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飞宇

摘要：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包惠僧，抗战时期曾寓居重庆约七年半。基于其与陈独秀的特殊关系，两人在渝时亦多有交集。经考证，二者由汉抵渝的时间分别为：陈独秀是在1938年7月2日，包惠僧则在1938年10月，充分说明两人并未同行入川。包惠僧供职国民政府内政部期间，于户政工作贡献良多，其有关思想和实绩，值得梳理和总结。此间包惠僧在陈家桥的日常生活和交游，文中也略有呈现。

关键词：包惠僧；重庆；陈独秀；户政

包惠僧（1894－1979），又名晦生，别名鲍一德、包生，号栖梧老人。湖北黄冈人。1921年7月，受陈独秀指派，与陈公博任广州区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2月，任黄埔军校代理政治部主任，时人称其为“后方政治部主任”，而指周恩来为前方政治部主任。1927年脱离中共党组织。1936年1月，在杨杰、周佛海的推荐下，被任命为内政部简任三级参事。1938年，擢升为首席参事，任参事处总核稿。1944年2月，调任户政司司长。抗战时期，包惠僧于1938年10月由汉入渝，1946年5月出峡，寓居重庆七年又半。

包惠僧的日常生活

包惠僧为人潇洒、诙谐，大家都乐与亲近。其任职户政司长，和同事及下属相处甚洽。1944年10月10日，部内举行庆祝“双十节”的文艺晚会，包惠僧亲自粉墨登场，扮演京剧《四郎探母》中的杨延昭，但因未经排练，其台上举止，稍显失措，甚或忘词，以致大出洋相，引发阵阵哄笑。[20]

在陈家桥，包惠僧与谢缙云重缔婚姻。谢缙云为江苏武进人，自幼失怙。后流落至南京，在民众教育馆作缮写员。又经人介绍，任包惠僧家庭教师，并随之从南京徙武汉，再迁重庆。武汉时期，包惠僧与夏松云的隔阂即日渐深重，终至分室而居。

值得一提的是，此间，同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李达，曾与邓初民过访包惠僧。1950年，在其《思想总结》中，包惠僧曾忆及此事：

一九四一年秋天，老友李达、邓初民路过陈家桥（内政部所在地）来看我，我请他们吃饭，在酒酣耳热的时候，我们谈起卢斌（他是老共产党员，后投到中统做鲁东行署主任被军统方面枪杀）的故事，我感慨地说：“他初到南京时我就劝他不要太积极了，现在的局势，革命没有我们的份，升官发财也没有我们的份，我们的唯一办法只有卖劳力以自活，好好的做人。”我是讽刺他不要干中统。我又说：“国民党是没有办法，共产党也不见得有办法。我呢？既不革命又不能反革命，只有打长工到死为止。”他们对我的牢骚也很感动。[21]

回忆中的时间有误。据《冯玉祥日记》，1939年3月23日，李达随冯玉祥一行抵达重庆[22]，为之主持研究室工作；按《李达年谱》，李达离开重庆，是在同年9月。[23]以此观之，其寓居重庆，约有半年之久。

重庆时期，李达曾代邀邓初民、黄松龄为冯玉祥讲授“政治学”和“经济学”。邓初民是在1938年春，受聘于朝阳学院，任政治系主任。朝阳学院原在湖北沙市，后迁成都。黄松龄则系其同事。1946年（原文发表时作“一九三六年”，系误植）8月25日，邓初民“于陪都”写下《忆老友李达先生》，也曾谈及“讲演”事宜：1939年夏，邓初民在成都，接李达来信，代表冯玉祥将军，邀请其暑期内来渝讲演。冯玉祥官邸，本在重庆巴县中学（简称“巴中”）内，为避空袭，另有私宅在“离重庆七十里外之陈家桥”，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大院落”，“宽敞舒适，适于讲学”。每天上午讲课，下午休息。冯玉祥“率领卫士等若干人，每日听讲”，李达亦“在座侧耳倾听”。“共同起居饮食生活的”，还有吴组湘（通作吴组缃），“时为冯将军整理《我的生活》初稿”。[24]李、邓二人的联袂到访，即应在这段时间。

“牢骚”之外，包惠僧对时局的忧虑，也常化为诗歌。甲申年腊月二十日（1945年2月2日），在其五十岁寿宴上，包惠僧面向亲朋故旧，朗诵新作二首，叹问：“大局飘摇何日定？河山破碎几时还？”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包惠僧携眷随部东迁，离开了重庆。

注释：

[20]刘明远：《包惠僧逢场作戏》，载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第53辑，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版，第48—49页。

[21]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一大的湖北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316页。

[22]冯玉祥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25页。

[23]周可、汪信砚：《李达年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页。

[24]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人物杂志》第9期，1946年10月1日，第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