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解放运动历来高度重视，职业妇女工作是其妇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南方局贯彻党的妇女解放运动方针，通过南方局妇女委员会创办《职业妇女》杂志，宣传党的职业妇女政策。《职业妇女》通过揭露职业妇女困境、塑造革命妇女形象、指明职业妇女奋斗方向，揭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对职业妇女政治话语建构的内在逻辑。中共南方局通过对职业妇女的政治话语建构，使社会解放与民族解放相融相通，表明中国共产党才能充当职业妇女权益代言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进而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形象。
职业妇女是指不依赖他人供养，走出家庭，走进社会，通过自主劳动取得经济独立的女性。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高度重视妇女解放工作，职业妇女作为妇女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共妇女解放工作的重要内容。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妇女工作高度重视，要求“立刻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委员会下的妇女部与妇女运动委员会，认真地经常检查与帮助其工作，使之成为各级党的委员会内最重要的工作部门之一”。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派出机构，成立了妇女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南方局妇委”）以开展妇女工作。
学界对南方局妇女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著名妇女代表人物，妇女运动团体或机构，妇女动员，妇女统战等方面，专门针对职业妇女群体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实际上，南方局妇委对职业妇女工作也相当关注，创办了《职业妇女》杂志，作为职业妇女的“文化园地”。该杂志由杜君慧负责，1944年11月至1946年6月发行，共两卷十一期，内容丰富，是展示中共南方局对职业妇女政治话语建构的重要载体。由于其发行期间，正值国际国内局势急剧转换，学界更多关注联合政府，日本投降，重庆谈判等重大议题，对这一杂志的关注和研究相对欠缺。有鉴于此，本文以《职业妇女》作为核心文本，结合《现代妇女》等相关文本，揭示中共南方局对职业妇女的政治话语建构，以丰富和完善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妇女工作的相关研究。
中共南方局妇委创办《职业妇女》杂志之际，正值大后方人心动荡，经济凋敝。由于国军在豫湘桂战场上的溃败，导致大后方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停滞不前，大量中小企业因国民党统制经济的实施而陷入困境，包括职业妇女在内的广大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对此，《职业妇女》刊登了大量报道，从国统区职业妇女面临的角色冲突，性别歧视，生活艰辛等角度，披露了国统区职业妇女们面临的诸多困难。
（一） 性别歧视，职场道路艰辛
在传统封建社会，公共领域由男性占据并排斥妇女进入，妇女被禁锢在家庭私人领域。少数女性进入公共领域也只是在社会边缘游走，对于封建社会的男性来讲，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外表容易吸引男性凝视，其他特质退居其次，这种凝视也延续了在职场中的妇女身上。一般社会人常单一地将容貌，年龄，外表作为妇女职场价值的评价标准，对不具备这些优势的妇女人格歧视，“即使也侥幸找得到职业吧，你是去听听那些高贵的同事们怎样提起你呢：‘那老将黄忠！’”。没有在实践竞争中得到锻炼，工作能力不能提升，就不能获得男性同事的尊重和上司的器重，在安排工作任务时也会往“花瓶”功能上靠近，如此恶性循环，男性对职业妇女难免产生“花瓶”的刻板印象。一位女记者被报社欠薪数月，老板以薪资作为要挟，要求她去银行管理层中交际，帮助报社取得银行贷款。
社会地位较高的知识职业妇女境遇尚且如此，没有受过教育、缺少一技之长的底层职业妇女，更是成为被凝视的主要对象。如为工人洗衣缝补为生的洗衣妇，工作时间长。职业妇女即便是结婚成家，也并没有改变凝视客体的被动地位。对于她们而言，婚姻稍有不慎就是一场绝望的赌博，无力反抗由此带来的厄运。
（二） 薪金微薄，生活难以为继
