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志英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随着重庆的开埠与经济的发展，到抗战爆发前，重庆已逐渐形成为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到抗战时期则进而发展成为了大后方的金融中心，这一中心的形成，为战时大后方经济金融的发展，抗战的坚持直至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重庆金融中心的形成则是得益于战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则使这一特殊环境不复存在，金融中心的地位自然便难以为继；但作为战时金融中心的重庆，对整个抗战大后方的影响和作用却是重大而深远的。

［关键词］重庆；大后方金融中心；地位、作用

金融中心是以巨量金融业务为基础，较强的辐射作用为基本特点。它的标志可概括为：资金的相对集中，筹资融资功能强，各类金融市场兴旺发达，交易量大，与国内外金融联系及服务紧密而广泛。

在近代中国，随着新式金融机构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全国逐渐形成了若干金融中心。19世纪下半叶，随着上海的开埠，外资银行及华资银行在上海的兴起，上海成为了全国性的金融中心，此后，北京政府时期又形成一些地区性的金融中心，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为北京、上海、天津和汉口，而且北京和天津由于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成为了当时的全国金融中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上海在地理位置上靠近首都南京，获得了金融快速发展的大好良机。上海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金融中心。而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东部、中部地区的沦陷，国民政府的内迁，重庆逐渐成为了中国战时大后方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政府政治中心的再次东移，金融中心重回上海。总之，近代以来，中国全国性金融中心在不同区域之间不断变迁，这一变迁的基本轨迹是：上海——北京与天津——上海——重庆——上海。目前，学术界已公认重庆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金融中心(由于战时特殊的背景以及敌我之间的对峙，是否存在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金融中心尚有争议)，但对其研究还仅停留于一般认识，未展开深入地研究与探索，因此本文依据大量史料，试对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主要围绕战时大后方重庆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过程、原因及其作用进行研究。

1.  战前重庆作为西部区域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

经济是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金融中心是随着经济中心的形成而形成的，金融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中心是一定区域内经济活动比较集中的城市，当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形成以某一地区为中心以后，一方面从生产领域游离出大量的货币资金需要寻求投资的场所，另一方面，生产和流通又需要大量的货币资金，这就产生了对金融的需求，从而促使金融中心的形成。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心城市金融发展的最终结果。

重庆发展为战时大后方的金融中心，并非偶然。抗战爆发前，在西部各地区的发展中，重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金融聚集潜力，从金融规模看，重庆已成为了西部地区典型的商贸性金融中心。

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长江上游的商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河流为依托与沿河城市串通，形成了以重庆为枢纽的商业贸易网络，古代重庆因水运而商盛。在清朝，重庆是川东道、重庆府、巴县三级行政机关同城的重镇，又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商贸集散地。重庆还逐渐吸收西南地区黔北、滇北、藏卫和西北地区陕南、甘南地区的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区域之间的大宗商品贸易。不过，前清时期成都仍是四川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重庆处于从属地位。

1891年重庆正式开埠后，长江航运进入轮船时代，国外商业机构在重庆设立，商品交换关系也逐渐突破国界，以世界范围为活动空间。在重庆的经商贸易者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往往以地域关系组成会馆(或行帮)，或以营业相约组成公所。商人之间、商业团体之间相互利用、相互补充的业务联系，构成了重庆商品市场的基本骨架。它们各据实力，汇集天南海北各地商品于重庆，使其发展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商品市场。

随着重庆近代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兴旺，城市近代金融业亦发展起来，相继建立了许多金融组织。票号、典当等传统金融机构早在开埠前就有了一定规模，开埠后进一步发展；其后钱庄、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出现。

