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飞宇
二、冰心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的接触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设立的秘密机构。1939年1月5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南方局成员人选并以周恩来为书记。13日，批准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南方局常委。同年6月18日，周恩来回延安后，因左臂负伤，于8月去苏联治疗，至1940年5月底回重庆。在此期间，南方局书记由博古代理。1943年6月周恩来回延安后，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1944年12月董必武回延安，后赴美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重庆工作由王若飞主持，并组成工作委员会。1945年11月26日，董必武从美国回到重庆后，继续主持南方局工作。12月中旬，南方局改名重庆局，仍由周恩来任书记。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迁南京，重庆局改为南京局。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灵魂。
文化统战，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重要工作。1940年8月7日，周恩来在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南方党的工作，谈及南方局的分工是：博古负责组织工作，凯丰负责宣传工作，蒋南翔负责青年工作，董必武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兼文委的工作，下设的党报委员会现由博古负责。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抗日文化运动的作用、意义及如何发展这一运动，作出明确的指示。南方局遵照这一指示进行研究和部署，并决定由周恩来、凯丰负责文委工作。10月4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召开会议，讨论内部的分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凯丰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下设书店、社科、宣传、新闻等组，分别由徐冰、胡绳、冯乃超、潘梓年等负责。10月22日，周恩来向党中央报告南方局各部门近期来的分工及整个工作布置情况。其中文委分管文化及直属党员与非党干部，凯丰书记，周恩来副书记，徐冰秘书，负责日常工作，委员五人，下分书店、宣传、文化、文艺、新闻五个组。据王泓考证，南方局文委委员初为胡绳、沙汀、冯乃超、潘梓年、蒋南翔5人，技术书记张颖。下设书店、社科、文化、文艺、宣传、新闻6组。书店组由徐冰、冯乃超、胡绳负责，社科组由胡绳负责，文化组由胡绳、潘梓年、戴白桃（戴伯韬）、蒋南翔负责，文艺组由沙汀、光未然（张光年）负责，宣传组由冯乃超负责，新闻组由潘梓年、刘述周、吴江负责。1940年11月，凯丰离渝回延安，周恩来兼任文委书记。“皖南事变”前后，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下增设文化组，由南方局文委兼其工作。“皖南事变”后，南方局文委人员变化较大，但其详细过程尚未查证清楚。
南方局文委是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同时又是文化工作上的具体执行者。其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国统区文化界的情况，广泛开展文化统战工作，组织、领导、配合国统区进步文化工作者开展各种活动，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的罗网，以求文化界为抗战而团结、进步，促进抗战文化的健康发展。
（一）冰心与周恩来的会面
1940年12月8日，《新华日报》第三版有报道《全国文协茶会欢迎来渝作家，茅盾巴金冰心等均莅会》云：
（本报讯）全国文协昨日下午三时假中法比瑞文化协会茶会举行欢迎新自各地来渝作家茅盾、巴金、谢冰心、安娥、徐迟、袁水拍、马耳、柳倩等。到老舍、郭沫若、吴文藻、田汉、张西曼、冯乃超、阳翰笙、靳以、白薇、葛一虹、向林冰、姚蓬子、华林、王平陵、黄芝岗、常任侠、光未然、以群、艾青、马宗融、潘梓年、戈宝权等七十余人，周恩来同志亦莅临参加。盛会并无仪式，但空气极为融洽热烈。老舍先生致介绍词后，冰心等均相继答谢，并一致谓在抗日旗帜下，全国作家理当携手并进，为抗战胜利而奋斗，逢此盛会，颇为兴奋。
冰心在这次欢迎茶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间是1940年12月7日下午，地点在临江路横街五十八号（即临江顺城街五十八号）。对于这次见面，1976年12月22日，冰心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周总理》一文中，“笔与泪俱下地”有过追忆：