在待遇上，男女薪资不平等，是职业妇女面临的又一困境。“在同一工厂或机关里，做同一劳动的男女工人或职员，其报酬或待遇有着显著的差别，就是男子总比女子优厚得多。”职业妇女所得薪资只能维持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对于女职员来说，薪资所能支撑起的生活十分拮据，她们“经常地为几两平价油，几尺平数布而东奔西跑”。随着战时通货膨胀愈发严重，她们薪金贬值，购买力下降，生活常常入不敷出，四处借债。一位邮局女职员在细数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后感慨“所余的就已经无几了”，“今天，绝大多数的姐妹，都是一月不敷一月的，在贫困和借债中度着日子！”尤其是租房异常困难，“在重庆找房子，比找金子还要困难，她们费尽心力，才住到一间仅能安身的破屋里，却还要随时受到房东，二房东们的故意刁难和摧残”。
社会底层的女工也面临着类似情况。她们其中有不少是抗属，丈夫出征或牺牲后，全家的生活负担就落在了她们的肩上，本就微薄的工资常被厂方克扣，生活愈加困难。就算是包吃住的女工，生活开支也受到厂方严格控制与剥削，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我们吃的伙食，是坏极了，每天每人只有廿元的菜费，一碗菜蔬六个人共吃，见不到一点油，更不会有吃肉的希望，我们的身体，一天天地瘦弱，生命只有一天天地缩短”。
贫苦的生活限制了眼界，微薄的收入导致职业妇女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都难以得到最低保障，职业女性的生活局限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上面，“她们都不大关心国事，谈起来，也总是穿吃，物价，或同事间的故事”。在衣食住等基本生存需求都难以满足的情况下，精神享受，人生乐趣也就无从谈起，导致大量职业妇女精神空虚。
（三） 工作劳累，损害身心健康
职业妇女们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工作氛围紧张。邮局女职员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有些部门时间更长，“就连该睡眠的时间，也给工作侵占了。白班的见不到太阳，晚班的见不到月亮；她们日夜不停地工作着，每两礼拜才有一天休息的日子”。受战事影响，军用品工厂的女工不论多么疲惫，憔悴，“每人每天要做一个半工，从早晨七点做到夜间十一点，两个夜工当一个日工。女工们拼命地干，弄得连饭都来不及吃。夜里回来就用开水泡冷饭下肚”。
工作的繁忙让职业妇女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了重复，机械，繁杂的工作事务中，人被束缚在了狭小的工作场所中，工作的疲惫让她们没有余力去探索工作之外的兴趣，爱好，生活失去活力。“一天天地麻木化和机械化，失却了一切的人生乐趣！”学习进步机会少，工作单调苦闷，导致工作意志动摇，“就像一条蚕，把自己的丝吐了出去，而没有学习和获取新生的知识的机会，慢慢地你自己会变得空虚、退步了”。
劳累的工作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损害职业妇女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工厂女工。她们支援抗战，加班加点地进行生产，为国家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身体却备受折磨，带来精神，情感的损害。类似这样的悲惨遭遇，《职业妇女》有大量的详细报道。有因肺病去世后，尸体被装在窄小的米袋里，放在门口等待认领，工友们打开布袋看到她“一身剥的精光”，毫无尊严，最后只得匆匆买来汗褂来给她穿上，草草抬去埋了，“像埋掉一条没有主人的狗一样”。
这些女工大多来自农村，背井离乡，生活困苦，悲惨遭遇使她们变得更加情感空虚，麻木不仁。她们“会为一点小事大吵大闹，来发泄她们内心的乡愁！对人往往是冷漠无情的，因为她们所遭到无情的遭遇太多了”。工友病逝时，她们清楚类似的病症，相同的命运也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并无力反抗，不禁感叹道“我们只是半个活人：啦!”躺在病床上的女工呻吟道“病好一定不再：回工厂，我情愿讨饭过生活！”可是兵荒马乱，经济紧张的战争环境，对于没有知识文化，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妇女来说，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四） 双重角色，家庭与工作相矛盾
社会传统将家务劳动自动划分给女性，丈夫在家务中缺席，职业妇女在外是经济独立的新女性，但回到家中还得继续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现代与传统两种角色交错，让职业妇女两头为难，负担沉重。“母亲在办公室里还要刻刻惦着家里的孩子，下了班回家还要喂奶，替孩子撒尿擦鼻涕，当丈夫安然入睡之后，做母亲的还要为孩子缝衣补袜，常常直到夜深人静才能睡觉，谁说一个家庭中职业的妻子的负担比丈夫轻些呢？”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迫，压缩职业妇女的个人可支配时间，能力发展空间，使她们将眼界限制在了工作赚钱和维持小家庭运转之中。“这结果，使一些职业妇女，终日在办公室和家庭两个小世界里忙得团团转，连气也透不过来，她们无暇过问国家大事，更无法顾及自身的进修和生活的改善”。
