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近代四川糖业区域化、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融资问题成为业糖者从事糖业活动的关键因素之一。近代川省业糖者融资活动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抗日战争以前，蔗农多通过“卖预货”及“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生活;制运糖商多属殷实，贷入资本不多，如需融资，多依赖于商业资本，较少与金融业发生关系，但这也不否认其与传统金融业(钱庄、票号、当铺)发生联系，即比期借款及异地划汇。之后，国家合作社贷款增加了蔗农融资渠道，制运糖商与近代金融业的关系日渐密切，业糖者经营活动严重依赖近代金融业的资金贷放。在业糖者融资过程中，商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业资本是糖品向外运销的驱动力，促进了糖品生产价值的实现，但并未干预糖业生产组织形态;近代金融业的发展密切了其与糖业的关系，但二者的关系却相当复杂，应予以动态地、全面地分析。
近代以来，四川糖业发展日益区域化、产业化，形成了蔗糖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裂变，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业糖者群体，包括蔗农群体、制糖商群体、贩运商群体(也包括糖业经纪人群体)。从糖品生产过程来看，蔗农需要生产资金来支付地租、维持生活;糖房需要资金来预买“青山”，从事糖品加工;漏棚需要资金来“预糖”和漏糖;糖商(糖号)也需要大量资金来购运糖品，因此，融资问题成为业糖者从事糖业活动的关键因素之一。
然而，在讨论近代金融市场与工商业的关系时，学界的分歧较为明显。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背离的，新式工矿企业的快速发展从资本市场获得的支持不大，钱庄业由于本身资力组织等原因，在资本市场上只能充当配角;银行业对工矿企业的放款数量相当有限;证券市场除了昙花一现的地方证券交易所外，延续时间最长、交易最红火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却是在为政府的财政服务，是一个“公债市场”和“财政市场”。抗战前重庆证券市场的创立，虽然有重庆工商业发展的因素在内，但是其存在的主因，仍是政府为了解决财政需要，因此进入证券交易所的主要是政府债券。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二者是紧密相连的，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是资本主义产业发展的产物，而银行业的发展又是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力神”。作为传统的金融业，典当更多地对从事手工业的单个家庭进行贷放，对维持手工业的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钱庄对商帮、商号等放款较多，对手工业制品的市场开拓作用较大。同时，由于钱庄不直接向农户贷款，而往往将款项借给典当使用，典当成为钱庄向手工业贷放的桥梁，也是农村最常规的借贷部门，比其他任何私人借贷要显得稳定可靠。手工业也因此成为农家利用外部资金最强有力的保障;手工业作为传统生产领域的重要部分，是典当、钱庄之类传统金融业的基础的有机构成部分，三方形成相互依存的“三赢”关系。