一九四一年的春天，我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欢迎会上，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这次集会是欢迎从外地来到重庆的文艺工作者的。会开始不久，总理从郊外匆匆地赶来。他一进到会场，就像一道阳光射进阴暗的屋子里那样，里面的气氛顿然不同了，人们顿然地欢喜活跃起来了！总理和我们几个人热情地握过手，讲了一些欢迎的话。这些话我已记不清了，因为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只见他不论走到会场的哪一个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围射来一双双钦敬的眼光，仰起一张张喜悦的笑脸。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
1991年，她在《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再次谈到会面的情形。两者的文字大同小异，文章最后说：“周恩来总理是我国20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后来，时任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新华日报》记者、《群众》杂志编辑的张颖，在《他心中装着多少人——周恩来与冰心、常书鸿》一文中，以见证人的身份，从另一角度对会面的情形做了补充：
1941年四五月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欢迎外地作家到重庆的欢迎会，主要是欢迎冰心、巴金、沙汀等，地点就在全国文协所在地。那天上午，周恩来刚起床即询问我，是否全国文协要开个欢迎会，并说他准备和我一起去参加。这种事我一点不觉得奇怪，我只是说，去全国文协汽车不能直达，要走一段长长的台阶。我是怕有特务跟踪。他却毫不在意地点点头。吃过午饭，他带着副官和我去了。下了汽车，走过长长的台阶，临近文协门口时，我快走几步，好去通知老舍和叶以群。我走进那间小小的会议室，见到已经坐满了人，来不及细看就把以群叫出来，告诉他恩来同志来了。他说了句，真的来了！转身就进去告诉大家。这时，周恩来已进入会议室。在座的许多人，如阳翰笙、陈白尘、郑君里、史东山等都是老熟人，立刻欢呼地站起来，周恩来笑着和大家握手，随即快步走到冰心身旁。她是一位眉目清秀、端庄娴雅的女性，我是第一次见到她，虽然身材矮小些，瘦瘦的身躯挺直。她面对着周恩来，瞪着眼睛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甚至周恩来伸出右手，她都没有注意到，还是旁边一位朋友为她介绍了，才有点吃惊地和他紧紧握手。周恩来朗朗笑道：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呀。那次欢迎会开得很热烈。大家好像都忘记了室外的阴霾和愁云，新老朋友聚在一起，无拘无束，还请周恩来讲了话。他除了对刚到重庆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外，着重谈了国内形势的逆转，又满怀信心地说到光明前途，为大家鼓劲。只要是有周恩来参加的聚会，大家都会尽欢而散。
不久，我又见到冰心，她谈起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开心又抱歉地说，怎么能够这样没有礼貌呢，居然忘记握手了，我是见到陌生人，一时发呆。我说这也是常有的事，说不上没有礼貌。从此以后，她渐渐地和周恩来熟悉了，也成为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的客人。
上述回忆，或是因为年代久远，时间与地点都与实情不符，至于具体情状的描摹，则可供参考。
不过，同日晚六时许，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又设宴招待重庆文化界、新闻界。据新华日报社讯，“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副部长梁寒操王东原，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沫若（，）第三厅厅长何浩若五氏”，“假中国电影制片厂招待渝市文化界新闻界人士（，）举行空前热烈之盛大晚会”。“到于右任院长孙哲生院长及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周恩来诸等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共三百五十馀人。”致词之后，即开始突击敬酒，“女作家冰心女士那一桌，全是女名流，反成了众矢之的”。以此观之，周恩来与冰心同一天曾两次同场，而此时周恩来也已不再担任政治部副部长。
