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飞宇

摘要：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包惠僧，抗战时期曾寓居重庆约七年半。基于其与陈独秀的特殊关系，两人在渝时亦多有交集。经考证，二者由汉抵渝的时间分别为：陈独秀是在1938年7月2日，包惠僧则在1938年10月，充分说明两人并未同行入川。包惠僧供职国民政府内政部期间，于户政工作贡献良多，其有关思想和实绩，值得梳理和总结。此间包惠僧在陈家桥的日常生活和交游，文中也略有呈现。

关键词：包惠僧；重庆；陈独秀；户政

包惠僧（1894－1979），又名晦生，别名鲍一德、包生，号栖梧老人。湖北黄冈人。1921年7月，受陈独秀指派，与陈公博任广州区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2月，任黄埔军校代理政治部主任，时人称其为“后方政治部主任”，而指周恩来为前方政治部主任。1927年脱离中共党组织。1936年1月，在杨杰、周佛海的推荐下，被任命为内政部简任三级参事。1938年，擢升为首席参事，任参事处总核稿。1944年2月，调任户政司司长。抗战时期，包惠僧于1938年10月由汉入渝，1946年5月出峡，寓居重庆七年又半。

包惠僧与陈独秀

包惠僧的重庆岁月，与陈独秀多有关联。早在中共一大结束之后，陈独秀就拟推荐包惠僧到重庆师范学校任教。重庆师范学校，校址在重庆北碚。原名国立四川中学师范部。1938年9月，改为国立第二中学师范学校分校。1940年3月独立设置，定名为国立重庆师范学校。[1]

1938年，“陈独秀乘坐中中交农四大银行的专轮入川。7月2日抵达重庆，先住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仲公的办事处，后迁到上石板街15号通源公司内”。所谓“中中交农四大银行”，是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至8月3日，陈独秀因重庆天气太热，于其高血压病不利，遂迁往江津。原计划假住留日同学邓仲纯（邓初）家，但遭邓妻拒绝，后经同乡方孝远介绍，暂寓小客栈。7日，方迁居东门里郭家。[2]陈独秀入川，包惠僧是否偕行，目前学界主要有两说：

一是同船到渝。按朱洪所著《陈独秀风雨人生》，1938年7月2日，陈独秀、潘兰珍及包惠僧、夏松云夫妇登上四行所包专轮，直奔重庆。同船者，另有郑学稼、胡秋原夫人及其母亲等。“船到重庆，陈松年一家已到，住绣壁街。陈独秀、潘兰珍暂住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办事处。”[3]谢儒弟主编《重庆抗战文化史》亦云：“1938年7月2日，陈独秀、潘兰珍及包惠僧、夏松云夫妇同登‘四行’所包专轮赶赴重庆。”[4]由此可见，包惠僧与陈独秀是同船抵渝，而“1938年7月2日”则是此行的出发时间。

二是先后抵达。据方城著《包惠僧》，陈独秀离汉，是在1938年6月底，由包惠僧送其上船。同年10月，武汉弃守前夕，国民党政府机关转移重庆，包惠僧一并撤离，“到达重庆的时候，陈独秀已转迁离重庆90公里水路的江津县城”。[5]《中共一大的湖北人》中由于丽所撰包惠僧部分，亦持相同观点：“1938年6月，包惠僧亲自把陈独秀送上开往重庆的轮船。10月，历时4个半月的武汉保卫战以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宣告结束，在汉的国民党政府机关转移重庆。包惠僧到达重庆的时候，陈独秀已转迁离重庆90公里水路的江津县城。”[6]由此可见，陈独秀离汉赴川，是在1938年6月，而包惠僧并未与之同行。

陈独秀抵渝的情形究竟如何，若返求彼时的报道，则不难知晓。1938年7月3日，《新蜀报》第四页即有“本市消息”《陈独秀昨乘民权轮抵渝，寓上石板街黄宅》云：

息影汉皋之陈独秀氏，于昨日午后四时许，乘民权轮抵渝，旧友十余人，特往迎于嘉陵码头，登岸后暂假寓上石板街十五号旧友黄朋豪[7]君家，与陈氏同来者有陈夫人及戚属三数人，据陈氏谈，因身体原不甚健，而最畏热，又值武汉疏散人口，故乘便来川一游，藉以养息，又闻陈氏太夫人及其公子松年君，均已完全到此，暂住友人处云。

