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沱江流域糖业史研究，无论是在研究领域的拓展方面还是在糖业史料的挖掘方面，均已达到了一个相对高度，成为了中国糖业史及手工行业史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不过，为了更好地还原历史时期沱江流域糖业发展的原貌，并服务当下该区域糖业文化的打造，还应进一步探讨酒精糖料、糖业与相关行业的关系、糖业融资、蔗糖纠纷等相关问题，深入挖掘地方文献及口述史资料等史料。
沱江流域位于四川省中部，年平均气温约为18度，年降水量约为1千毫米，较适宜种植甘蔗。近代以来，沱江流域以其在糖品产量、制糖技术、市场结构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四川地区著名蔗糖经济区，蔗糖经济的形成及发展也推动了该区域社会经济的近代变迁。这些特点及影响使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对象之一，相关研究成果包括两本专著、三篇硕士论文、一篇博士论文及二十几篇学术论文。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到手工制糖技术改良、机器制糖工业的发展、糖业经济形成及发展、糖业与区域社会关系、糖业事件等多个方面。从近代中国区域糖业史的研究状况来看，该流域糖业史研究成果最多，探讨的问题也最为全面，堪为研究中国糖业史及手工行业经济史的一个典型范例。因此，对其进行回顾及思考，既可以明确该流域糖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有助于推动整个糖业史及手工行业经济史的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
有关沱江流域糖业史研究成果的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将从土法制糖技术、蔗糖经济的形成及发展、糖业融资、糖帮及糖业群体组织化、食糖专卖、糖业纠纷等几个方面对以往的研究状况加以回顾和梳理。
1.土法制糖技术(手工制糖技术)
1937年前，沱江流域几乎没有近代机器制糖厂，川糖全部由土法制造而成。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组织力量，在沱江流域建立了一批糖厂。但是直到1949年，机制糖品在沱江流域及整个川省境内所占比重仍很小，土法制糖仍是沱江流域制糖业的主流。因此，学界围绕着土法制糖顽强生存下来的原因、其历史地位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王笛认为手工制糖业在近代是有一定的发展的，当近代工业品进入上游市场后，传统手工业的命运大概有三种:衰落、维持原状、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如缫丝业、制糖业。黄世杰等简单地介绍了为土法制糖技术革新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包括为筹组精糖公司赴日考察的邓树辉等人、赴日采办制糖机器的伍所南和廖亨九、为改进蔗糖技术献身的谢守先、糖房钢轴压蔗的始制者晏济元、用离心机制白糖的蓝田玉和艾延年等人。严茂修介绍了内江榨蔗石辊采运过程，石辊是土法制糖榨蔗的主要工具，是糖房的首备工具，但是内江并不产石辊，需要从万县购买。陈初尧等从糖房压榨、提净及熬煮等环节对四川手工制糖业技术状况进行了详细剖析。赵国壮在详细分析日本调查资料、对比国内主要产糖区手工制糖技术的基础上，认为近代四川沱江流域手工制糖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2.糖业经济的形成及发展
蔗糖经济的形成及发展会推动该区域社会经济的近代变迁，如社会结构的变动、市镇经济的发展等，因此，从社会变迁角度分析蔗糖经济与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不错的研究视角。
在探讨沱江流域蔗糖经济形成、发展问题时，陈祥云从农业商品化的角度分析经济作物的种植问题，指出由于植蔗的收入远大于种植其他农作物的收益，所以农民乐于种植甘蔗，从而推动了沱江流域蔗糖经济的形成及发展。刘志英从地理因素、经济利益及政治条件等多个方面综合分析了沱江流域蔗糖经济形成与发展的原因;赵国壮从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强调经济发展中的惯性及前后政策的承继。以上学者均从一个侧面分析了沱江流域蔗糖经济形成及发展的原因，不过，综合起来，我们还是比较强调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及种蔗的利益在蔗糖经济形成及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另外，王笛在分析长江上游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时，也强调了区域地理条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依托，认为一个城市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职能，发展速度多快，不但取决于城市本身，而且取决于其所在地理位置和区域经济特点。
