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黄修荣

1943年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一研究部主任。长期从事国共关系史、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著作颇丰，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个人专著有：《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下册)《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纪事》《国共关系七十年纪实》《横空出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国共关系史》(上中下卷)等。

堪称“中国学术界、出版界天花板”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复兴文库》，去年9月底在北京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上公开亮相后，即刻引起社会轰动，时至今日仍热度不减。

该丛书是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特别是书中收录了10册、400余万字的重庆史料，让重庆人的历史自信、文化认同感“爆棚”。

在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中，尤以第二编编纂的重庆史料最多，且不少是首次收录进如此重要的著作中，标志着重庆革命历史的重要文献迎来研究的新坐标。

那么，在浩如烟海的全国文献史料中，重庆的文献这一次为何能占有如此厚重的篇幅?哪些史料是“点睛”之作?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著名党史专家、《复兴文库》第二编编委黄修荣教授。

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重庆日报：黄教授，你好！作为我国著名党史专家，也是此次《复兴文库》第二编编委，圆满完成了编纂工作，贡献巨大，向你表示祝贺！

黄修荣：谢谢，我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很多年了，这次能够参加《复兴文库》编纂工作，担任第二编编委，承担第二编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4册)的编纂任务，确实感到非常荣幸。

重庆日报：我们注意到，《复兴文库》收录了一大批重庆的重要文献，尤其是你主编的第二编第一卷，收录了重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可否分享一下你的研究成果和思考?

黄修荣：《复兴文库》是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我做了一些具体工作，贡献了一些专业知识。这部典籍不是个人著作，而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集体智慧结晶。就我们第二编而言，有总主编、副总主编的层层把关，有各位编委的相互合作，所以这是集体的成果，是大家的共识。

重庆文献迎来史学研究新坐标

重庆日报：在书中，不少重庆的重要文献首次被收录进如此重要的著作中，这无疑标定了重庆革命历史在民族复兴史上的新坐标。如，在第二编第一卷第三册中，编入了《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且将其纳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之下，这是怎么考虑的?

黄修荣：我对这个文献很熟悉。它是20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的共产国际档案馆中拿回来的，是中共一大档案的一部分。与它在一起的还有北京、广州组织的报告，1982年中央档案馆就内部出版过。2015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在编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时，就将它正式编入其中，这是迄今最权威的版本。我们这次编《复兴文库》就是依据这个版本收录的。

重庆日报：这篇文献有什么重要价值?

黄修荣：该文献的发现和公布，有三点令人瞩目：一是让我们看到在西部地区很早时也有共产主义运动和组织的出现，因为它产生于1920年。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它明确地记载了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三是他们自称“共产主义者”，表示“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对未来充满着希望”。这都是当时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基本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有的地方组织称“共产主义组织”，有的称“共产党”。因此，我们把明确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求共产主义的组织的文献，都归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中，大体能够反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早期组织的实际状况。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作为一个权威史料，是确定无疑的。但它提出的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难度也很大，还需要我们不断研究，既包括所涉及的若干历史史实的研究，还包括对其文献价值的进一步研究等。

重庆日报：在第二编第一卷第三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卷中，收录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言》，这是又一篇重要的重庆文献。能否谈谈它的来历?

黄修荣：它是从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搜集到的，后来收入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四川的建立》之中(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重庆日报：为什么会把这篇文献也收录进《复兴文库》?

黄修荣：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工会和青年团工作。之所以收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言》，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是它的思想性很强、很鲜明，提出了“我们信仰唯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观点。

其二，它和国内其他地区团组织一起，较好反映了当时革命趋势的全国性。

其三，它具有很强的代表性，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党组织纷纷建立起来，但在四川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以团代党”。

填补“五四运动在重庆”的空白

重庆日报：作为资深专家，你对重庆的历史研究有何建议?

黄修荣：对于重庆来说，《复兴文库》的编纂，使一批有关重庆革命历史的新文献进入了国家历史、民族复兴历史研究的大框架之中，在文献价值的研究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历史研究、党史研究，总要一代一代地干下去。我已经80岁了，希望重庆的同志们继续努力，做出新成绩来。

重庆日报：可以具体给我们一些指点吗?

黄修荣：比如，在编纂《复兴文库》的过程中，我搜集到一批关于《五四运动在重庆》的史料，非常珍贵。这批材料来自1919年6月到10月的《国民公报》。20世纪80年代初，重庆党史工委曾内部印过，但错漏较多。我们进行了重新整理，但有些仍不理想。因此请周勇同志(注：现为重庆史研究会会长)为我提供了一份最重要的文献《川东学生救国团宣言》。他找到了百年前《国民公报》的原文，进行了严谨认真的反复校勘。

这一批文献在学术上、理论上有重要的价值：一是重现了五四运动在重庆的基本情况；二是补上了五四运动史料搜集整理的一部分空白；三是为全国五四运动的研究补上重庆这个空缺。

研究五四运动的学术著作、普及著作已经很多了，但是基本上没有提到重庆。这批史料说明重庆的五四运动同样是轰轰烈烈的。相信，今后研究五四运动时，这批史料将发挥很好的作用。

重庆可以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可以继续把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做下去，报刊资料是一部分，档案史料也很多，是又一个努力的方向，这件工作很难，但只要坚持不懈，定会得到大收获；二是重庆自己要先研究起来。

重庆日报：你对重庆革命历史研究有何期望?

黄修荣：重庆是中国近现代史、革命史、党史资源极其丰富的地区，需要加强研究的还有很多很多。而真正熟悉情况，研究深入的还是本地学者，我衷心希望看到他们的新成果。

重庆日报客户端 记者 韩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