其后，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于7月5日“午前十时”，在青年会西餐堂举办了“欢迎陈独秀先生茶话会”[8]。以此观之，上引诸说，均有不同程度的失误。晚年包惠僧，在其《我所知道的陈独秀》（高荣光整理）中曾说：“一九三八年五月，我们分别到了重庆”[9]，时间虽然有误，但“分别”二字，说明两人并未同行。

包惠僧到达重庆后，“长住歌乐山西陈家桥”[10]。陈家桥隶属于巴县虎溪乡，位于成渝公路旁，时为国民政府内政部机关所在地（即今之陈家桥镇天马山村付家院社）。

按方城和于丽所说，包惠僧与陈独秀在重庆，“虽未谋面，书信却不曾间断”[11]。信中陈独秀对包惠僧的生活，颇示关切，曾劝其“活动一点，既然做官做个县官也好，做什么参事”[12]，感动之余，包惠僧在1942年3月13日的《栖梧日记》中叹曰：“此翁潦倒至此，尚不忘故人，热肠古道，真乱世所难得也！”鉴于陈独秀生计困乏，包惠僧也在信中，邀请他来陈家桥与之同住，但陈独秀推辞说“年老多病，行动不便”。后包惠僧将陈独秀的来信整理成册，题名《陈仲甫先生遗墨》，却在之后被付之一炬。

不过，包惠僧在其回忆录，言及陈独秀“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去重庆治病时还找过我”。检《陈独秀年谱：1879—1942》，1941年2月6日，陈独秀去重庆宽仁医院，住院两星期，至2月20日，返回江津。[13]宽仁医院（时名重庆卫理公会联合医院），原址在戴家巷，1939年初，因日军大轰炸，主体迁址歌乐山。[14]陈独秀就医期间，二人或曾接晤。

1942年5月23日晚8点，包惠僧在陈家桥接到重庆的长途电话，惊闻陈独秀病危。次日早上七点，即起身进城，下午一点半到达张家花园，与张国焘碰面（按：彼时张国焘居张家花园3号。1938年4月17日晚，张国焘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是年5、6月间，张国焘由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介绍，与陈独秀见面。此后，二人“密切往返”。张国焘曾对包惠僧说，想再组织共产党，拉陈独秀来顶这块招牌，但陈独秀没有理他。1941年3月，国民党当局得知陈独秀穷困，由朱家骅赠陈一张五千元的支票，遭拒。旋，朱家骅托张国焘转赠，3月15日，陈致信郑学稼，并附支票，嘱其面还张国焘[15]），并会同薛农三，一起商量后事。26日上午十点，夏松云（包惠僧第二任妻子）与杨子烈（张国焘夫人）自江津探视后，回到重庆，告诉包惠僧：陈独秀在昏迷中常提到他，有急切盼望的神情。27日凌晨三点，包惠僧赶赴码头，中午十二点半，船到江津。是日晚九时四十分，陈独秀溘然长逝。包惠僧见证了陈独秀的弥留时刻，时隔半月，他在日记中追述这段经过之后，援笔长叹：“痛哉！”

注释：

[1]参见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2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李友芝主编：《中外师范教育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页。

[2]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1879—1942》，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362、364—365页。

[3]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页。

[4]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著，谢儒弟主编：《重庆抗战文化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5]方城：《包惠僧》，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

[6]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一大的湖北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

[7]黄朋豪（1895－1951），原名黄大逴，字卓伦，四川永川（今属重庆）人。曾祖父黄开基，曾任台湾知府；父黄秉湘，长兄黄大暹；岳父曾吉芝，为同盟会会员。曾留学英、法、德等国，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回国后任招商局航务经理及禁烟委员会主任秘书等职。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农工民主党重庆市临工委和工委主任委员。

[8]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关于指派代表参加欢迎陈独秀茶话会致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函》，1938年7月4日，存重庆市档案馆。

[9]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丁晓平编选《陈独秀印象》，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71页。

[10]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著，谢儒弟主编：《重庆抗战文化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11]参见方城：《包惠僧》，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一大的湖北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

[12]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丁晓平编选《陈独秀印象》，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71页。

[13]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1879—1942》，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376页。

[1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宽仁医院）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宽仁医院）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15]路海江：《张国焘传记和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73、179、181、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