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冬生

内容提要：少年儿童文艺团体是抗战文艺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抗战时期，被誉为“中国儿童界三大明星”的孩子剧团肩负革命、宣传和教育使命于一身，凭借着灵活多样的宣传样态，丰富多元的演出内容成为中共开展革命宣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不仅为抗战宣传作出积极贡献，还有力促进了当时儿童戏剧活动的开展，并对重庆及全国戏剧的繁荣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在今天看来，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仍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 孩子剧团 抗战宣传

据抗战三周年时的统计，连民间剧团计算在内，全国各战场的新演剧队伍，约有三万的戏剧兵。[1]新安旅行团、广州儿童剧团、劳动童子军、儿童工作团、报童近卫军、少年铁血队、少共国际师等都是声名远播的少年儿童抗日团体。其中，被誉为“中国儿童界三大明星（新安旅行团、政治部孩子剧团、私立育才学校）”[2]之一的孩子剧团影响最大。“八一三”事变后，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7年9月3日，上海第一个抗日儿童文艺团体——孩子剧团“从什么也没有和什么也不怕的情况下产生出来”[3]。孩子剧团以文艺为斗争武器，从儿童的视角出发，用孩子的口吻述说苦乐辛酸，激发少年儿童和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不仅为抗战宣传做出贡献，而且成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不可或缺的儿童武装力量。孩子剧团的优异表现引起了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冯玉祥、茅盾、老舍、田汉、陶行知、冯乃超、丁玲和冼星海等革命家和文艺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周恩来用“救国、革命、创造”[4]六字勉励；郭沫若评价其“尽可以成为一部抗战的侧面史”[5]；茅盾称其是“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6]。

遗憾的是，当前抗战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论争等方面，对以孩子剧团为代表的少年儿童抗战文艺团体缺乏关注，对其政治、历史和文化价值认识不足，未能给予客观评价，遮蔽了抗战文学的历史面貌，这也成为抗战文学研究的一个盲点。鉴于此，本文以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为研究切入点，重点考察1937年至1942年孩子剧团抗战宣传的基础、独特的宣传方式及意义，探讨其抗战宣传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孩子剧团抗战宣传的基础

孩子剧团的成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是兼有抗战宣传队伍共性和自身个性的团体。与其他队伍一样，孩子剧团以民众动员和抗战救亡为宗旨，不同的是孩子剧团的主体是孩子，年龄小且演出形式灵活多样，极易得到百姓的喜欢，抗战宣传动员效果极好。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文化和思想基础之上。其中经济基础是剧团开展抗战宣传的前提，文化基础是保障，思想基础则是关键。

抗战时期，少年儿童文艺团体多为自发组织，属民间自行管辖，成就卓著的团体才会被政府或相关机构收编。随着孩子剧团在上海、武汉的声誉与日俱增，加上周恩来、郭沫若的努力推荐，1938年4月，辛汉文带着陈诚签名的“由沪来汉之孩子剧团，着由本部收编”[7]的批条将团员带到武汉昙华林，此举标志着孩子剧团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收编。三厅是“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主要负责“民众之组织与宣传”[8]工作。被收编后，孩子剧团的首要任务是服从抗战宣传需要，最大地发挥自身作用。

1938年10月，孩子剧团转战湖南。因长沙儿童剧团抗战宣传反响强烈，郭沫若向军委会治部请求收编，拟将长沙儿童剧团与孩子剧团两团合并后“唯仍用孩子剧团之名，分为二队，将其年长者为第一队，年幼者为第二队”[9]。当天，政治部副部长张厉生批示“照办”[10]。孩子剧团和长沙儿童剧团合并后宣传规模、实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合并后的孩子剧团有编制58人，男团员37人，女团员21人。孩子剧团从此摆脱了生存压力，不再为吃喝发愁，能够全身心投入抗战政治宣传工作中去。孩子剧团也是有官方记载纳入军委会正式编制的为数不多的少年儿童文艺团体之一。孩子剧团成立半年就被收编，成为有组织编制和津贴供给的抗战文艺团体，这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先例。孩子剧团的成功收编一方面与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的帮助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与剧团自身的拼搏奋斗紧密有关。有了三厅的经费支持，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如鱼得水。可以说经济基础是孩子剧团开展抗战宣传的重要前提。