在蔗糖经济的形成、发展引起近代区域社会变迁的问题上，陈栋梁、李明生认为内江糖业源远流长，在中国近代制糖史上闪耀过夺目的光辉。近百年来，内江的农业、工业、商业、交通、金融以及城市建设等每一项事业的发展都与蔗糖紧密相连，蔗糖对于后来内江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蔗糖，就没有内江市，也就没有“甜城”。刘志英认为蔗糖经济促进了沱江流域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高利贷的猖獗和新式金融业的兴起，促进了沱江流域城镇体系的形成及其向近代化方向的转变。陈祥云认为内江的产业结构因蔗糖经济而发达:其一，由农业发展出农工结合的手工业以及糖品贸易的扩大均刺激了区域商业经济的发展;其二，在沱江流域甘蔗专作区内，由于甘蔗的专业生产及其与手工业的结合，使得沱江流域各县如内江、资中、资阳等地成为糖业重镇;第三，由于糖品贸易的扩大，内江社会结构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糖号、行庄、船运、金融等商会公会的出现及其专业化反映了内江社会城市化的倾向，而糖商、经纪人、金融从业人员的增加无形中也促使了内江社会阶层的多元化;第四，蔗糖经济导致沱江流域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促使内江城市农工商业与市场密切结合;第五，从城市化的指标来看，内江经营与运销糖品的人口比率达28%，工商人口比率增加，出现了产业工人、经纪人等新兴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第六，就市场空间结构而言，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沱江流域的糖品市场逐渐从历史时期的定期集市贸易发展为日日交易的专业化市场，糖房、漏棚、糖号等糖业主体也大部分集中于城镇街区，尤其是内江县城，逐渐从一个货物集散地发展成为沱江流域的经济及金融中心。朱英、赵国壮以糖品流动为切入点，综合分析了1900～1949年该区域蔗糖经济的发展状况，认为其增长模式是一种发展与危机并存的“悖论型”增长:一方面，糖品不仅与两湖的棉花、川东的油饼等商品形成对流，优化了区域贸易格局，而且在其流动过程中也刺激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区域社会经济的进步;另一方面则是销售格局的不利影响持续扩大，抗战时期政府对糖品交易的干预更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蔗农与糖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使得蔗乡社会处于失序状态。
3.糖业融资
完全商品化的蔗糖经济不仅需要市场来驱动其发展，也要依靠市场上的资金融通来疏通血脉，保证其正常运行。从植蔗到制糖再到运输销售，蔗糖经济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来维持正常的运转:蔗农需要生产资金来支付地租、维持生活，糖房需要资金来预买“青山”，漏棚需要资金来“预糖”，糖号也需要大量资金来购运糖品。每到新糖上市季节，各个环节皆急需用款，这就促进了沱江流域糖业金融市场的形成及繁荣。
作为沱江流域金融中心，内江的金融状况，如地钞对内江的影响、解放前内江钱庄状况以及整个金融业的情况等是学者们重点介绍和讨论的对象。陈祥云从研究四川糖帮入手，分析了四川糖业与金融业之间的关系:“纵观四川糖业金融，抗战前后国家行库的贷放不足，未能稳定糖帮金融;地方钱业银行普遍高利，不利糖帮资本发展。此一时期中央政府财政介入四川糖业，理应利于四川糖帮资本扩大与糖业的发展，然事实并非如此;长期资本不足，终至1949年重庆义通、富佑祥、互利、天德昌等糖号相继倒闭，皆因糖帮资本的运转不灵，造成地方金融的危机。”他还指出国家在金融扶持背后的政治目的:“国家行库如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先后入川设行，于四川农村金融不无裨益;然其影响则因扩大农业放贷促进了农村经济，实亦有政府藉此透过农村金融强化地方控制的事实”。
但是总的看来，这方面的探讨仍较为薄弱，至今尚未见到专门以糖业融资为探讨主题的论著，研究中也依然存在较多的盲区，比如蔗农及制糖商的融资、糖业融资对行业技术发展的影响、糖业与银钱业的关系等等问题，均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4.糖帮及糖业群体的组织化
四川文化传统悠久，就糖帮而言，以内江为例，有本帮(坐商)、外帮(行商)、贩庄(临近各县糖商未在内江设号，仅于糖品上市时携款赴内江采办者)之分别，其中重要的糖帮有内江帮、津渝帮、泸合帮、合州帮、忠万帮等。在各帮中又以津渝帮、内江帮人数最多，资力最为雄厚。四川糖品的内销外贸，多赖于糖帮居间周转，糖帮之于糖品贸易、蔗糖经济、区域社会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此关注不多，只有一些介绍性的文章，惟有陈祥云对其进行了专文论述。他在《蔗糖经济与地域社会:四川糖帮的研究(1929—1949)》一文中分析了四川糖帮组织的形成与发展问题，探讨了糖帮资本与地方金融的关系、糖帮组织对于沱江流域地域社会的影响及其意义，并认为糖帮组织结构的变化是“抗战以后国府迁渝，为图四川人力、物资的动员和利用，深化基层社会的控制”之举，“不难发现政府的影响力持续扩增”。到目前为止，这是一篇具有开创性的、对糖帮研究较为深刻的文章。不过，可能受制于资料的不足，我们只看到了糖帮与政府互动的一面，而未能看到糖帮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及利益冲突的一面。