冰心与周恩来的会面，对冰心而言，影响深远。其后与吴文藻自日本的返国，均可导源于此。此间经过，冰心在《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有过回忆：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位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遣人趁文藻上班时，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论持久战》。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1950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到了香港，在周恩来、罗青长的帮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舒乙在《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中，也有这般叙述：
吴文藻先生与冰心先生一家由日本秘密回国是由周总理亲自布置，安全部具体实施营救和迎接的。到北京后，周总理专门为他们买了一所小房，在东单洋溢胡同，并暂时对外保密，不公开，以利保护其他仍在日本的朋友和同志。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吴先生和谢先生，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再叮嘱，今日所说一切绝不要对外说，“打死也不说！”
邵燕祥也曾谈到：“1949年，中共在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冰心正和丈夫吴文藻一起滞留东京。他们毫不犹疑地作出了返回祖国大陆的选择，回国后，是周恩来周到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而“当时有一位同为民主人士的老诗人，抗战期间也在大后方，曾对冰心所受的礼遇啧有烦言，大意是说，冰心在重庆时还与宋美龄常有交往，连发型都是‘仿宋’的。”近年来，随着冰心佚文的渐次发现，冰心与宋美龄的关系，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王炳根曾以《谢冰心与宋美龄》和《尘封的美文——冰心的佚文与遗稿》，比较全面地梳理了两人之间的往来。基于这些新的文献，张耀杰在《冰心：左右逢源的女性智慧》，做过这样的分析：“种种迹象表明，既左右逢源又政治正确的冰心，是一个从来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的聪明女性。她在与宋美龄、蒋介石夫妇建立亲密关系的同时，还与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等人建立秘密联系。”
对此疑问，或许仍可从邵燕祥的文中寻到答案：“不知者不怪，他不知道冰心是受周恩来也就是共产党的委托，在山城陪都那样复杂的形势下，冒着‘深入虎穴’的政治风险呢。”“冰心的爱国是无须证明的；她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乃至诤友，也是无须证明的——如果要找证明人的话，周恩来可以第一个出来作证。”
（二）冰心与邓颖超
抗战时期，邓颖超曾任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渝代表，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同时兼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陈恕在《冰心全传》谈到冰心与邓颖超的第一次见面：“在一次讨论抢救战区的难童问题的会议上，她见到了邓颖超，这位朴实、沉着的女性，拿着一本相册向与会的妇女介绍延安托儿所儿童生活的情况。这是冰心第一次见到来自延安的女干部。”
所谓“讨论抢救战区的难童问题的会议”，应指儿童福利工作人员会议。1944年9月18日上午十时，假青年团中央团部举行开幕典礼，到中外来宾及会员二百余人，吴贻芳主席；历时7天，于9月24日下午五时闭幕。会议对于抢救战区难童问题，在举行讨论会后，决议由大会产生急救难童委员会，包括现有各儿童救济机关团体，成立急救难童联合办事处，并拟定急救办法四项。会议结束后，全体会员于25日赴歌乐山参观第一保育院卫生实验院；26日至土桥参观社会部实验救济院；27日和28日，赴北碚参观育才学校。参观完毕，各地会员即分返原工作岗位。由此可以推定：冰心与邓颖超均曾参与儿童福利工作人员会议。重庆时期，冰心曾参与战区难童救济工作，这是冰心研究中长期被人忽略的一面。
不过，据冰心后来的回忆（即《痛悼邓颖超大姐》），她们的相识，是在1958年4月。当时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在我们最冤愤、最无告的时候，周总理和邓大姐派了一辆小车来接我到那所朴素简陋的西花厅，我一见到邓大姐，我的一腔冤愤就倾泻了出来，那时邓大姐注视着我的那一双睿智的目光，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人之相知，贵相知心’，邓大姐那时充满了‘理解’的目光，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上述两种说法，均值得商榷。在渝期间，冰心与邓颖超同时参加“新运妇指会”的工作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其同场见面的机会，照理不会很少。