抗战时期，政治宣传离不开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导，而文艺工作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宣传水平的优劣。孩子剧团被收编后，郭沫若敏锐地意识到团员普遍都是适龄入学儿童且求知欲望强烈。为提升抗战宣传效果，必须提高团员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作为一支文艺宣传队伍，孩子剧团还必须具备戏剧、音乐、舞蹈和美术等专业知识。除邀请常任侠、曹荻秋担任语文、英语教师外，陈乃昌还聘请田汉、石凌鹤等讲授戏剧理论知识；请冼星海、张曙和李广才等教授钢琴、作曲和乐理知识；请李可染、刘明凡等开设美术课。郭沫若也多次给孩子剧团上课。孩子剧团学习和工作齐头并进，文化艺术等课程的设置为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基础，还成为团员自身文化素养提升的一条有效途径，也为其今后的职业选择打下了基础。

孩子剧团是在上海国难教育社地下党书记王洞若和临青学校教师吴新稼的帮助下建立的。上海临青学校受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甚深，吴新稼是陶行知的学生。孩子剧团的成立说明两个事实：第一，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成立的抗日儿童团体。第二，它的成立与国难教育社和陶行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36年国难教育社成立时有二十多个早期的孩子剧团团员加入，团长吴新稼被选为理事。有此渊源，孩子剧团初期受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就不难理解。抗战期间，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教育主张，他把学校教育总结为四个方面：集体生活、文化钥匙、特殊的学习和自动力之培养。在陶行知教育思想哺育下，孩子剧团积极参加公益劳动和文艺宣传活动。对此，可在陈模的回忆中得到证实：“我们剧团信奉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实行‘教学做合一’，这一条真灵。”[11]为了更好地管理团队，剧团制定了《孩子剧团团歌》《孩子剧团章程》和《孩子剧团公约》，对团员的生活、学习、纪律和考勤等进行科学管理。由此看出，孩子剧团是一支作息规律，有着明确分工、考勤管理及宣传宗旨明确的文艺团体，其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学习的管理制度得益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陶行知曾说：“生活教育者的学校是炸不散的。”[12]“炸不散”是指学校采取生活教育的方式，将教育融入生活，这样学校是不会倒闭和炸烂的。孩子剧团是一所“炸不散”的学校，还是一支流动的宣传队，其抗战宣传处处体现着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参考文献：

[1]阳翰笙：《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林志浩、李葆琰：《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评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974页。

[2]胡晓风：《孩子剧团在教育思想上给人们的启示》，四川省青运史研究会重庆分会、共青团重庆市委青运史研究室编《重庆青运史研究资料孩子剧团史料专辑》1986年第3～4期。

[3]强云秋、傅承谟：《两年来的孩子剧团》，《剧场艺术》第2卷第4期，1940年4月10日。

[4]慧琳：《孩子剧团欢迎会上》，《新华日报》1938年2月10日第4版。

[5]郭沫若：《洪波曲》，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40页。

[6]茅盾：《记“孩子剧团”》，《少年先锋》第1卷第1期，1938年3月5日。

[7]郑自来、吴莆生：《活跃在武汉的孩子剧团》，《武汉文史资料》2015年第8～9期。

[8]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9][10]蔡震：《郭沫若与孩子剧团及抗战戏剧》，《郭沫若学刊》2015年第3期。

[11]陈模：《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纪念孩子剧团成立60周年筹备组编印：《奇花更艳——孩子剧团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文集》1997年（非卖品），第42～43页。

[12]陶行知：《生活教育目前的任务》，《战时教育》第3卷第10期，1939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