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飞宇

三、重庆时期是冰心思想的重要转折期

重庆时期，冰心与中共及左翼人士的接触，较之前远为广泛、密切，这使她在眼见国民党统治的种种倒行逆施之后，思想上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最典型的事例即是签名支持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这在王炳根的笔下，有相对节制而平和（按：是指与其他冰心传记叙及此事的文字比较而言）的呈现：

1945年初，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一些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发表了《对时局宣言》，主张和平建国，主张民主与自由，郭沫若也起草了《文化界时局进言》，提出中国的时局，应召开各党派公正人士参加的“国是会议”，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重点提出六条实现民主的要求，最后写道：“形势是很鲜明的，民主者兴，不民主者亡。中国人民不甘沦亡，故一致民主团结，在这个洪大的奔流之前，任何力量也没有方法可以阻挡。”“进言”草就，进行了广泛的征集签名，充分显示文化界的意志与力量。当时，臧克家与力扬上了歌乐山，冰心病卧在床，但她在看过“进言”后，赞同“进言”中的各项要求，便让大女儿宗远代签了名。在这个“进言”中签名的多达312人，许多都是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导演、演员、作曲家、戏剧家等。“进言”发表后，国民党宣传部从签名中看到“谢冰心”三个字，而那字又不是冰心的笔迹，觉得可能其中有“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上了歌乐山，询问那字是不是冰心所签？冰心很平静地回答说，是！并说，民主是三民主义的主张，参政会中也多次谈到民主的问题，现在抗战快胜利了，实行民主建国应该是贵党的方针啊。以至多少年之后，臧克家在谈到这回签名之事，仍以敬佩的口气对冰心说，您那个“是”字真是掷地千金啊！

签名“进言”，表明冰心已站到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民主阵营之中。

抗战胜利之后，国家前途未决，而战云又起。此时的冰心，一度陷入苦闷与空茫。其对时局的忧虑，曾反映在《一篇祈祷》，但因该文长期湮没，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今摘录一段，可窥见冰心此间的心境：

好久没有动笔了，说是生活不安定也好，但最不安定的，还是这颗茫茫无着的心。八年抗战之中，生活是不安定的，但似乎还有一种希望，一种努力，一种忍受，一种为着不安定而生的自喜和自慰。胜利以后，相反的，这种希望是消灭了，努力是无用了，忍受也没有了力气，自喜和自慰的心情，也受了大大的打击。许久许久，拿不起笔来。有时在友人敦促之下，勉强翻译些富于哲学意味，宗教色彩的诗文，例如太戈尔的《吉檀伽利》，想以哲学冷静的言语，来镇压自己不安定的心。忽然在重庆的一个雨夜，夜深人静，在雨声中[翻]到这一节——吉檀伽利第三十五首——我的心和我的执笔的手都忽然颤动起来。抬头呆望隔江晶冷的繁灯，望了半天，忆起古人有“感怀不寐，慷慨抑郁，起诵楞严，求寂终乱！”之句，我的眼泪忍不住落下来了，“我的父，让我的国家醒起来罢！”

“我的父，让我的国家醒起来罢！”正是这种对祖国令人动容的深情与挚爱，使冰心越来越趋近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与方针，最终成为并肩偕行的同路人。冰心曾借纪念中国20世纪两大历史事件——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而自剖心迹：

三十年代，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外有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内有腐败软弱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的欺凌剥削，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我在欧美游历了一年，使我对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了不满和失望。回国来正赶上了“七七事变”！我又到了我国的大西南——云南的昆明，和四川的重庆，尤其是在重庆，我看到了蒋介石政府不但腐朽反动而且奸险凶残，中国的希望是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战的中国工农大众身上的。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初冬，我到日本去了，在那里，我通过在香港的朋友给我秘密地寄来几本毛主席著作，自己研读，我也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一九四九年十月，祖国解放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一九五一年，我们终于辗转曲折地回到了朝气蓬勃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