和边界。“学校里最社会的人，社会里最学校的人”，是魏书钧在为《野马分鬃》招募演员的“组讯”里，对左坤这个角色的描述。

魏书钧自己，也是个有点“社会”的状态。因为有个身为曲艺艺人的舅舅，魏书钧14岁就有机会接触影视表演，出演过《网络少年》《戈壁母亲》等影视作品，算是个童星。

到了考大学的时候，他被中传招生简章上录音专业的图片吸引，觉得戴着耳机推调音台的师哥“帅爆”，加上从小学习古典音乐，于是报考了录音专业。他在大学里帮人拍片，做场记、副导演，大量观影，开始真正确定了自己的导演梦想。在学校里，魏书钧不算是个让人省心的学生，还一度差点毕不了业。他电影里表现出的那股子自由和野蛮生长的劲儿，倒是片如其人的真实可爱。《野马分鬃》不是他第一次和戛纳结缘，2018年，他的研究生阶段毕业作业《延边少年》，入围了当年戛纳的短片单元并获得特别提及奖。在那部短片中，朝鲜族少年驾着摩托离开村庄，想去国界线的另一边看看，但又因封路而退缩了回去。《野马分鬃》之后魏书钧又拍摄了下一部长片《永安镇故事集》，再度入围戛纳的导演双周单元。电影里有个想要走出永安小镇的老板娘，满心悸动，限于囹圄。

心向远方而终不能抵达，仿佛成为魏书钧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某种主题，调侃与自嘲之下，他的电影又统一地传达出一种幽深的伤感与虚无。入选戛纳的那一年，电影没能好好和观众见面。对魏书钧来说，这好像一个“放了半场的礼花，听见响动，却没有绽放”。11月26日，《野马分鬃》在全国上映，算是一场迟来的花开。在此之前，澎湃新闻记者和这个已经诸多荣誉加身的导演新秀聊了聊他的电影之路。

【对话】

从童星到导演，不是“戛纳嫡系”澎湃新闻：你入行挺早的，从童星演员，到学录音这种技术类的工种，到成为导演，这个过程中一路对电影的认知是怎样的？

魏书钧：小时候以演员的身份演过几个戏，那个时候不会说有多深远的影响，就对他们工作的氛围挺喜欢的，但年龄小，从演员的角度去看到一些很有限的，但接触了这些拍戏的哥哥姐姐，他们有时候就推给我一些电影让我看，我在高中的时候看《教父》《放牛班的春天》这些电影，那个时候算是受到了一些启蒙，可能也看不太懂，但觉得那东西挺好玩的，同时我因为从小在剧组的经验，好像觉得我知道它怎么拍出来的，有这种感觉。上大学以后，看的片子比较多，有相关的课什么的，我们学校的氛围，大家看电影还挺多的，我看着就觉得自己挺想做这个事。我上学那个时候，刚好赶上了5D2的兴起，所有人都可以拿小机器去拍短片，逐渐也萌生了一些自己拍东西的想法，但我最早拍东西也不是纯粹的故事片，就是一些小的VCR，慢慢的拍得多了，就能接一点小广告的活儿，有时候去给人家做助理、做场记什么的，加上原来有一些摄制组工作的资源，于是又开始接触片场，积累了一些经验。

澎湃新闻：可以想象，录音专业肯定是有很多活儿可以接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真正创作的意识？

魏书钧：创作是大二开始上专业课的时候，老师讲声音也是电影很核心的部分，是视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比较强调声音的重要性。但实际在出去“干活”的经验里，就发现好多的摄制组对声音是不重视的，声音部门的人有时候挺尴尬的。我到大三的时候，已经拍了好多短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能再干这个事了，我意识到如果我想再接这活，可以一直接，我会忙得一直停不下来，可这些一直牵扯我的事，又让我觉得没意义。我就想不做这个事了，开始学习导演。

澎湃新闻：你电影里的人物，会有些笨拙或者不合时宜的地方，算是自我投射吗？怎么看待自己某些“不成熟”的部分？

魏书钧：对。我觉得长大或者说成长，并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总会有点披荆斩棘，或者说刀光剑影的东西在，总会受伤，会付出代价，但往往人对代价的认识是有点滞后的。是疼了以后，才会发现一些事情发生了变化。创作其实也是在反观和捕捉那些疼的感觉。

