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近代四川糖业区域化、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融资问题成为业糖者从事糖业活动的关键因素之一。近代川省业糖者融资活动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抗日战争以前，蔗农多通过“卖预货”及“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生活;制运糖商多属殷实，贷入资本不多，如需融资，多依赖于商业资本，较少与金融业发生关系，但这也不否认其与传统金融业(钱庄、票号、当铺)发生联系，即比期借款及异地划汇。之后，国家合作社贷款增加了蔗农融资渠道，制运糖商与近代金融业的关系日渐密切，业糖者经营活动严重依赖近代金融业的资金贷放。在业糖者融资过程中，商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业资本是糖品向外运销的驱动力，促进了糖品生产价值的实现，但并未干预糖业生产组织形态;近代金融业的发展密切了其与糖业的关系，但二者的关系却相当复杂，应予以动态地、全面地分析。

近代以来，四川糖业发展日益区域化、产业化，形成了蔗糖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裂变，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业糖者群体，包括蔗农群体、制糖商群体、贩运商群体(也包括糖业经纪人群体)。从糖品生产过程来看，蔗农需要生产资金来支付地租、维持生活;糖房需要资金来预买“青山”，从事糖品加工;漏棚需要资金来“预糖”和漏糖;糖商(糖号)也需要大量资金来购运糖品，因此，融资问题成为业糖者从事糖业活动的关键因素之一。

然而，在讨论近代金融市场与工商业的关系时，学界的分歧较为明显。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背离的，新式工矿企业的快速发展从资本市场获得的支持不大，钱庄业由于本身资力组织等原因，在资本市场上只能充当配角;银行业对工矿企业的放款数量相当有限;证券市场除了昙花一现的地方证券交易所外，延续时间最长、交易最红火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却是在为政府的财政服务，是一个“公债市场”和“财政市场”。抗战前重庆证券市场的创立，虽然有重庆工商业发展的因素在内，但是其存在的主因，仍是政府为了解决财政需要，因此进入证券交易所的主要是政府债券。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二者是紧密相连的，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是资本主义产业发展的产物，而银行业的发展又是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力神”。作为传统的金融业，典当更多地对从事手工业的单个家庭进行贷放，对维持手工业的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钱庄对商帮、商号等放款较多，对手工业制品的市场开拓作用较大。同时，由于钱庄不直接向农户贷款，而往往将款项借给典当使用，典当成为钱庄向手工业贷放的桥梁，也是农村最常规的借贷部门，比其他任何私人借贷要显得稳定可靠。手工业也因此成为农家利用外部资金最强有力的保障;手工业作为传统生产领域的重要部分，是典当、钱庄之类传统金融业的基础的有机构成部分，三方形成相互依存的“三赢”关系。

这两种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从产业资本角度来看，由于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健全，农工商矿各业从银钱业获得的帮助极其有限;而从银钱业的发展角度来看，银钱业的产生及发展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通过对业糖者融资活动的分析，来探讨商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在近代糖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试着对上述分歧加以简单地回应。

糖业群体的产生

到目前为止，有关糖业群体研究的文章并不多。其中较为典型有陈祥云对四川糖帮的分析，该文以内江、重庆两地的糖帮为例，介绍了四川糖帮的形成及发展，并对糖帮所建立的同业组织也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还有高红霞对上海糖商业同业公会组织的研究，该文通过对上海糖业与糖商业同业公会的缘起、发展的梳理，分析从晚清到民国，上海糖商业同业公会在社会经济变迁中所体现的同乡与同业、传统与现代复杂交织的特性。本文则突破糖业群体局限于糖商(运销商)认识，认为糖业群体应当包括蔗农群体、制糖商群体及糖商群体(甚至也包括经纪人群体)。

