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志英

内容提要：近代重庆证券交易所是西部唯一的证券市场，它的建立既是西部金融近代化的反映，更是西部经济开发的重要体现。在抗战之前的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既是政府发行公债解决财政赤字的结果，也是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经济、金融发展的产物。而战时对于重庆证券市场的恢复与建立的种种论争，则是大后方工商业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是西部开发的真实写照。在认识上，推动了中国华商证券市场从以政府公债为主体的财政证券市场向以企业股票、债券为主体的产业证券市场的转变，昭示了战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近代重庆 证券交易所 地方财政 西部经济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重庆

在近代中国，最早的有价证券及其交易是由洋商舶来的，且是从股票交易开始的，最早成立的证券交易所也是外商建立的：一是西商上海众业公所（其前身为1891年的“上海股票公所”），1904年定名为“上海众业公所”（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被迫停业，此后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一是日商取引所（1918年上半年，日人发起创立，总行在日本大阪，分行在上海租界，因有企图垄断上海证券市场的野心，从一开始成立即遭到中国人的强烈反对，因此，开业后的营业并不理想，多为亏折，到1927年不得不宣告停业清理）。受其影响，中国人于1872年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只股票—轮船招商局股票，之后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首批成立的证券交易所，主要有北京证券交易所（1918年6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加年7月）、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1920年5月20日宣告成立，1921年正式开业），标志着近代中国的证券市场进人交易所时代。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交易所在上海得到迅猛发展，先后成立了136家交易所，在汉口、天津、大连、广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地也相继设立了52家交易所，爆发了1921一1922年的“信交风潮”。风潮之后，除上海的证券物品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及北京证券交易所继续存在外，其余各地经营证券的交易所均倒闭停业。此后，在不同时期，全国不少地方均建立有证券交易所，但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

抗战爆发前，由干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较大，中国近代化的工商业及金融业主要中在东部沿江沿海地区，证券市场除主要集中在上海（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北平（北平证券交易所）外，在全国一些重要城市，20世纪30年代也相继出现了一批证券交易所，如1932年4月建立的重庆证券交易所，1933年9月成立的四明证券交易所，1934年5月成立的汉口证券交易所，1934年8月成立的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等。其中，只有重庆证券交易所是唯一设在西部地区的证券交易所。重庆证券交易所，此后却经历了一段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抗战爆发之后被迫停业，但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后方的金融业也得到相应发展，又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年的围绕恢复重庆证券交易所，建立后方证券市场的争论。虽然战时的后方证券市场最终并未真正建立，但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西部经济与金融在抗战时期的迅速开发和发展。在此，将从分析近代重庆证券市场产生发展的曲折演进历程的独特视角，来深人探讨西部经济的开发与金融的发展。

三、近代重庆证券市场与西部经济的发展

纵观近代重庆证券市场建立与发展的曲折历程，可以看出，这个西部地区唯一的证券市场与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经济、金融的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是西部经济与金融发展的重要表征与集中体现。

抗战爆发以前，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近代化的工商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近代工商业均十分薄弱，几无体系可言。以工业而论，全国工厂的70%簇聚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五市占了全国工厂总数的60%，并且，在全国民族资本工业中，全厂数的50%，全资本额的40%，全年产额的46%，还集中于上海一地。另据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3年的调查，全国共有纱厂136家，其中64家在上海。全国卷烟厂约60家，其中46家集中于上海。以全国来比较，当时上海工厂几乎占全国50%。上海工业资本占全国40%；上海工人数占全国43%，产值占全国50%。而1933年全国共有现代工厂约3000家左右，其中设于上海者达1186家，若再将冀、鲁、苏、浙、闽、粤沿海各省包括在内，总共有2241厂之多，约占全国92%。与此同时，根据经济部1932年至1937年的工厂登记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各省的产业经济则十分微弱。