另外，学界对国内其他区域糖业组织的研究也比较少。就作者管见，仅有高红霞对上海糖商业同业公会组织做了研究，不过她是从糖商业同业公会角度来分析同业公会的发展问题的:“通过对上海糖业与糖商业同业公会的缘起、发展的梳理，分析从晚清到民国，上海糖商业同业公会在社会经济变迁中所体现的同乡与同业、传统与现代复杂交织的特性”。
5.川康区食糖专卖
国民政府迁川后，为了稳定后方社会、保证税收以固国防等政治目的，加强了对川康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在糖业经济方面，其突出表现为实施川康区食糖专卖政策，即通过政府干预经济的强制手段来保证税入、支援抗战，并借机渗入地方社会，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掌控，以求大后方的稳固。
在如何评价这一政策上，学界有较大的分歧。持批评观点的学者认为，专卖政策重在掠夺，有较大的副作用。他们首先针对食糖专卖局的横征暴敛及其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进行批评，试图通过分析其弊政、祸端来抨击专卖政策的苛敛，讽刺国民政府的贪虐，如对专卖史上的一大丑闻“票照案”的分析。
其次是分析这一政策对糖业经济的打击。张朝辉认为食糖专卖的推行也曾一度较大幅度地增加了财政收入，但是由于国民党没有合理妥善地解决增收与抑制物价、征税与扶植税源等尖锐的矛盾问题，而是牺牲生产者的利益来确保专卖利益，结果是尽管短期内增加了财政收入，并有利于资助抗战，但从长远来看，却招致了整个制糖工业的急剧萎缩和严重破坏，并且物价也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覃玉荣等以内江为个案，分析了专卖对内江糖业经济的破坏作用，“抗战中后期，内江糖业经济却很快走向衰退，追寻其原因，除了因战争而导致的外销不畅、通货膨胀等因素外，川康区实行的食糖专卖政策是极为重要的因素。食糖专卖税率的大幅度提高严重损害了制糖商和蔗农的积极性，造成甘蔗总供给减少和食糖生产的萎缩，而官收、官运、官卖的垄断经营政策则严重破坏了内江糖业的市场机制，最终导致了内江糖业经济的破产”。卿树涛则认为专卖政策加剧了财政危机。
第三是从冲突角度来否定专卖政策。杨修武、钟莳懋在简要叙述了资中及内江一带蔗农对专卖政策的不满事件(如资中蔗农殴伤分局长李锡成、富顺牛佛渡蔗农请愿活动、遂宁民众捣毁遂宁分局、资中球溪河蔗农捣毁业务所及糖商温和的呼吁)的基础上，认为政府推行食糖专卖政策，实质上就是把食糖这一人民生活日用品进行独占经营，将其纳入专卖机关的管辖之下，进行收购和批发。曾祥元、曾翥介绍了在国民政府税改过程中糖商的请愿活动，即糖商经过不懈的努力挣回了一点利益，使得征实的标准由30%减到了25%。
持两分法观点的学者多肯定这一政策平抑物价、保证税收的正面作用。何思瞇认为战时消费品之专卖，其专卖利益属消费税的一种，无论是专卖品中的盐、糖或烟，只要有消费，必有专利利益之收入，税源相当稳定。从专卖利益收入统计上看，大抵皆能达到其预算数，因此，专卖不失为稳定和增加财政收入的良方。陈祥云认为:“国家政治力量的介入，一则技术更新，引进改良蔗种、新式机器制糖，以致沱江流域食糖、酒精工业繁荣，不过战时政府的食糖专卖政策、蔗糖评价措施等，复又干预了蔗糖经济的市场机能;探究其实，政府对于糖业生产的垄断和控制，虽有财政上的考量，然对于内江糖业的冲击和影响颇深”。赵国壮在详细分析专卖制度自身内容、实施过程及不足的基础上，强调不应该孤立地看待食糖专卖政策，而应将其放在抗战这一特殊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将其与“酒精代汽油政策”、“甘蔗评价制度”等其他相关糖业统制政策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6.蔗糖纠纷
制度经济学理论强调制度创新和变革在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演进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交织着群体利益的纷争，一部分人的获利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失利”的基础上，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也就成为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沱江流域，随着政府势力不断介入蔗糖经济，传统的预卖预买制度(卖青山及预糖)被蔗糖评价制度代替，糖业统税政策被食糖专卖政策替代，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冲突，主要表现为持续不断的蔗糖纠纷和政商冲突。
胡丽美对1937～1949年内江地区蔗糖纠纷的系统介绍，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近代该地区蔗糖纠纷的类型、原因、实质，也让我们看到了“甜城”荣耀背后的辛酸和血泪，给予我们较多启示。时下，国家大力提倡农业产业化，希望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依托，在品牌企业的带动下，走“农户+公司”的产供销一条龙发展道路，从而为农副产品打开市场出路，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政府在此类经济活动中如何介入自己的权力，履行自己的职责，这篇文章很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柳晓飞，重庆铁路中学高中历史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