先就冰心和邓颖超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情况，略作考察。重庆时期，经宋美龄提名，冰心曾以社会贤达身份，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历三届，即二、三、四届。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是在1941年3月1日至3月10日间召开，冰心由于支气管扩张，未能出席。因会前爆发“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这一“偶然的巧合”，被国民党看作是冰心“同共产党的参政员采取一致行动”。卓如在《冰心全传》中写道：
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后，冰心在家静养。国民党宣传部的一位部长突然到她家里来，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客套话，又说：“参政会正在开会，你是这一届刚选出来的参政员，怎么没有去参加大会？”
“我的身体不好，前几天吐了点血，所以请了病假。”冰心稳静地回答。
“共产党的参政员拒绝出席会议，你也缺席，总不太好吧！”部长带着威胁性的口气说。
“大概生病不至于也采取同一步骤吧？”冰心淡淡地反问了一句。
“如果身体好一点儿，还是到一下会。”
“好吧！”冰心随口回答，但她终究没有出席这次参政会。
1941年11月17日至11月26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召开。冰心出席。会前，中共参政员为要求“释放叶（挺）”与“发饷”，请假不予出席，邓颖超则以肺病复发为由请假。11月16日，因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出席参政会，遂撤销请假，由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期间，张澜“与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等民主政团同盟参政员，根据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参与联署的有张一麐、李璜、陈启元、常乃惪、余家菊、梁实秋、董必武、光升、沈钧儒、王造时、史良、陶行知、冷遹、黄炎培、江恒源、刘王立明、谢冰心、晏阳初、邓颖超共23人”。“提案要求国民政府做到以下10点：（一）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二）成立战时中央民意机关。（三）任何党派不得以国库供给党费。（四）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不得歧视无党、异党之分子，不得强迫入党。（五）禁止在学校和文化机关推行党务。（六）保障人民身体、言论、思想、结社、集会、信仰自由。（七）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八）取消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以便凡热心之公正人士，均有机会参与地方政治。（九）实行经济民主化之原则，确定人民最低生活之保障，严禁官吏利用政治权力实行垄断投机之商业行为。（十）军队国家化，停止军队中任何党派之党团组织。”这是冰心与邓颖超首见的同场并联署提案。
1942年10月22日至10月31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举行。26日晚八时，蒋夫人“假私邸设宴招待女参政员，到吴贻芳、张邦珍、陈逸云、张维桢、刘王立明、邓颖超、谢冰心、胡木兰、伍智梅、唐国桢、刘蘅静、罗衡、吕云章、陶玄等十余人。宋外长，顾大使及王世杰夫人等被邀作陪。宋外长及顾大使□作简短之演辞。略[谓]盟国人民对中国五年来之坚持抗战，备极感奋，愿伸同情及援助之手。并谓中国国家地位亦由是日益提高。席间宾主对于妇女运动及妇女工作有所讨论及交换意见，至十时许始尽欢而散。”从报道看来，冰心与邓颖超均参加了宋美龄的招待会。《邓颖超传》也曾记其事：
1942年10月22日，邓颖超出席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会议。过了四天，她应邀出席宋美龄招待女参政员的私人宴会。宋美龄心里很清楚，最杰出的女参政员是邓颖超。她也确实钦佩邓颖超的才能和胆识。邓颖超尊重这位“第一夫人”。她和宋美龄就如何开展抗战时的妇女运动和妇女工作交换了意见，争取到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给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分会的经费一文不缺。这笔钱由重庆办事处转交。
再看二人出席“新运妇指会”活动的情况。1941年7月1日，为纪念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三周年，冰心在《中央日报》发表《献辞》。2日晚七时至九时许，“新运妇指会”假夫子池新运服务所举行聚餐会。会长蒋介石、指导长宋美龄、李德全等，及该会工作人员共约二百馀人参加。邓颖超亦受邀到会。蒋介石、宋美龄“见了她很客气”。同日，蒋夫人文学奖金得奖者，亦经公布；而冰心则是蒋夫人文学奖金评判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其事。不过，《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等大报的相关报道，均未提及冰心出席纪念会。据《大公报》7月18日消息，“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谢冰心数月来健康欠佳，又复呕血，除[请]假外，并推荐李曼瑰为代理组长”，故此次纪念活动，冰心极有可能未到会。
