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近代四川糖业区域化、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融资问题成为业糖者从事糖业活动的关键因素之一。近代川省业糖者融资活动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抗日战争以前，蔗农多通过“卖预货”及“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生活;制运糖商多属殷实，贷入资本不多，如需融资，多依赖于商业资本，较少与金融业发生关系，但这也不否认其与传统金融业(钱庄、票号、当铺)发生联系，即比期借款及异地划汇。之后，国家合作社贷款增加了蔗农融资渠道，制运糖商与近代金融业的关系日渐密切，业糖者经营活动严重依赖近代金融业的资金贷放。在业糖者融资过程中，商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业资本是糖品向外运销的驱动力，促进了糖品生产价值的实现，但并未干预糖业生产组织形态;近代金融业的发展密切了其与糖业的关系，但二者的关系却相当复杂，应予以动态地、全面地分析。

近代以来，四川糖业发展日益区域化、产业化，形成了蔗糖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裂变，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业糖者群体，包括蔗农群体、制糖商群体、贩运商群体(也包括糖业经纪人群体)。从糖品生产过程来看，蔗农需要生产资金来支付地租、维持生活;糖房需要资金来预买“青山”，从事糖品加工;漏棚需要资金来“预糖”和漏糖;糖商(糖号)也需要大量资金来购运糖品，因此，融资问题成为业糖者从事糖业活动的关键因素之一。

然而，在讨论近代金融市场与工商业的关系时，学界的分歧较为明显。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背离的，新式工矿企业的快速发展从资本市场获得的支持不大，钱庄业由于本身资力组织等原因，在资本市场上只能充当配角;银行业对工矿企业的放款数量相当有限;证券市场除了昙花一现的地方证券交易所外，延续时间最长、交易最红火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却是在为政府的财政服务，是一个“公债市场”和“财政市场”。抗战前重庆证券市场的创立，虽然有重庆工商业发展的因素在内，但是其存在的主因，仍是政府为了解决财政需要，因此进入证券交易所的主要是政府债券。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二者是紧密相连的，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是资本主义产业发展的产物，而银行业的发展又是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力神”。作为传统的金融业，典当更多地对从事手工业的单个家庭进行贷放，对维持手工业的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钱庄对商帮、商号等放款较多，对手工业制品的市场开拓作用较大。同时，由于钱庄不直接向农户贷款，而往往将款项借给典当使用，典当成为钱庄向手工业贷放的桥梁，也是农村最常规的借贷部门，比其他任何私人借贷要显得稳定可靠。手工业也因此成为农家利用外部资金最强有力的保障;手工业作为传统生产领域的重要部分，是典当、钱庄之类传统金融业的基础的有机构成部分，三方形成相互依存的“三赢”关系。

这两种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从产业资本角度来看，由于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健全，农工商矿各业从银钱业获得的帮助极其有限;而从银钱业的发展角度来看，银钱业的产生及发展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通过对业糖者融资活动的分析，来探讨商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在近代糖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试着对上述分歧加以简单地回应。

制糖商(糖房主、漏棚主)融资

糖房、漏棚是手工制糖的重要场所。“一般的糖房，所需工人至少40人”，大的糖房，如资中，“可达雇工300余人，用牛30余只，每日榨蔗7万公斤，出糖60余担”。大漏棚，“雇工100多人，日出糖在30包左右(每包约300－400斤)”，“小漏棚每年能漏10万斤”。因举办糖房、漏棚的费用较高，非一般蔗农所能承担，故糖房、漏棚多为地主及富商开办。“漏棚因生产周期长，须有雄厚的本钱，多由殷实地主开设:糖房季节性强，须有足够的劳动力，多由富裕蔗农或地主信任的管事或善于经营的小地主开设。”在1940年之前，川省糖品全部由糖房、漏棚完成。之后，虽有多家半机械化的制糖厂成立，但是，据统计，在1949年前，由糖房、漏棚生产的糖品仍占绝对多数。因此，这里主要以手工制糖商为分析对象。

就其资本情况而言，据1934年重庆中国银行对内江糖房资本的调查，“开设糖房，其资金多用于购蔗及制造两方。大糖房约需资金三四千元;小者则仅千余元。糖房新创者少，多为顶替或租用。资金来源，多从借贷”;“漏棚资金之需要，活动方面较固定方面为多，故数量较大;大漏棚需资金一二万元;小者则只二三千元。但资金终嫌不足，仍须借贷。”