澎湃新闻：你自己的经历里，哪些事情是让你疼的？从“左坤”到魏书钧，之后还要经历什么？

魏书钧：失去都是会疼的。比如情感关系的失去，比如对于一些由于自己的莽撞，或者说几乎无知的做法对别人的伤害，意识到这些，会比以前有所收敛，会成熟一点。如果放在电影里面，左坤还有很多没经历的事情，我也没有要把自己对于成长的感悟都放到他身上，有些事在他角色所处年龄都没有展开。

澎湃新闻：从毕业短片开始，你已经三次入围戛纳，国内一些声音把你评价为“戛纳嫡系”，这个说法你怎么看？

魏书钧：我觉得不至于，只不过是刚好片子拍出来的时间点，在报送电影节展的时候，刚好比较合适。选上肯定是开心的，是一种鼓励和肯定。

荒诞本身是一种视点，喜剧效果来自于自观澎湃新闻：你怎么定义《野马分鬃》这部电影？其中个人经历还原的比例有多大？

魏书钧：我觉得它是一部真实的、真诚的，也有趣的青春片。个人经历的还原，大概三成吧。主要是围绕那个车的那一部分的事，还有我是学录音的，其他的一些还好。可能个别的拍戏的部分，也有一些经验感受上的移植，但没有一场拍戏的，或者戏中戏的戏是完全一样的。只是感受上或者个别人物上可能有参考。

我也没有一直逃学不上课，虽然实践经验挺丰富，但是没有旷那么多课，也没有那么多重修，我后来是我们学校优秀毕业生！

澎湃新闻：听说中传是一个特别有“自黑精神”的学校，你的电影里也有很多对教育的批判，这个东西有影响到你的创作吗？

魏书钧：可能是间接影响。我们学校有个小舞台，每年新生可以去表演节目，台下观众会往上扔菜、扔纸飞机什么的。原来坊间传闻有种说法，上过广院的小舞台，你就能上任何的舞台。我上去过，当时上去说唱了一段rap，收到一些嘘声，后来好像还有人把我的麦直接拉掉了，当时觉得挺不服气的，但确实挺感谢学校那样的一种氛围。

澎湃新闻：这个电影，当时在平遥放完的时候，就有人说这是个喜剧，包括今年的《永安镇故事集》，你的两个片子在电影节放映的时候，都是在影厅里引发爆笑的，但这又不是传统的搞笑，比较好奇这种“笑果”，是怎样从自身的经验里提炼出来的？

魏书钧：我知道做这个地方可能会笑，因为它产生让别人感觉荒诞的这种效果，我是有预期的。因为我本来觉得这个事情是有意思的，但是我没有定位说，这是一个喜剧，或者以一个喜剧的标准或思维去指导具体的创作。我没有去预设一个笑点，希望去有意引导观众来笑，更多的是来自于人物和生活的关系，还有一些类似的经历，我自己看待自己的生活。可能有时候也会觉得，果然年轻的时候会犯傻。当然，我比剧中的人物自知多一点。

澎湃新闻：电影里批判和讽刺的，一部分是电影这个行业，还有现场拍摄的一些状况，这个是基于什么样的经验和观察？

魏书钧：我觉得发现荒诞本身是一个视点，而不是从一个批判的角度先行出发。电影里的，也是年轻导演剧组里比较常出现的状况，比如说我们剧组里面有一个更有经验的摄影师，导演可能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摄影师会有更多的话语权，导演可能就属于一个很被动的位置，但又不太敢发表自己真实的见解，可能他自己也不确定。包括一些导演，他也说一些无用的废话，那些话其实跟真理一样的，本身也是没问题的，但他引述在一个具体场景里面的时候，就会出现极大的荒诞感，那也是我们真实经历过的，有很多次的体验。包括引经据典很多大师说的话，都对，但那些对的话没法具体指导一个镜头的拍摄。

澎湃新闻：你自己的现场是哪种导演？从目前《野马分鬃》和《永安镇故事集》来看，是比较随性发挥的那种吗?