重庆钱庄盛世期“每年吸收存款总数约白银1000万两，而贷给货帮的款项高达1500万两。”“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前，川中金融业务，大部分为此等钱庄字号所把持，虽有银行之设立，亦难与钱庄势力抗衡。民国十八九年(1929—1930年)间，因商业不景气，而钱庄以经营不善，无法适应，遂逐年衰落，渐归淘汰。”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持续不停的军政垫款，资金弱小的钱庄不堪重负，再加上投机申汇和“九一八事变”的影响，1931年时已从最盛时50多家锐减为“12家勉强维持营业”。

即便如此，20世纪30年代的重庆钱庄仍与大多数中小商人联系紧密，“川中一般钱庄字号与输出入贸易之关系，非常密切，输出入商人，营运货物时，其资金之周转，多需利赖庄票，……而钱庄对于商人之信用借款，则甚有裨助。”潘子豪于1929年亦总结了钱庄的此点优势，银行本票流通不如钱庄庄票广泛，银行的抵押放款不如钱庄的信用放款。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重庆金融市场上，存放汇兑与工商联系方面，钱庄还是占有优势。

重庆的新式银行业从晚清到抗战爆发前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晚清时期，从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创立，到1911年清政府统治的结束，创立的华资银行共17家(倒闭10家，仅存7家)。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仅四川有2家，其中重庆占有1家，即为1905年创设于重庆的四川濬川源银行。此外，1899年中国通商银行在重庆设立分行，1908年，大清银行在重庆设立分行。

民国建立以后，华资新式银行有了突飞猛进之发展，到1935年，全国银行总行159家，分支行1188家，按其总行所在地及分行处所在地域分布状况加以统计，以都市来说，以上海为最多，总行60家，占全国37．74%，分支行128家，占全国10．77%，而沪、津、平、京、青、杭、重、汉、广等九市集中了主要的华资银行，总行为98家，占全国61．64%，分支行为377家，占全国32%，以省别来说，总行及分支行的所在地又以江浙两省、沿海诸省及长江流域数省为最多，总行为116家，占全国72．96%，分支行为680家，占全国57．24%，而偏僻之区，特别是工商业不发达的西部省份，如甘肃、陕西、四川、广西、绥远、察哈尔、宁夏等省，不但总行鲜见，就是分支行也极少有，总行为19家，仅占全国11．95%，分支行为150家，仅占全国12．63%，在这些西部省区中，四川(包括重庆)一省的总行为13家，分支行为55家，分别占西部省区的68．42%，36．67%。其中，重庆一地为当时九大华资银行集中城市中的唯一一个西部城市，总行9家，分支行14家，为四川及西部地区新式银行业最集中的城市。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总行数量增至164家，分支行增至1627家，总分支行合计1791处。不过，其地域分布并没有多大改变，整个西部地区的银行业在全国所占比重仍十分微弱：

由上表可见，在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实存华资银行164家，西部地区的新式银行总行仅25家，占全国总数的15．24%，分支行191处，占全国分支行总数1627处的11．74%，资本总额30903103元，占全国总资本数434301812元的7．12%，行员人数2526人，占全国行员人数28878人的8．75%。然而，就在这极其微弱的新式银行中，重庆一地却有13家(包括北碚、江津、荣昌、垫江的农村银行在内)，在西部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占总行设在西南西北地区25家银行的52%，分支行93处，占西部地区分支行191处的48．69%。

重庆银行业的业务辐射范围遍及四川全省，有的银行与外省也有较多的业务往来。据统计。1935年重庆金融机构移入现款总额达1140余万元，移比达2500余万元，汇出入总额中一半以上是与包括上海在内的外埠之间进行的。这一现金融通规模不仅在西南各省中为首屈一指，也超出了同期天津的水平。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逐渐形成了以“四行二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以及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为中心的金融网络体系。四行中，除交通银行曾一度在重庆设立分行却很快撤销外(1915年12月1日首在西部设立了重庆分行，但次年5月因袁世凯称帝，护国军兴而撤销，到抗战爆发前在西部均未设立分支行)，中国银行(1915年1月18日开业)、中国农民银行(1935年7月8日开幕)，中央银行(1935年3月25日成立)均在重庆设有分行。特别是中央银行重庆分行还设为一等分行。需要指出的是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置，并不完全依照行政区划，而是参酌经济发展的情况，在重要城市设置分行，次要城市设置支行，比较重要的城市设置办事处或支行等等，在抗战爆发前，中央银行在全国共设有南京、天津、北平、青岛、汉口、重庆、西安、广州、厦门等9个一等分行。这些均说明重庆在西部地区的经济与金融的重要性。

