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忠（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教授）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指明了努力方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下文学创作的底气、本色和源泉，是促进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资源和不竭动力。当代文学创作应该如何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拓创新？面对新的时代环境，传统文论如何保持鲜活性和有效性？我们专门推出两篇专家笔谈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和阐释。

长篇小说《白鹿原》写“仁义白鹿村”，以关陇学派最后一个大儒朱先生和维持乡村古老秩序的老族长白嘉轩为两翼，展现关中平原的命运浮沉与文化兴衰。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语境下，儒家文化焕发着巨大的生命力，向今日世界展现着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显示其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瞩望全球，各种棘手问题相互交织、重叠，仁者爱人、大同世界的理想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中国文学要对话世界，要学习人类的先进思想艺术成果，更要传承历史悠久的精神血脉。就像鲁迅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对于儒家和孔子，有一个逐渐认知、峰回路转的曲折历程。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创作，从改革的角度对文化传统进行探索和思考。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批判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传统观念，新的生活观念、生产方式和家庭的重组，显现出农村的新气象。王安忆的《小鲍庄》对“仁义小鲍庄”人际关系在温情脉脉的“仁义”面纱下的扭曲异化进行了深刻剖析，用力颇深。这成为文坛的主导话语，也不失为文学的新风。

这时，汪曾祺提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声称自己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将仁义的理念与现代人道主义接通，参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建构，却是另辟蹊径，激活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对接。他在《大淖记事》《岁寒三友》《晚饭花》等作品中，开拓出新的精神境界。

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黄土高原上双水村的寒窑中，一派父慈子孝、兄弟怡怡的田园景象。时代在变，儿女一代的孙少安和孙少平、田晓霞和田润生，都走出与父辈的人生大相径庭的道路。但两代人之间并没有强烈的冲突，恰恰相反，辛劳一生见多识广的父亲，永远是儿女们的精神支柱，孙玉厚、田福堂、田福军等皆是如此。这种儒家思想中理想的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图景，让人联想起《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在同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父子两代关系的描写上，反思、叛逆、对抗等还居于主导地位，路遥被指责为观念“过时”，然而时至今日，《平凡的世界》仍然不减其光芒。

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命题，从历史的反思与现实的变革，转换为市场经济的确立，对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的反拨，需要汲取强大的精神资源，仁义、诚信、尚礼等命题的价值凸显，儒家文化再度走向前台。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写“仁义白鹿村”，以关陇学派最后一个大儒朱先生和腰杆直、心气旺、全力维持乡村古老秩序的老族长白嘉轩为两翼，展现关中平原的命运浮沉与文化兴衰。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对于历代信守、传承儒家文化传统的名流大儒进行深度描写，从黄州流放的苏东坡挣脱精神束缚撰写前后《赤壁赋》的幡然醒悟，岳麓书院中朱熹及其弟子们切磋学问不舍昼夜的繁忙身影，到藏书楼宁波天一阁建造者范钦的良苦用心，提出寻找“人文精神”的良策。唐浩明写清代理学名臣的《曾国藩》风靡一时，刘斯奋讲述明末江南儒生士子钱谦益、黄宗羲、冒辟疆等应对民族巨变的《白门柳》斩获茅盾文学奖，这都是三卷本的大部头，是内容决定篇幅，对儒家文化的描写已经成为博大气象。

贾平凹世纪之交的写作转型，是具有典型性的。1998年问世的《高老庄》，主人公名为子路，当有深意藏焉。这位现代人子路是大学里的语言学教授，回到故乡高老庄，要搜罗当地散落的古碑，要调查家乡的方言，这是其文化责任感使然。《秦腔》中的乡村图景凋敝败落，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但是清风镇上白雪和夏天智对秦腔艺术的坚守毫不动摇。《古炉》和《山本》展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定力，贴近日常生活，如水润物，温暖人心。

儒家学说基于传统的农业文明，也对明清以降的新兴商业产生决定性影响，形成特有的儒商文化。朱秀海的长篇小说《乔家大院》和《兵临碛口》就写出晋商的儒学底蕴。《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潜心向学，本来的念想是走科举之路，以才学报国，因为兄长亡故，承受父命弃文从商，将儒家文化融入经商之道，以仁义之心、诚信之道，为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打拼一生。《兵临碛口》的主人公程晋元，是晋西北商会会长，黄河边上古老通商口岸碛口镇的主心骨。为了维持动荡岁月中的商业繁荣，这位颇有道义感的商人，仗义疏财，敢作敢当，却因为善良本性无法揣度来犯日军的惨无人道而招致全镇的毁灭，最终舍生取义，走上殊死相拼的战场。无论寻常岁月还是强寇入侵，晋商精英们都无愧于腹中诗书和胸中境界。

走向传统文化，接续儒家命脉，让许多当代作家走向历史深处。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在对儒家文化价值的开掘上收获颇丰。杨义堂以传承儒家文化为己任，在广泛搜求史料的基础上，先后推出长篇纪实文学《大孔府》《鲁国春秋》《千古家训》，柏祥伟的长篇小说《仲子路》则以写实加虚构相结合的方式，为孔门勇士子路立传，让在典籍中以数个片段出现的子路有了完整的文学形象。

论及当代山东文学，就不能不说到张炜。张炜被称作是“一生都在行走”的作家。一方面，他走遍胶东大地，足迹所至，皆有华章；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和传统文化不离不弃，寄予深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问世的《古船》，在文坛产生重大影响，主人公隋抱朴的许多行为，骨子里有儒家的仁爱与担当。每当村子里的粉丝厂面临“倒缸”危机行将给村民造成经济损失时，一向行事怯懦、畏缩不前的他，都会出面“扶缸”，化险为夷。张炜越是前行，越是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日渐沉醉其中。他表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信念，要用一生去落实和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