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近代四川糖业区域化、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融资问题成为业糖者从事糖业活动的关键因素之一。近代川省业糖者融资活动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抗日战争以前，蔗农多通过“卖预货”及“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生活;制运糖商多属殷实，贷入资本不多，如需融资，多依赖于商业资本，较少与金融业发生关系，但这也不否认其与传统金融业(钱庄、票号、当铺)发生联系，即比期借款及异地划汇。之后，国家合作社贷款增加了蔗农融资渠道，制运糖商与近代金融业的关系日渐密切，业糖者经营活动严重依赖近代金融业的资金贷放。在业糖者融资过程中，商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业资本是糖品向外运销的驱动力，促进了糖品生产价值的实现，但并未干预糖业生产组织形态;近代金融业的发展密切了其与糖业的关系，但二者的关系却相当复杂，应予以动态地、全面地分析。

近代以来，四川糖业发展日益区域化、产业化，形成了蔗糖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裂变，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业糖者群体，包括蔗农群体、制糖商群体、贩运商群体(也包括糖业经纪人群体)。从糖品生产过程来看，蔗农需要生产资金来支付地租、维持生活;糖房需要资金来预买“青山”，从事糖品加工;漏棚需要资金来“预糖”和漏糖;糖商(糖号)也需要大量资金来购运糖品，因此，融资问题成为业糖者从事糖业活动的关键因素之一。

然而，在讨论近代金融市场与工商业的关系时，学界的分歧较为明显。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背离的，新式工矿企业的快速发展从资本市场获得的支持不大，钱庄业由于本身资力组织等原因，在资本市场上只能充当配角;银行业对工矿企业的放款数量相当有限;证券市场除了昙花一现的地方证券交易所外，延续时间最长、交易最红火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却是在为政府的财政服务，是一个“公债市场”和“财政市场”。抗战前重庆证券市场的创立，虽然有重庆工商业发展的因素在内，但是其存在的主因，仍是政府为了解决财政需要，因此进入证券交易所的主要是政府债券。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二者是紧密相连的，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是资本主义产业发展的产物，而银行业的发展又是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力神”。作为传统的金融业，典当更多地对从事手工业的单个家庭进行贷放，对维持手工业的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钱庄对商帮、商号等放款较多，对手工业制品的市场开拓作用较大。同时，由于钱庄不直接向农户贷款，而往往将款项借给典当使用，典当成为钱庄向手工业贷放的桥梁，也是农村最常规的借贷部门，比其他任何私人借贷要显得稳定可靠。手工业也因此成为农家利用外部资金最强有力的保障;手工业作为传统生产领域的重要部分，是典当、钱庄之类传统金融业的基础的有机构成部分，三方形成相互依存的“三赢”关系。

这两种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从产业资本角度来看，由于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健全，农工商矿各业从银钱业获得的帮助极其有限;而从银钱业的发展角度来看，银钱业的产生及发展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通过对业糖者融资活动的分析，来探讨商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在近代糖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试着对上述分歧加以简单地回应。

蔗农融资

植蔗的高回报率(斗米斤糖)，是蔗农植蔗的前提，但是，“种蔗农人，多属贫苦，佃耕土地，每万斤蔗土，年纳租金五至九元”，同时，“甘蔗为需时甚久成熟之作物”，因此，蔗农对资金有更为迫切的需求。“蔗农苦于金钱，不能周转，既为衣食之逼迫，又遭天旱之苦，故以贱价售卖青山为多，否则受高利贷剥夺”。

抗日战争以前，蔗农传统的融资渠道有两种:卖预货和借高利贷，其中尤以出卖预货为主。卖预货是一种期货交易方式，在沱江流域，蔗农家庭有“卖青山”及“预糖”两种卖预货方式来融通资金。“卖青山”，即蔗农将未收获之甘蔗，于前一年冬或当年春季预卖于糖房。这种情形，在内江、富顺、隆昌、泸县等地较为普遍，“内江蔗农多是未在甘蔗下种前，估计自己种蔗土之面积，能产若干甘蔗，预先售卖，谓之‘青山’”瑐瑣。四川省甘蔗试验场对内江东兴镇127家蔗农经济进行调查，“计卖青山者，占90%以上”。隆昌、富顺两县，“甘蔗未成熟时或未下种时，蔗农向糖房预卖，估计土之多寡，能产若干，由中人担保售卖，议定蔗价”。“预糖”这一方式多盛行于简阳、王二溪(资阳)、资中等地方。这些地方的蔗农用产糖量来计算甘蔗栽培的面积，普通情况是能产一千斤糖清或水糖的面积约等于一万土(万土为蔗乡之俗称，即为能出产一万斤甘蔗之面积，约合两亩)，然后，据估算的蔗田面积，蔗农再将他们所栽培甘蔗的应得糖量预卖糖房或糖商。据四川省甘蔗试验场1937年的统计，“预卖糖”的蔗农占蔗农总数的74．8%(参见下表)。

“卖青山”、“预糖”等融通手段在蔗乡又被称谓“剜肉补疮”之举，这一方面在于预卖价与时价相差过大，蔗农受到了糖房及糖商的盘剥;另一方面，这种期货制度，也容易滋生一种弊端———“长项”或“下片”，使部分陷入“长项”或“下片”问题蔗农走向倾家荡产的绝境。