由表l（见下页）可见，到抗战爆发前夕，全国25个省市共有工厂3935家，资本373359千元，工人458973名，西部六省的工业在全国所占比重是十分有限的，工厂182家，占全国4.64%，资本额1047万元，占全国的2.75%，工人25562人，占全国的5.69%。不过，在战前的西部工业中，四川有工厂115家，资本2145千元，工人13019人，分别占西部省区的63.19%、20.49%、50.93%。其中，“重庆是四川最大的并是唯一的工业区”，四川所有工厂“十之七八是设立于重庆或其附近的”，按最大限度的80%来计算，重庆有工厂92家，资本1716千元，工人10415人，分别占西部省区总数的50.55%，16.39%，40.74%。

金融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近代银行就其本身来说，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抗战前，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西部地区仍居于主体地位，社会经济的落后决定了西部金融业发展的滞后性，传统的票号、钱庄、当铺，依然是维系西部各地经济运转的主要金融机构。近代意义上的银行，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中部地区，在西部十分弱小，表2是1935年对全国银行业按其总行所在地及分行处所在地域分布状况的统计表。

由表2可知，1935年时，全国银行总计159家，分支行1188家，设立区域，以都市来说，总行以上海为最多，以省别来说，总行及分支行的所在地又以江浙两省、沿海诸省及长江流域数省为最多，而偏僻之区，工商业不发达的西部省份相对较少，总计重庆、甘肃、陕西、四月I、广西、云南、宁夏等七省市仅有总行18家，分支行138家，分别占全国的11.32%，11.62%。尽管银行的总分支行在西部分布很少，但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重庆是西部地区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位列全国九大城市之一，其总行的设立还处于全国第二位，虽然分支行并不多。

由此可知，抗战前，东西部经济差距十分显著，重庆与全国其它地区特别是工业发达的华东、华北、华有相比，显得十分落后，但是，在西部经济发展中，重庆却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位于长江、嘉陵江的汇合处。是西南水上运输网的总枢纽，是长江流域仅次于上海、武汉的重要港口。和西部其它城市相比，重庆无论是工商业或金融业诸方面，都远远处于领先地位。

1932年创建的重庆证券交易所，从创立的最初动机看，同全国其他各地如上海、北平、宁波、汉口等地证券交易所的创立一样，与地方政府为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发行地方公债密切相连，重庆证券交易所主要以经营国民政府与四川地方政府发行的各类中央及地方政府公债、库券为主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重庆证券交易所还经营当地少量银行、企业等发行的股票与申汇，这表明，重庆的金融业、产业经济、国内贸易等在当时已有一定的发展，重庆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结果。所以，抗战前的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不仅是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解决财政赤字的反映，也是近代重庆经济金融发展的产物。

抗战爆发后，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东中部地区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步步退缩，到1939年，上海以及长江下游的工业，除少数得以迁人后方外，其余均为敌人所霸占或摧毁，损失十分惨重。作为国民政府战时统治基础的西部地区，战前工业十分薄弱，为了迅速将西部各省建成战时后方的工业基地，国民政府在迁都前后，即将发展后方工业，作为当时政府支持长期抗战的国策。首要的是对江浙沿海及华中地区的内迁工厂积极扶植，使其尽快恢复生产，以便为战时后方工业奠定基础。抗战初期的几年里所设立的工厂，主要都是从战区迁移来的，据经济部的统计，厂矿内迁工作，截至1940年底，总计由政府奖助，迁到后方的厂矿，共有452个单位（见表3），器材重量达12万吨；工业界移民达10余万人。