抗战爆发前，重庆除了有相对较为完善的金融机构外，还有西部地区相对发达的金融市场，不仅原有的拆借市场、申汇市场有相当程度发展，还正式形成了西部地区唯一的证券市场与票据交换市场。

明末清初以来，重庆的申汇市场即十分发达，但也相对稳定，约以上海规元1000两恰等于渝钱平银950两左右。但1921年后，钱帮风起云涌，都觉申汇投机有利可图，趋之若鹜。1927年到1931年，由于政局动荡，渝市申汇市场极度动摇，波及弱小钱庄，宣告搁浅者多家，一日之间申汇率有30－40元的升降。期间，重庆“申票大王”石建屏大肆投机申汇失败亏折数十万元，致其经营宣告破产，牵累市面甚大。到10月31日，汇合、恒美、鸿胜、康济等家受牵连相继停业，在重庆酿成金融风潮。引发了对申汇市场的整顿，重庆证券交易所得以建立。

为了加强对渝市申汇市场的管理及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在刘湘部二十一军财政处长刘航琛与重庆银行公会共同努力下，1932年4月20日，重庆证券交易所开业，资本20万元，杨粲三任理事长。经营各种公债、库券及有价证券。并赋予其以整理申票为附业。由于申汇市场的暴涨暴落，1935年2月1日交易所被迫关闭，停拍申汇。1935年7月1日，财政部宣布民国二十四年四川善后公债7000万元如数发行。为了便于四川善后公债顺利推行，重庆银行公会于1935年7月29日开会决议重建证券交易所。经过筹备，10月21日重庆证券交易所再度开拍。到抗战之前，重庆证券交易所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以经营政府公债为主的交易制度相对完备的西部地区的地方证券市场，市场运行渐趋良好。

1933年1月17日，重庆银行公会提议筹设票据交换所，5月30日，重庆银钱业联合公库成立，并在公库之内设票据交换所，办理会员行庄之票据交换事宜。1935年5月该所改组，由银行联合库及义丰钱庄分担转帐工作，1936年10月该所再度改组，由中国银行担任转帐工作，10月15日，重庆票据交换所成立，加入银行10家，钱庄12家。凡是加入公库的行庄，所出的庄票、支票，经公库保付后，任何商号都可接受，最后持向公库结抵清算。这不仅节省了现金收交的麻烦，而且为会员行庄融通资金创造了条件。从1933年到1937年，重庆银钱业的票据交换额逐年上升，1933年为3300万元，1935年达到82680万元，1937年虽受抗战爆发的影响，但仍达到77555万元。票据交换市场的交换物品还有股票和证券。从整体上看，到20世纪30年代，重庆金融业已具有了跨地区的影响。

总之，抗战爆发前，随着重庆金融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聚兴诚银行为首的川帮商业银行之中心，成为重庆乃至四川地区的金融核心，进而又和川滇银行组合成全国银行界中的“华西集团”并成为其主体，它们和中国银行重庆分行一起组成覆盖西南地区的金融网络，控制与垄断着四川地方的金融业务，关联并影响重庆诸多的金融市场，如存款放款市场、资金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证券交易市场、货币汇兑市场、外汇黄金市场等，执四川乃至西部地区金融界之牛耳。由此可见，抗战爆发前的重庆已逐渐形成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而该中心的形成是自然渐进式的，是应市场需求而产生，并与经济发展相伴随。它的形成又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选择定都重庆，建立大后方金融中心作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