由于缺少托儿所，缺乏对母性的保护，育儿分散了职业妇女大量精力。“邮局微薄的待遇，使职员们无力雇乳娘带小孩，但又不能将职务抛去；于是，就只好局里家里两头忙，每天，总是跑上好几趟。”家务事的繁忙无可奈何地影响到职业妇女的工作表现时，“一切的责难便多集中在她们身上了”。明文规定的妇女产假在实际操作中变相，休产假变成了被裁员的隐性原因。一位名叫张兰馨的女性，怀孕后依然勤奋努力工作，工作成绩获得长官嘉奖，两个月产假结束回归工作岗位第四天，长官变卦，以工作不力为名，将她撤职。家庭事务方面的困难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仅靠少部分有觉悟的职业妇女坚强支援着抗战事业，无法真正将广大职业妇女动员组织起来支持抗战。
（五） 地位低微，成为职场边缘人
职业妇女在职场中因性别原因得不到认可与信任，工作机会少，成为职场的边缘人。她们的能力“没有得到社会的坦诚的公认，许多机关还是对妇女紧闭着大门”。一些单位“暗中规定不再任用女职员”，遇到经营不善需要裁减人员时，女职员比男职员更容易失业，就业无保障。“如果某一个机关要裁员，那末第一批被裁去的就是没有显赫来历的女职员，女职员有因为生产告假而被辞退的，也有因为不会趋奉长官而被开除的，人常常用巧妙的名目、阴险的手段把女职员一个个地裁掉了。”中国茶叶公司重庆总部改组裁员，推广和运输两部门合计，共裁去职员二百余人，其中女职员有六七十人，该公司推广，运输两部原有人数约四百余，其中女职员不及百人，这意味着女职员被裁的有三分之二，而男职员被裁的却不及二分之一，在这些被裁的女职员中，大半都有能力工作，更有的在该公司服务六七年以上的，历经加薪晋级。
妇女被辞退的原因模糊，流程不清，向上级反映无门。一位名叫刘志宏的女性初入职场，除了本职工作外，科长还将炒菜，做饭等杂活安排给她，她只能吃同事剩下的残羹剩饭。尽管她忍气吞声，但最后还是被以所谓“行为不检”的理由被辞退，且上诉无果。有的工厂以工人内部调动为借口调动人员，但接收部门又不接收调动人员，部门间互相推卸责任，使得工人两头为难，耽搁了工时，最后以工作成绩不好为由开除女工。就算是在抗战胜利后，职业妇女被裁员的情况并未在胜利欢呼中好转。一位在重庆县城商业银行中工作了四年的女职员向《职业妇女》写信反映，抗战胜利后，银行经营不善，内部改组，女职员们首先被裁，无端失业，裁员不是以工作成绩、能力，而是以性别为标准，失业后经朋友介绍去国家银行工作，结果也同样以身为女性的原因而被拒用了。
职业妇女在工作中多担任技术含量和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妇女当医生，教师，律师，官吏等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挑战了原有的社会规则，遭到男性反对，“不是说有伤风纪，无此前例，便是说妇女根性低劣，不能胜任此种高等职业”。由于从事职业范围有限，职业妇女在实践中得不到锻炼，提升，成长，“机关负责人不信任女职员的能力，怀疑她们对于职务的专诚，不肯将较重的责任加在她们的肩上，于是大多数女职员永远在较低职位的、事务的工作里打转”。所以妇女局限在会计，抄写，出纳等替代性强，升职空间小、前景黯淡的工作种类中。在银行工作十年的女职员也感叹道：“女人永远是受人轻视，不会允许有握权的机会的。”在风气较为开放的教育界，女教师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有女老师因拖儿带女住在校内，就会被怀疑偷懒。由于妇女形成了牺牲，奉献，忍耐的习惯，其对不公平的工作分配也默默承受。有女老师接受了不公平的安排，也只能安慰自己道“我是新来的，应该忍耐些，所以：把这功课接收过来了，为了下一代，愿意多牺牲些自己。”
妇女走进社会从事职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早已形成的男性集体利益的挑战，遭到男性利益团体的排斥与压制。有女会计师因坚持工作原则被同事及上级内外施压而不愿屈服，决定“要尝试尝试面向黑暗得来的所谓‘苦头’”。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坚定意志去抵挡腐败的侵蚀，也有女公务员因告发上级中饱私囊不成，逐渐沦为贪腐集团中的一员，失去了为工作可以牺牲一切的宝贵精神。妇女如果做领导，公正行使职权也会遭到男下属们的群起反对。有一位叫戚铮音的女性，是一家医院的总务主任，因坚持原则，被男医师们合伙欺侮，甚至在夜里雄赳赳地冲进她房里，打桌敲凳，向她问罪。类似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
（作者：洪富忠、蒋欢 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