这两种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从产业资本角度来看，由于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健全，农工商矿各业从银钱业获得的帮助极其有限;而从银钱业的发展角度来看，银钱业的产生及发展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通过对业糖者融资活动的分析，来探讨商业资本及金融资本在近代糖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试着对上述分歧加以简单地回应。
糖商(运销商)融资
运销商是糖品向外输出的中坚力量，他们资本雄厚，在糖品的产销区域均设有糖号，从糖品产地批量购入糖品，然后再运到销售市场上批发出去。从川糖的产销结构来看，“产区市场以内江之县城与茂市镇、资中之球溪河、资阳之王二溪、简阳之石桥、金堂之赵家渡、富顺之牛佛渡、泸县与宜宾之县城为较大，其中尤以内江为沱江流域最大的糖品集散市场。销区市场较主要者，长江流域以合川、江津、重庆、涪陵、万县、宜昌、沙市、汉口等地为主;川西以成都为枢纽，川北以中江为中心;渠江与嘉陵流域以合川为转运地……至于集中在泸县、合川、江津、涪陵等地的糖品，除本地消费外，一部分运销黔滇。转销两湖之糖，由产区贩运至渝后，大都直接驳装轮船，运至宜昌、沙市与汉口等地，散销于湘鄂等地”。产销区域的分离，促使糖商需要大量商业资本以助其完成糖品的运销，也更需要金融业的汇兑功能去便利其资金的转移。
内江为近代川省糖业中心，该地的糖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该地糖号资本状况而言，有合资及独资两种，据重庆中国银行统计，在1934年，“资金雄厚者有4、5万元，少者7、8千元，平均每家资金约2万余元，糖号共有30余家，资金总额约为60、70万元”。与制糖商相比，糖商的资本不可为不雄厚，但是，在每年新糖上市之际，糖号因需大量购进糖品，故多出现“资金不敷，仍需周转”的状况。对这种情况，各地糖商多是通过私人借贷、当商抵押借款及行业内资金来融通，而较少从银行业融资。如资阳“向无金融机关，资金之通融，仅有私人及当商”。富顺“糖商资本，向称充实，过去多能周转灵活，仰求金融界协助之时甚少，惟自去冬(1940年)以来，糖价上涨极缓，加之上年产量特多，销路转疲，糖商存糖看价，不愿出售，致资金周转不灵，亟盼金融界设法接济”。简阳“糖商资本向称雄厚，资金周转，过去颇灵活，惟本年(1941)销路疲滞，价格上涨甚缓，糖商存糖多看价不愿出售，以致资金冻结，调度困难，甚盼金融界多予协助”。重庆“糖商多殷实富户，资本雄厚，银钱周转灵活，少有向银行钱业作抵押借款者”。抗战前后，江津、重庆帮在内江糖业运销中
居于首位，这主要因为他们有内流资金，并有金融界、盐业资本做后台。例如江津巨商刘银洲，专包自贡盐业綦江岸，同时，自贡的盐业金融界，如宋敬臣、颜纪扬、曾俊臣均与江津帮、重庆帮均有密切联系。
总的来看，在这一时期，运销商多较为殷实，如需融资，其周转方法大致有两种:一是借贷，即向其他商家、钱庄借款，偶有向银行融资，期限多为半月，利息按市价计算，但纯系信用，无抵押者;二是调拨，内江汇兑业务，以重庆为转枢，所以汇兑之买卖，多半为渝票，糖号中若在渝有联号者，则遇到需要资金时，可在内江出售渝票，将款由重庆调拨内江，同时，在重庆销售的糖款，亦可由渝票调回。因此，从战前的糖商资本情况来，商业资本(内流资本、盐业资本及商家借款)及金融资本(异地汇兑)均在糖品贸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是糖商资金周转的主要手段。
抗日战争爆发后，物资日益紧缺，物价猛涨，糖价也不例外，一度提升运糖的利润空间，从事糖品买卖的商人数量多有增加。就内江而言，1940年前后的糖号家数为战前的1．5倍，同时，这时的糖号资本也急剧增加，最高者资本额达150万元，最少者也有5、6万元(未除通货膨胀因素)。就重庆43家糖商来看，据向各方面调查，抗战以前，仅30家，增多之原因，以近年来各种糖价逐步上涨，糖商均获厚利，一般携有大量游资者，以为有利可图多加入营业，过去糖商多专营糖业，现在兼营其他业务者，几达三分之二以上，如聚昌和兼营油酒，信昌兼营营花纱疋头，信诚裕兼营山货，永远兼营木材，周福厚兼营花纱等。