相对于糖房、漏棚内设备价值等固定资本而言，制糖商因期货交易的存在，而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流动资本，两种资本的大致比率如下。

从上表看，就糖房而言，在1937年，在沱江流域各县中，金堂、简阳、资阳三县糖房固定资本所占比例较大，平均达到70%左右;资中糖房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几乎持平;而内江、富顺两县因糖房在“买青山”方面用资较大，故其流动资本较大，内江为86．6%，富顺为71．2%。就漏棚来看，沱江流域各县漏棚资本的构成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在其总资本构成中，流动资本占据较大的比例，最高的达88．2%(内江)，最低也达到63．6%(富顺)。较高的流动资本比例，说明该地区资本流动的幅度较大，资金的周转也较快，这就需要大量的“热钱”存在。

又据1936年甘蔗试验场调查，内江平均每家糖房资本为5037元，自有资本为3237元，其中贷入资本为1800元，占资本总数的35．7%;平均每家漏棚资本为8551元，自有资本6758元，贷入资本为1793元，占资本总数的20．9%;糖房兼漏棚的平均资本为6469元，自有资本4817元，贷入资本1652元，占资本总数的25．5%(见下表)。

从上表来看，每家制糖商的自有资本在总资本中占较大比例，这进一步证明在这一时期内制糖商仍较为殷实。同漏棚及糖房兼漏棚相比，糖房贷入资本最多，达总资本的35．7%。不过，这部分资本贷入多通过行业内部融通来完成，“糖房当开工之际，需款甚急，资金周转，多系借自漏棚，约按月息二分至二分五厘。性质有:若纯为借款性质，利息略高;若为卖预货性质，利息较低。漏棚预向糖房订购糖清，糖房可先支用贷款，认借利息，将来于交货时，全数扣清。因其会有抵押性质，漏棚多乐为之。”“漏棚所需之糖清，均系向糖房预订，以是糖房之营运资金，大半贷自漏棚，将来以糖清抵偿。”总的来看，抗战前，糖房和漏棚多为有资者开办，虽都有融通资金的需求，但多在行业内部资金(商业资本的一种)解决，较少借助近代金融业通融资金。

抗战爆发后，物价持续上涨，制糖成本增大，制糖商资本周转不灵，不得不仰给金融界来调剂不足。尤其是自1940年起，制糖商普遍需要近代金融业来融通资金，以求生存。1942年1月29日，川康区食糖专卖局电四联总处，“查内江制糖厂商，资金缺乏，势将停制，一旦蔗价停止支付，更将引起纠纷，迭准内江易(元明)县长暨糖业公会主席李汉文电请贷放制糖贷款2000万元，俾渡难关”。2月初，资中李显威县长恳请省府转请四联总处贷款1000万元，该电称“本年物价高涨，制糖成本较去年超过3倍，市面金融枯竭，为历年所未有，各业均受影响，周转不灵”。12月7日，资中糖房代表陈德庆电请四川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田伯施，“刻值糖房开搞，金融极度恐慌，尚有多数未能脱售，蔗将枯萎，又误春耕，情势惨重，特恳立请川康食糖专局收购处理。”1943年4月7日，大华实业公司申请抵押贷款，“……糖清100万公斤，照现在生产成本计算，需用资金1500万元……除由本公司自行筹创数百万元外，尚差1000余万元……拟恳钧部特准核定向中交两行洽办借款1000万元，即以本公司与华农糖厂……全部资产作为抵押”。4月15日，财政部函称“……目前，内江、资中一带蔗糖制糖厂商资金周转困难，由部函请四联总处速先筹拨六千万元贷放，以资救济……业经饬渝行转知内江支行，在该行应行摊放之半数，计三千万元内酌予贷放。”7月31日，据内江制糖公会主席李汉文报告，1940年后，四川糖品产量下降，糖业濒临破产的原因之一在于资金缺乏。“抗战以还，百物激涨，糖业生产成本，因而随之俱增。一般制糖户，多散处乡间，流动资金为数有限，平均仅及生产成本十之三四，周转困难，掌持特匪易，除高利贷藉以苟延残喘外，只有亏本预售，或抛售之途，结果负累日深，亏损益巨，亦将减产。沱江流域沿县之市场金融，其紧驰变动，多与制糖业户有关，即当业糖业户极需款时，利率随之提高，当期售糖不需贷款时，利率随之降低。近年资内利率之高，冠以全川者，即为制糖业户资金缺乏之明证”。