自清中叶以后，甘蔗成为四川盆地重要的商品作物之一。据《简州志》记载，在乾隆年间，简阳一带“沿江之民植蔗作糖，州人多以此致富，其品甚多，糖霜谱不能尽纪(记)”。又据《内江县志要》记载，在嘉庆、道光年间，内江县所属沱江沿岸居民，“尤以艺蔗为务”，“入冬辘轳煎煮，昼夜轮更”，种蔗利润极为丰厚，“其壅资工值十倍于平农”。近代以来川省植蔗范围已越出沱江流域，顺着河流的走向向川东、川南地区发展，比如长江、沱江、嘉陵江、岷江、渠江等江河两岸均为蔗糖产区。而在沱江流域，“每户农家的平均植蔗面积达到47．87%，其中简阳、内江更是高达60．20%、57．50%”，从事甘蔗种植的蔗农在总农民人口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如内江农民人数约50万，蔗农约30万，占农民总数之60%;资中人口约70万，农民约55万，其中50%左右为蔗农，人数庞大的蔗农存在为蔗农群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9年以后，物价急剧上涨，预卖价与时价相差过大，川省不断发生“蔗糖纠纷”(蔗农与糖房之间纠纷)。在纠纷中，蔗农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进行了有组织地请愿，从其请愿活动来看，他们已经具有自身组织化倾向意识，这标志着蔗农群体的形成。以1946年内江蔗农请愿活动为例，在此次请愿过程中，各乡镇蔗农均予以积极的响应，并且组织了全县范围内的蔗农请愿团，这是在1945年4月申请成立蔗业同业公会失败后的一次成功尝试。在形成全县蔗农联合行动的同时，也成功地利用其他社会资源为自己服务，即在县政府、参议会处理不公，行政专员束手无策的情况下，蔗农通过半官方组织的农会及公益性组织内江旅蓉同乡会越级上诉省政府，其请愿呈文也一度送达国民政府农林部、财政部。另外，在县府及参议会无视请愿要求的情况下，蔗农代表据理力争，不仅根据实际情况对县参议会的补救方案加以逐条驳斥，而且也揭露县府与糖商勾结、参议会偏袒糖商的黑暗内幕。

甘蔗的扩大种植，致使从事糖品加工生产的糖房、漏棚林立。据1910年统计，川省制糖户数计达8，937家，沱江流域制糖户数占川省的24%。且沱江流域的内江一地，在清末民初，糖房数在1200家以上，漏棚数在1000家以上。1931年，根据《同业公会组织法》规定，糖房、漏棚相继成立制糖业同业公会组织。例如，内江于同年分别成立了糖房业公会(历任公会主席/理事长为王仲绥、李星五、李维汉及李剑威)、漏棚业公会(历任公会主席为袁敬铭、王仲绥、郭如伦及高百川)、冰桔糖食业公会(历任主席为艾襄栓、李协邦)、买糖行商业公会(历任公会主席吴监忠、温建勋、宋子麟及范培基)、红糖业公会(历任主席为钟友章及罗有光)。资中、简阳、富顺等糖品产地也相继成立制糖公会，不过，简阳及富顺的制糖公会多有名无实。制糖商的大量存在及制糖业同业公会的成立标志着制糖商群体的形成。

近代川糖的批量运销，得益于一个资本雄厚的贩运商群体。他们在各地设立糖号，经营糖品外运及发卖，为糖品运销之中枢。其中以内江家数为最多，抗战前约有120家，1940年代增至160余家。在早期，这些群体依地缘关系分属不同的糖帮，并有相异的运销手段。如内江的“本帮”，为本县糖商所组织，家数最多，并可受外县糖商之委托，代为进货;“外帮”，系外县糖商在内江设号而得名，长期驻内江办货者，有重庆、江津、富顺、泸县、綦江、丰都等帮;“贩庄”，系指临近各县糖商，其并未在内江设号，只于糖品上市之旺月，携款来内江采办，但是此种销量为数甚巨。1929年政府颁布新的《商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后，各帮运销商依照法令组织了糖类运销同业公会，是年，内江县成立了以团结营贸共同发展事业及维持矫正同业利益弊害为宗旨的买糖行商同业公会。重庆为川糖出口市场，糖号多系买办桔糖出口，运销宜昌、沙市、汉口，或买办白糖、红糖在渝销售。重庆糖商业同业公会初设于重庆盐井波街17号，以“维持增进同业之共同利益及矫正弊害”为宗旨。1942年食糖专卖政策实施以后，运销商则分为承销商与零售商两种。到1943年4月15日止，在各县登记的承销商及零售商家数统计中，承销商以重庆186家、内江135家为多，零售商则以重庆2234家、成都1801家为多。

在蔗糖经济区域化、产业化的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裂变，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业糖者群体，包括蔗农群体、制糖商群体、贩运商群体(也包括糖业经纪人群体)。糖业群体的形成，既是蔗糖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反映了蔗乡社会结构的近代变迁。

（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