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档案

徐佐华，男，辅仁中学大学先修班学员，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离休。

主持人：您在辅仁中学的先修班学习时有怎样的经历？

徐佐华：1949年重庆解放前，我受党组织的调遣，进入辅仁中学先修班学习。虽然时间不长，还不到三个月，但使我受益匪浅。

1949年初，中共川东特委（后改称为中共川东临工委）拟在巴县（现巴南区）东南里建立党组织，安排各条战线撤退下来的同志和积极分子，积蓄力量，培养骨干，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重庆的解放。经他们调查研究，认为把这个党组织的机关设在惠民乡回龙寺辅仁中学初中部最合适。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北碚勉仁中学党支部书记王寒生被调到辅仁中学担任组织委员。

我当时就是受中共地下党王寒生老师的指示，带领我们小组的成员前往辅仁中学先修班参加学习。1949年3月，我到辅仁中学初中部先修班报到。

辅仁中学初中部先修班，对外叫大学先修班，分甲、乙两班，共40多个人。甲班成员，主要来自各个中学的地下社员和积极分子，文化程度不一样，有高中毕业生，也有读完高一的学生，我是读完高二的学生。除老师讲解之外，学员还阅读原著和参考资料，再就是进行小组讨论。甲班实际是党的干部培训班，乙班学员主要是辅仁中学的初中毕业生，是经过筛选后并且本人愿意留下来参加学习的学生，这个班以学习文化课为主。

先修班同学，除了学习革命理论外，党组织和学校领导还组织我们从事实践活动。这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组织我们对学校周边农村开展社会调查，摸清农村的基本情况，为迎接解放做准备。

实践活动的另一项，是组织部分先修班学员到附近农民夜校去教课，我是其中一个成员。我们除了教文化之外，就和农民交朋友，宣传革命，开展“三抗”（抗租、抗粮、抗丁）斗争。这些农民学员中，有的人在解放后成了工作骨干。为了和农民交朋友，当时初中部医务室的陈医生（民主进步人士，解放后曾担任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经常义务给农民治病，由我们先修班学员充当助手。

实践活动的第三项，是组织先修班部分学员前往小学部兼课。辅仁小学部，当时只有三位专职教师，其他教学任务都由我们先修班部分学员担任。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教小学五年级的历史课。当时我试用新历史观去教历史课，不完全按照当时的教科书来教，而主要是参考范文澜“中国通史”来讲历史。通过兼职教小学历史课，我自己也重新学习了一遍历史，提高了口才和表达能力。

实践活动第四项是，广交朋友，培养积极分子。当时地下社没有支部组织，只有小组。我们这些地下社小组不仅负责初二和初三各一个秘密读书小组，还一对一培养积极分子，如徐重顺、冉隆福、冉隆寿、王家云、戴元毅、徐重海、徐重新。这些积极分子解放后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骨干。例如冉隆福退休前是重庆市政协副局级巡视员，戴元毅退休前是国家科技部某处处长，王家云14岁时就担任巴县永兴乡副乡长，退休前是南泉镇镇长（县处级），徐重海退休前是重庆歌舞团副导演。

我在辅仁先修班学习近三个月，但其中的收获，比我之前十几年的学校教育收获还大得多。

主持人：辅仁的先修班求学经历对您今后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徐佐华：我从1946年起就接受党的教育，阅读过一些革命书籍和报刊，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以及《新华日报》和《群众》，但由于自己一方面要参加文化课的学习，另一方面要参加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时间比较紧，无法系统学习党的基础理论。在辅仁中学先修班学习这三个月时间内，我除了听课和讨论学习那些革命理论知识外，还阅读了多部经典著作和党史资料，这些对我提高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颇有收益，也更加坚定了我的革命信念和理想。

重庆解放后，我离开先修班，到巴县参加农村工作，一共干了七年多。在这七年里我们什么苦都吃过，没有休息日，甚至节假日也工作，没有加班费，也根本不计报酬。我们之所以能坚持下来，而且充满了乐观主义，这就是由于我们有崇高的信念和理想，而这种信念和理想的树立，其中之一就应归功于辅仁先修班三个月的学习，所以我终身都不会忘记在辅仁先修班的学习与生活。

主持人：您在日后工作中有什么难忘的回忆？

徐佐华：我是从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离休的，现在那里不叫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了，现在跟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以及好几个北京的电影单位合并成了中国电影集团。我在这里主要是担任编辑工作，编剧送来了剧本，我们负责审核，能用的话就用，我们会对编剧提出修改意见。

主持人：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您在做少儿电影工作的过程中是如何理解“仁爱”的？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

徐佐华：我生活的那个时代，国家对于儿童电影是有财政补助的，那时候北京电影院普通电影票两毛五一张，儿童看影片只需要五分钱。我认为国家在尽全力去为儿童电影的发展做出相应的努力，这种对于儿童影片的支持就体现了“仁爱”。

我作为儿童电影工作人士，也很支持我们国家的电影工作，希望中国少儿电影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寓教于乐，教会我们的孩子“仁爱”与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