就其融资方式来看，不外乎抵押贷款及信用贷款两种，其中又以抵押贷款为主，抵押借款方式有以下两种:1)向银行抵押，此种情形，内江最多，资中、富顺较少，照银行规定，抵押货款价70%，利率一分五厘至一分八厘，视当时市面金融情况而定。例如，1943年1月四联总处第154次理事会通过“食糖资金调剂办法”，规定由中交两行贷放2亿元糖业贷款用于救济制运糖商，其中“糖房借款以押透方式办理，除由公会负责介绍担保外，并另觅殷实铺保”。2)向商号或钱庄抵押，须由行户(经纪人)介绍，行佣由借方独出，高低视借款额为转移，普通每千斤出行佣5－10元不等，月利2分，但须先扣利息作为津贴，俗名“倒扣”，是以利率虽名为2分，但实际上则很多。虽然其利率高于银行，但是一般愿向商号、钱庄抵押者，因人熟关系，不必运货品至堆栈，少支了一笔搬运费，这就是钱庄存在的最大原因。

同时，制糖商的季节性用款对金融业也有较大影响。“十冬腊三月为糖房开工制糖时期，所需款项为数甚大，且须全部现钞下乡，又内市接近农村，消费不大，故现钞下乡后即分别流往他处，极少回头，而内由销区调回糖款，最后必向中交农三行抵填，三行又向重庆运现来内接济，以故银风松时极松，紧时极紧(紧时欲在市寻找三五百万元皆不容易)”。“惟据一般推测(1944年)，蔗价至少在每万公斤4万元，糖清至少应评80万元之谱，是则生产总成本在40亿元以上，除下制商本身资本约占一半，下余之20亿元元，即须仰赖内市供给。姑以糖清生产过程需时两月而论，每日所需现款资金在3千万以上，为数惊人，银风之紧俏程度，不难想象。本年因闰年关系，糖房开搞较往年提早，现正陆续开搞中，而银风亦随之转快，最近数日即期汇兑失灵，同业家家短款，银风奇紧，日折虽做到6元，兑之最高峰犹感告贷无门也。”

归纳起来，在制糖成本猛增，制糖商严重依赖外部资金融通的情况下，国家及商业银行、钱庄的贷款着实部分缓解了糖业资金危机，维持了制糖商的经营活动，这是需要予以肯定的。不过，银行业对糖品生产的金融扶持比较有限，仅止于救济，且往往是贷不足需。例如，1943年11月初，正值糖房、漏棚开搞，而内江制糖生产资金的缺口尚“在2亿元，即须向银行及街面贷款，以资周转，故要求中国银行洽放押款总额4000万元，省行3000万元，按棚户所做糖清数量为单位比例加放，而以每万公斤糖清作押10万元……利率，中行二分，省行五分，中行暂允押借2000万元，省行暂允1000万元。”瑓瑦应需与允贷不仅相差一倍，而且贷款迟迟未下，“在中国银行所请之2000万元，利息开为二分一厘，每万放款需搭储蓄券500元，仍由公会总揽分配，划息已高，迄今迟迟未办。”另外，即使有一定抵押借款存在，但也未必能保证惠及全部制糖商，如1943年12月2日聚兴诚银

行拟在内江办理糖清押放贷款1000万元，但“用款之家，觅取连环担保，利息开四分六厘，此1000万元，仅由公会以会员糖清产量平均分配在公会代表，有力分子，即可多借;一部其他无人力关系者，则不免望洋兴叹，手续极其繁琐，故用者极其寥寥”。在这种“食不果腹”的情况，谈何从改良制糖技术方面来发展糖业，而事实也证明，自1940年四川糖业经历第二产糖高峰后，就一蹶不振了。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不能全都归咎于金融业的支持不力，但可以承认资金不足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

（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