在这些内迁工厂中，迁往四川的最多，达250家，占55.3%。另据经济部的统计资料显示，经政府协助内迁的工厂为448家，机器材料70900吨，技工12080人。其中以机器工业为最多，占40.4%，纺织工业20.7%，化学工业12.5%，电器工业6.5%，食品工业4.9%，矿业1.8%，钢铁工业0.24%，其他工业12.1%。其地域分布，以四川居第一位，计四川占54.1%，湖南29.2%，陕西5.9%，广西5.1%，其他各省5.7%。这些具体数字虽有出入，但大体上还是一致的，特别是四川是内迁工厂的主要集中之地。而四月l省府对这些内迁工厂也提供了大量帮助，在运输方面，由川江资务管理处负责办理，由省府商请中央信托局取费15‰川江保险费，鉴于各厂商在迁移之余，无力负担，实行津贴办法，厂商只负担4.05‰。之保费，其余概由省府津贴，此外组设评价委员会协助迁川工厂收买厂址以便兴建厂屋，至于周转资金、使用电力等问题，无不尽力予以便利，使迁川工厂均能逐渐开工。工厂的内迁，为战时西部地区的工业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全新之工业基础在后方迅速成长起来。

正是在这些内迁工厂的带动下，在国民政府与大后方人民的积极努力下，短短五年中，后方西部地区新建的工厂日渐增多，技术及设备日渐改进，产品数量日渐增加。在这素称落后的西部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已在中国工业史上创造出惊人的纪录，是敌寇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直接间接增加了抗战的力量。据1941年秋的统计，我国大后方厂矿已有1300余家，平均46小时，即有一新厂出现。举凡各种矿产、钢铁、电力、机械、电工器材、化学工业、纺织、面粉、煤油、酿造等，均齐头并进，应有尽有。

然而，工业之数量与种类在迅速扩充的同时，却严重缺乏资金的支持。大后方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之总额，据估计不过15亿元。以15亿的资金，分配于1300多家工厂，每厂所得平均数十分有限，仅110多万元。以一般认为资本雄厚，人才集中，数量最多的四川省厂矿情形为例：四川省内较大的工厂有390余家，资本总额合计仅3.44亿元。其中，1.2亿元者1家，2000万元以上者1家，1000万元以上者2家，800万元以上者1家，600万元以上者2家，500万元以上者1家，400万元以上者7家，300万元以上者3家，200万元以上者17家，100万元以上者21家，100万元以下10万元以上者154家，由此可知，小资本工厂的比率最大，约占总数38.89%。可见，后方产业固有资本之贫困与分散了。

解决产业资金不足问题，最初主要依靠的是政府当局的贷款和一般商业银行的资金融通。然而政府的工矿贷放与银行的投资却少得可怜。先看四联总处的工矿贴放：从1937年9月起至1939年底止，四联总处核准的工矿贴放为3000万元，占同期该处贴放总额5.6%。1940年度的工矿贴放有所增加，计10900万元，占该年贴放总额19.3%。1941年度在绝对数方面虽然有所增加，计31000万元，但在相对数的总额百分比方面，却反而降为13.9%。太平洋战争后，由于形势的需要，政府对于工矿生产的停滞，已不得不加以重视，因此1942年度的工矿贴放又有增加，百分率虽已增为总额的38.6%，可总数依然也不过只有34400万元。此数如与当年后方物价上涨倍数相较，实际上也末见有何增加。而各银行的工矿投放情形更不容乐观。据有关方面估计，1940年度后方各银行对工矿业的投放，计商业银行约占总额1%强，钱庄和银号不及0.1%，省地方银行也不过仅占总额0.6%，但同期各行庄的商业放款，却保持在总额的80%~90%间。

自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对外交通，几濒于断绝，物资来源，更感困难，后方工业生产之地位，亦见重要。惟因工业资本，尚未充分发展，生产数量，不敷市场需要，遂致物价高涨，囤积炽盛，形成经济上之严重问题。于是，随着后方工业经济的发展，产业资金的缺乏日益成了当时十分重要且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社会各界与政府再次将目光投向证券市场，希冀通过恢复证券市场，解决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融资困难的问题。不过，与以往所议的证券市场不同的是，此时社会各界所考虑的证券市场，则仅以产业证券——股票公司债为限，而不包括公债在内。初步原则为：由中国、交通、农民三行及信托、邮汇两局联合金融业及产业个体共同组织重庆市产业证券推进会，并附设证券市场：在市场中只开拍现货，同时市场上开拍的证券，须先经该理事会核定；市场不经常开放，只定期集合；至于开支不足时，则由基本会员负担；并不设经纪人。产业证券市场的设立，以活动产业资金为唯一目的，否则便没有意义。