当无预货可卖时，蔗农只能求助于借款。在近代，小农借款度日是一个常态，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中国农村中。就其利弊而言，学界有相当大的争议，但是，近年来学界多肯定其维持时艰作用，对这一点，我们也持肯定的态度，当蔗农无预货可卖时，只能求助借款来通融资金，尽管借款的剥削程度远甚于卖预货。

在沱江流域，借款的最低利率也达四五分，高者甚至有七八分之多。如在富顺，放款者多为地主及富农，蔗农举债数字少则100元，多则500元，尤其是佃农，租赁田土时要缴纳大量押租，故需款额较大，普通月息三分，但亦有高达五六分者。根据四川甘蔗实验调查，蔗区的主要形式有五种:月期钱、比期钱、场期钱、上钱和倒扣利。在1937年，在资中、内江两县农户中，负债农户已达到70%以上，见下表。

从上表看，在资中、内江两地，在所调查的492户蔗农中，负债的蔗农农家达337户，平均负债率达76．63%。从这一高负债率看，尽管高利贷是一种饮鸩止渴之举，但是，蔗农为了生计，借款成为其通融资金的主要渠道之一。这虽然又是一种无奈之举，然而，这却是蔗区农户融资环境的真实写照。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从巩固其对四川地方的统治及支援抗战的目的出发，加强对蔗糖经济的干预。其中，政府对糖业的金融扶持是干预的重要内容之一，就蔗农而言，该扶持主要通过糖业合作社对其进行放款。

蔗糖生产合作社贷款的宗旨是融通蔗农的生产资金，铲除压在蔗农身上的沉重借款，从而促进蔗糖经济的良性发展。四川省甘蔗试验场在其“沱江流域蔗糖业调查报告”中呼吁，“沱江流域产蔗最盛，农村间现呈着极度不安，此乃蔗糖生产事业之危机，所以谁都知道要改进川省糖业，必须从改进蔗农环境着手，普遍组织合作社使蔗农得到资金之周转，渐渐铲除各种不合理之现象，将应得之利润，归还到蔗农本身，然后再进而以技术来解决蔗农业、糖工业问题……因为现今蔗糖生产过程中之种种畸形事实，其最大原因，都是由于农村金融的枯竭，蔗农资金周转不灵，以致遭受各种剥削，组织合作社，贷放甘蔗生产资金，必定能将‘卖青山’、‘预卖糖’等苛刻剥削，渐渐铲除”。自1937年起，沱江流域各县开始组织蔗糖生产合作社，由中国银行施放农业贷款。具体办法为:种10万土以内每万土贷款最高额为35元、10－15万土每万土最高额39元、15－20万土每万土最高额25元、20－50万土每万土最高额20元、洋红甘蔗每万土最高额50元。放贷分三期:第一期，一月份贷放四分之二;第二期，二月份贷放四分之一;第三期，四月份贷放四分之一。该年沱江流域各合作社共计贷款60余万元，“省合作金库向50个合作社，共贷出33501元;中国银行，向37个合作社，共贷出25560元”。1942年国家银行专业化后，改归中国农民银行贷放，贷款分三种:生产贷款、加工贷款(分熬糖及漏糖两种，1943年该流域各县熬糖加工贷款为每千斤糖清或红糖贷1千元;漏糖加工贷款为每千斤糖清150元，还款期限为一年)、设备贷款(为新成立合作社，购置制造设备;额度为设备价之七成，还款期限为一至三年)，以上各项贷款利息为月息一分四厘，另加一厘补助合作事业费。

与预卖借贷中的三四分利息及五六分利息相比，合作社贷款的一分四厘低息，实为惠民之金融举措，但是，合作社贷款的具体情况并非如四川省甘蔗试验场所描的那样让人憧憬，“此蔗糖合作事业，在四川当属创举，能依次合理之办法来推动，此项工作则产糖区域之蔗农获益匪浅。”在这个过程中，蔗农确实带到部分实惠，因为国家银行的利息比其他的利息低得多，然而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国家行库在农家融资中的作用，因为各县办合作社的实际情况并不理想。如1940年的内江，“现有信用合作社50余所，生产合作社约200所，社员约2万人，放款机关为中国银行，已放款700万元，预计本年将增至1000万元以上。1940年对于蔗糖业放款标准，蔗农每万土70元，以10万土为限，闻本年将改为5万土，贷款期限一年半;‘糖清加工’，每万斤甘蔗70元，期限亦为一年半;‘红糖加工’每千斤红糖40元，期限一年;‘白糖加工’，每万斤糖清16元，期限9个月;‘糖房设备’，每座2331元，期限三年;‘漏棚设备’，每千斤糖清22元，期限三年。各种放款，多系分期付款，放款利息，中国银行贷与合作社为九厘，合作社转放社员一分二厘。”虽然1940年内江合作社社员达2万人之多，但是相对于30万之众的蔗农，这2万人不免过少;尽管1941年预计放款1000万元，并调整放款标准，然而相对内江该年生产1．48亿斤蔗糖所需款项，依然是杯水车薪。合作贷款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既有时代大气候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军需孔亟而未能尽全力支援合作贷款)，也受到了合作社内部弊端的拖累。

（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