1942年11月16日下午四时，“新运妇指会”指导长宋美龄，欢迎英国议会访问团，并邀各长官、女参政员及重庆各妇女团体暨妇女界名流作陪。到约三百馀人。邓颖超参加。礼堂陈列儿童保育会、妇女慰劳总会、文化事业组、乡村服务组、女工教育组及生产事业组等部门作品，并由第八保育院十儿童表演歌舞。“至六时许欢散”。不过，此次活动，未见冰心参加。除前引《大公报》的报道外，《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的通讯《妇指委会举行茶会，欢迎英国访问团，蒋指导长代表致欢迎词，希望两国妇女共同努力》（1942年11月17日第2版）、《新华日报》的特写《中国妇女招待英访华团，蒋夫人邀妇女界举行茶会欢迎》（1942年11月17日第2版），均未提及冰心到会。
冰心后来视邓颖超为“生平第一知己”。“1988年1月12日晨”，冰心在《一代伟大的女性——记邓颖超大姐》，对邓颖超做出如下评价：
世纪同龄人的我，在八十八年的漫长岁月里，经历过若干朝代，多少沧桑，可谓“阅人多矣”，而能在我心头始终爱戴不渝的，只有周总理和邓大姐这一对模范夫妻的崇高印象！
尤其是和我谈过话的外国朋友，都认为邓大姐是位心胸最广阔、思想最缜密、感情最细腻的女性，而且她的思想和感情都完全用在她的工作和事业以及在她周围人们的身上。她是最理解、最关怀、最同情一切人，是把爱和同情洒遍了人间的一代伟大女性！
邓颖超逝世之后，冰心于“1992年7月31日大风雨的黄昏”，写下《痛悼邓颖超大姐》，发表在同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其中说到：
昨天得到了巴金的一封信，他说“邓大姐走了，你难过，我也难过，她是一个好人，一个高尚的人，没有遗产，没有亲人，她不拿走什么，真正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她是一个多么不容易做到的榜样”。
文章在发表时，竟有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
冰心先生写了一篇悼念邓颖超大姐的短文，引了巴老的一句话——“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结果发表时被删除，她勃然大怒，当面责问报纸的总编和副总编，说“我怎么向巴金先生交待”，还一直找到负责宣传的主管，一定要讨个说法。
（三）冰心与董必武
冰心与董必武在国民参政会中也多次同场。除前述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之外，第三届第一次会议，中共方面亦由董必武和邓颖超出席。1943年9月18日至9月27日，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召开，董必武单独出席，21日退席。1944年9月5日至9月18日，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董必武与林伯渠出席。1945年7月7日至7月20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董必武时在美国，未能出席。1946年3月20日至4月2日，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召开，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据以上梳理来看，冰心与董必武同场参与国民参政会，或有五次。
冰心在参政会上曾与董必武“联坐”。1985年11月10日，吴贻芳去世。冰心在《一代的崇高女性——纪念吴贻芳先生》中，忆及吴贻芳主持参政会的会议时，“在会员纷纷发言辩论之中，她从容而正确地指点谁先谁后，对于每个会员的姓名和背景她似乎都十分了解。那时坐在旁边的董必武同志，这位可敬的老共产党员，常常低低地对我说：‘像这样精干的主席，男子中也是少有的！’我听了不知为什么忽然感到女性的自豪”。1986年3月7日，她在《悼丁玲》一文中写道：“抗战期间我知道她已到延安。在重庆的参政会上，我正好与董必武同志联坐，我向他问到了丁玲的近况。”
1946年1月27日，适国社党领袖张君劢六十寿辰，“张氏友好张澜，沈钧儒等特于午后四时假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祝寿”。“到会张氏亲友吴[鼎]昌，王宠惠，张群，张厉生，陈立夫，邵力子，莫德惠，傅斯年，王云五，胡霖，郭沫若，孔祥熙，张澜，沈钧儒，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张东荪，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李璜，左舜生，曾琦，许德珩，江一平，谭平山，陈铭枢，杜斌丞，陈铭德，邵毓麟，谢冰心，王芃生等二百余人。四时许，沈钧儒首请寿翁就座，座前置一寿字。”其后，张东荪、沈钧儒、王宠惠、孔祥熙、曾琦、董必武、陈铭枢、谢冰心分别致辞。“谢氏词毕，盛会于欢愉中散去。”
在这次活动中，冰心与董必武、邓颖超、王若飞同场。今检《冰心年谱》《冰心年谱长编》以及《董必武年谱》，是日均无相关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