企业资金募集困难的原因，又是与公司组织不健全和人们的投资观念的陈旧有着密切联系的。因为公司组织不健全，使股东亦多未能尽监督之责。所以私人的小资本，亦只能根据于亲友间的信任以为投放；同时，在商业银行方面，则因为所收到的大部分是短期存款，又不能用作长期投资。

在抗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底，不少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战后即将展开大规模的工业化，而要实现工业化，将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必须建立完备的证券市场，并且对比欧美各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认为：在欧美各国，一个完备的资本市场，至少包括两个具有不同职能的构成部分，第一个构成部分是最基本的，也是资本市场的核心，那就是发行新证券的市场，第二个构成部分，是旧证券市场，以证券交易所的形式出现。新证券市场的主持者，常须负担由一般投资者能否充分供应其代募资金而生的风险，因此为了促使一般投资者注意，又须负起很多繁重的推销工作，这些风险和劳务，乃由委托企业偿以佣金，或其他方式的报酬。而中国最缺乏的就是新证券的发行市场，“战后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必须有巨额长期资本的供给。供给最终来源不外国内外人民的储蓄。可是要吸收这种储蓄转为生产资本之用，必须有一迅捷便利的运输工具，在现代生产组织下最适当的就是产业资本的证券化，而要发挥这工具的效力须有一运用这项工具以便利资本运用运转的机构。”所以，认为战后我国资本市场的构成必须以银行为核心，而且须以国家银行为核心，主要应由交通银行来实施。这表明，人们进一步清楚地知道证券市场的功能，认识到了证券市场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真正关系。促使人们更加注意发挥证券市场的融资职能，希望在中国真正建立一个推进产业经济发展的资本市场。明确了战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方向，为战后证券市场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总结

上述可见，证券交易所作为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必然与经济增长和发展密切联系。重庆证券市场的兴起与演进首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和反映。抗战前的重庆，由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而成为了西部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地区，这也是近代重庆证券交易所成为了西部地区唯一的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因，然而就全国而言，西部又是经济最落后的区域，这种状况又制约了重庆证券市场的发展。抗战爆发后，重庆迅速成了大后方的政治经济中心，特殊环境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大开发的进程，重庆的工商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有雄厚资本的支撑，这就为金融市场的建设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围绕重建与完善重庆证券市场的大讨论既是大后方产业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金融市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表现。

人们对证券市场的认识和观念的变化，也是与经济发展的程度息息相关的。任何经济观念和思想都是对经济活动的反映，而且总是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一方面战时后方生产事业迅速发展，一方面却由于固有资本之薄弱，及受物价高涨之影响，其资金之艰困，已达不能维持现状之境地。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人们自然将解决问题的目光转向了后方证券市场的设立，关于这方面的主张和要求一浪高过一浪，认识层面也不断深化，人们希望通过证券市场，给予产业界公开募集资金之机会，以促进产业资本之发展、促使公司组织之健全。而且人们对后方证券市场建设的主张，逐渐从以开拍政府公债和股票公司债并行的证券市场转变为强调发展以企业股票、公司债为主体的产业证券市场。发生这一认识上的重大转变最根本的原因正在于大后方产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后方证券市场最终未能建立起来，但围绕建立后方证券市场的这场讨论，却提高了对证券市场重要作用的认识，深化了人们对证券市场制度的认识。

证券市场的真正发展不仅建立在产业经济发展基础上，而且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虽然产业经济的发展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前提，但只有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证券市场才能真正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