魏书钧：我觉得电影拍摄很重要的一个趣味，得在一个确定方向的路径里面，有很多不确定的变化，有的时候可能给自己平添更多挑战，甚至是麻烦了，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意思的。对我来说，剧本只是文本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拍摄的时候我们先是到这个环境，看这个环境里面，他们是不是还要做原来剧本里面描述的那件事情，或者是那个事情的一个变奏，或者是完全抛开它。这个我会到现场环境里去确定，然后专业的工作人员、演员和我一起找到这个东西，找到这个东西之后，我觉得准确的台词，会自动找过来，好像它们来适应这个场合一样，肯定就不是原来剧本上那些写好的东西。还有个别演员，他们可能会用更习惯自然的方式去演绎，或者提出一个更有意思的方式。

剧本只是起点，一个电影，剧本的功能，其实承载的是一种你创作时的心境，你的理解角度，在现场的时候，导演的工作不应当是翻译，仅仅是把文字的抽象翻译成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把那当成一个介质，在现场用实际的情况把它调动出来，我觉得，这是导演很重要的工作。所以实际最后片子呈现和最初创作剧本的差距还挺大，台词的话可能会有一半的改变。

澎湃新闻：在你的电影里，好像每次都有一个主题是要去远方，《延边少年》是去延边，《野马分鬃》是去内蒙古，《永安镇故事集》里也有一个想要出走的老板娘的角色。最后，这些角色都没办法到达，为什么对这样的主题情有独钟？

魏书钧：我拍的时候其实没想这么多，但可能有某种巧合。《野马分鬃》这里，就是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想去内蒙古，也没去成，但那种想去，也没有多笃定，或者是不得不的一个原因，好像就是开着一个吉普车，你就应该去趟内蒙古一样。电影里那个角色，也不是说他对草原有多少的热爱向往，他只是可能随口一说，只不过在他很多事情每况愈下的时候，去那里变成一种必然，或者是一种逃避。我关注的，还是具体的那个人，那个角色的状况，他的事件可能就跟着脉络往下发展而已，我没有想过一定每个故事都有一个远方，虽然的确后面的剧本里还是有这么个地方。也许在我自己的潜意识里，这是非常重要的某种动机，我还不知道，可能需要更多的样本。

坚持银幕阵地，拍有态度和表达空间的电影澎湃新闻：《野马分鬃》入围的2020年，是很特别的一届戛纳，是一个“全球甄选”片单的形式，你还记得自己当时入选的感受吗？

魏书钧：我觉得确实还挺特别的，在全球新冠疫情那么严重，整个电影行业都特别丧的时候，当时好多电影节都取消，电影整个行业也没有什么新的动向，电影院都没有开门的，那有一个华语片或者有一个大陆的年轻的导演，被提名在这样一份名单里面，我觉得是开心的，我也觉得好像能让大家更知道我一点。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挺遗憾的。每个电影开始之后，都有它自己的命运，《野马分鬃》这部电影的命运可能就是要这样，好像放了个礼花一样，但是没有真正的绽放，好像有个声音没有看到它亮。到现在上映，亮得稍微晚了点，但也挺好。

澎湃新闻：《延边少年》当时在戛纳拿奖，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高的起点，对之后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魏书钧：我觉得心态上是没什么变化，我还是关注在自己创作的方面。拍长片，每天面对场景面对空间的时候，可能会有新的认知。比如我们在说表现时间和空间方法上，因为拍摄短片的积累不够，对空间其实谈不上什么认识，但在长片里，我是完成了这种认识的构建的，我觉得从业务上来说，这方面的进步是自己能很明显感知到的。另一方面，因为这种长片的工作方式，要调动和协调的人更多，在管理沟通上，也会比拍短片的时候掌握更多的方法。

澎湃新闻：在作品正式和大众见面前，你的两部长片都已经在电影节收获很好的口碑反馈，很多人对你的评价是，认为你是很有机会往类型片方向去发展的导演，你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是怎么想的？

魏书钧：未来看题材和具体项目的需求了，我觉得是要拍有态度的电影，能有自己表达空间的电影，这是比较重要的。我并不排斥成为职业导演或者拍类型片这种事，有很多导演，比如伍迪·艾伦，或者科恩兄弟，他们也是有作者性，只不过他们的类型不是常规化的那种，但他们的东西照样卖座。

澎湃新闻：《野马分鬃》和《永安镇故事集》都是基于电影的电影，作为一个传媒大学的学生，是不是相比电影学院，会对媒介有一个更开放的态度？对于电影今天的处境，作为90后的导演，怎么看待呢？

魏书钧：我应该觉得有点伤感，但也不得不承认，今天在电影院看电影对很多人已经不是必须的，也不是所有电影都需要在大银幕上放。但我自己是一个有很浓重影院情结的人，对于自己的创作，还是会比较坚持在这块阵地上。同时，我觉得中国电影还需要更多元，随着观众的迭代，也是会有新的东西，被大家所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