然而，利好时期非常短暂，1940年以后，一方面政府加强了对糖业产制运销的统制，运糖的大部分利润被政府拿走;另一方面，物价上涨及货币大量发行，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糖品运销成本急剧攀升，运销商多入不敷出，开始大规模的融资借贷活动。据1943年1月四联总处公布的“食糖资金调剂办法”及“调剂糖业资金办法实施原则”，运商在川康区食糖专卖局担保下可以按照押汇方式向中交两行贷款1亿元，具体办法“运销商人运输糖类参照食盐办法，由食糖专卖局发给运照及查验单，运照由中交两行收执，查验单则交承运木船及运输机关收执，以便沿途查验”。
在运糖商资本依赖银钱业借贷的背后，是糖商日益资不抵债和靠借贷营运。1947年中国银行内江支行在呈重庆总行的呈文所述，“核定1947年度沱江流域糖类生产、运销贷款总额各50亿元，较原申请数目各核减半数，本已不敷需要，近因物价变动，相差更巨，迭据各区制糖公会来函申请增加放额……经敝审查，均属实情，拟请参酌实际情形……将沱江区糖贷总额提到100亿元……运销贷款总额增至200亿元”。1949年4月23日，四川糖业公司呈重庆中国银行支行称，“今百物暴涨，指数竟达百倍有奇，例以白糖而言，前之金圆券5万元足可购糖2千万余公斤，今则非以3千万元不能购得等量之糖，以是推之，则前此贷款已无功用，况当糖类加工及新糖播种期所需燃料、蔗种、工食、缴费俱随物价激增，本公司业务日涨，需工料较巨，非有大量现金无以周转。此间市场金融素窘，尤在银紧钞缺之下，无可乞助……增加糖贷为金圆券2千万元”。
出现这种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金融市场的不健全。就沱江流域各县所开设的银行情况来看，
除内江一地外，在其他6县里，银行并不多。1940年，富顺仅有中国、四川省及县银行三家，合作金库一所，“县银行及合作金库不做糖业交易，中国银行与省行，虽做糖类押款，惟限于堆栈容量与投规，每行只放款20－30万元，不能满足糖商需要，市面银根奇紧，利率高涨，普通信用借款，恒在七分左右。”1941年，简阳也仅有中国、四川省银行及聚兴诚等3家银行，3行均作糖业抵押放款，“中国照时价五成押款，利息一分三厘，省行与聚兴诚可抵七成，前者利率约二分，后者三分;三行放款数额，各约为20、30万元。”泸县虽于1940年前后，有银行11家，中央、中国、农民、四川省、聚兴诚、美丰、川康、川盐、和诚、重庆及大川(即设);钱庄3家，和懋、永大及光裕，但是“各金融机关，均不
做糖业押款，因糖类体重价贱，不如其他货物方便;对殷实糖号，各商业银行，多做信用放贷，利息约三分。”而同时期的资阳，仅有中国及省行两家，“两行均作糖业抵押放款，每年各放款20－30万元，以3个月或半年为一期，押款利息中国一分三厘，省行二分。”
其次，就贷款的数额来看，糖商所需之款与银行所贷之款有较大的差距。如1947年，四联总处分配的糖业贷款来看，属于集团经营糖业贷款，由中国农民银行承办，计合作社生产贷款20亿元;属于个别经营糖业贷款，分由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承办，具体额度为交通银行办理者计有四联总处交办制糖公会会员贷款(包括押透、押汇及活押)6亿元，中国银行办理者既有四联总处交办制糖公会会员贷款(包括押透、押汇及活押)8亿元，以交办额度不够需要，又自动办理该公会会员活押及押汇2亿元，该行自动办理之糖贷，计有富顺县漏棚公会会员活押2亿元，运糖商押汇10亿元(其中得做1亿元之糖厂加工贴现)，水橘公会会员押透4千万元，信谊制糖厂押透4千万元。但是，本年内江糖类总值在900亿元以上，经营糖业者资力颇微薄，国家银行核定贷款总额未及糖类总值之二十分之一。
因此，可以把1940年后糖商与金融界关系总结为:糖商严重依赖金融界放款来从事糖品运销，而别无它途，糖商与金融界的关系较为密切，但是，金融界却从未填满其资金的缺口。长期资本不足，终使1949年重庆义通、富佑项、互利、天德昌等糖号相继倒闭。
（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