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冬生

内容提要：少年儿童文艺团体是抗战文艺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抗战时期，被誉为“中国儿童界三大明星”的孩子剧团肩负革命、宣传和教育使命于一身，凭借着灵活多样的宣传样态，丰富多元的演出内容成为中共开展革命宣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不仅为抗战宣传作出积极贡献，还有力促进了当时儿童戏剧活动的开展，并对重庆及全国戏剧的繁荣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在今天看来，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仍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 孩子剧团 抗战宣传

二、孩子剧团独特的抗战宣传方式

孩子剧团历时五年的抗战宣传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远征，深受沿途群众的欢迎。战时语境下，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常异于成人社团。如在宣传内容上渗透着中共政治思想；在宣传形式上灵活生动、孩子气足；在宣传手段上国际国内并重；等等。毋庸讳言，显性儿童视角和隐性中共思想叠合是孩子剧团最独特的宣传方式。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宣传管控异常严格。其中，1938年1月至1941年6月“被查禁的书刊就多达961种”[13]。在日趋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中共开展宣传工作非常艰难，只有另辟蹊径。在孩子剧团抵达武汉后，中共审时度势、顺应形势，有意识地运用三厅的政治合法性完成收编工作。特别是在孩子剧团的表演时，巧妙地融入“抗日救亡、团结抗战”等思想，把显性儿童视角和隐性中共思想叠合，有效地传播了中共的政治文化和方针政策，不仅易感染、动员民众和被民众接受，还成为中共开展革命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大后方错综复杂的环境里，中共通过孩子剧团向民众介绍抗战形势，宣传意识形态及文化政策，从而探索出一条夹缝中宣传抗战的新路径。

此外，在中共的指导下孩子剧团还成立了党支部。面对特殊而严酷的政治环境，时任长江局领导的周恩来特别重视党建工作，1938年4月，周恩来指示长江局“孩子剧团也可以发展党员”[14]。1938年5月，在孩子剧团的秘密组织下，许立明、陈模、张宗元、徐祥仙、张浣清、张莺、罗真理加入中国共产党。加上原有两名党员，剧团共有九名党员。在三厅地下党组织和郭沫若的关怀下，孩子剧团成立了党支部，团长吴新稼任书记。1938年11月党支部改组，蔡家桂任书记，吴新稼、林犁田任支委。党支部成立后非常重视党团员的培训工作，常邀请周恩来、郭沫若讲党课，不定期举办时事讨论和辩论会，剧团还设立小图书馆购买了进步书报。剧团常组织时事政治和抗战形势学习，邀请支部书记和党员上党课。这九名党员有很强的组织力、战斗力和号召力，确实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孩子剧团生死攸关之际，都是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化险为夷，这与王若洞、蔡家桂、吴新稼和三厅党支部书记冯乃超的关怀分不开。健全的党组织为孩子剧团抗战宣传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经过中共政治思想渗透和改造的孩子剧团日渐成为其政治宣传的传声筒。

孩子剧团还善于借助他人“喉舌”开展国际宣传。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尤为重视外宣工作，积极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广泛利用各类媒体展开国际宣传。1938年武汉各大媒体报道孩子剧团事迹后，引起国外媒体关注。随后，苏联、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16个国家的儿童团体先后给孩子剧团寄来200余封书信。郭沫若认为这是宣传抗日和争取国际同情的良机，他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孩子剧团的国际宣传意义非同寻常：一是动员海外广大少年儿童支援中国抗战。二是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争取在国际上获得同情和援助。孩子剧团也是较早与国外少年儿童团体建立联系，向国际社会正面宣传中国抗战的少儿抗战文艺团体。国际宣传成为孩子剧团开展抗战宣传的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

为加强中苏两国文化交流，争取政治军事援助，1940年12月28日，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举办苏联驻华音乐广播活动，孩子剧团和育才学校应邀参加。1939年11月，孩子剧团还参加为苏联专家举办的“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活动”。团员们穿着仅有的一双黑跑鞋演出，郭沫若得知情况后把剧团总务强明叫去，说：“他们那些人做官当老爷，从来不顾惜你们，你们还给他们争什么面子？”强明一时还没听明白，郭先生接着说：“全体团员都穿草鞋参加晚会，坍他们的台，捅他们一下!”[15]后来，团员们果真穿着草鞋参加演出。演出后第三天，政治部总务厅将鞋袜费拨付。因此，这种特殊形式的国际演出不仅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斗争。抗战期间，孩子剧团宣传演出效果令人耳目一新。通过苏联驻华音乐广播等活动，其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孩子剧团成为大后方少年儿童抗日团体的领导核心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在抗战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孩子剧团内部设有“一般工作部”，主要工作是发动、团结和组织少年儿童壮大抗日力量，另一项主要任务是负责学校的儿童组织工作。孩子剧团将政治宣传引入学校，顺势将学校的儿童动员起来，不仅密切了抗日团体和学校的联系，而且使学校成为儿童抗日的根据地和“桥头堡”。此外，孩子剧团还利用“抗日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来扩大抗战宣传工作。“为了‘保卫大上海’集中全上海小朋友力量起见”，“孩子剧团”邀集了“十七个儿童团体，组织了‘上海市儿童星期座谈会’，每星期开会一次”[16]。这表明孩子剧团成立之初就意识到联合少儿团体共同抗日的重要性，剧团也极力在组织动员少儿抗战宣传中发挥领导和示范作用。孩子剧团转移到武汉石灰窑后“曾发动两千多小学生开了一个联欢会，把救亡的种子播送到这两千多个胸腔里去”[17]。随后，剧团建立“武汉市抗日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号召广大儿童团体参加三厅主持的抗日活动。在重庆，孩子剧团走访当地小学帮助建立抗日宣传队，与儿童农村宣传队、儿童演剧队和平儿院儿童战时服务团等合作建立“抗日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定期开会协调抗日宣传的行动计划、讲座安排和日常公演等事宜，每周还出版一期《重庆市儿童星期座谈会通讯》。这些工作对推动抗战宣传的制度化、常态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实践证明“抗日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是“孩子剧团在国统区开展抗战儿童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形式，对推动大后方抗日儿童工作起了良好的作用”[18]。借助“抗日儿童团体星期座谈会”这一平台，孩子剧团壮大了少儿抗日文艺团体的宣传力量，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起到了促进作用，以孩子剧团为核心的各儿童团体密切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抗日救亡的抗战宣传动员工作。

在向大后方转移的途中，孩子剧团积极组织其他儿童团体参加联合演出，把广大少年儿童团体组织起来开展政治宣传，其组织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得到充分展现。1938年2月11日茅盾给孩子剧团题词：“谁对于民族前途抱悲观的，请看看这一队冲开了敌人的炮火的勇敢、天真、活泼的未来的中国主人！”[19]孩子剧团领导核心的形成有着历史必然性：一是大后方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少年儿童团体必须依靠成熟、坚强的领导核心；二是孩子剧团的先天优势和后天努力适应了这一客观要求，这种内外因的叠加促成其领导核心的确立。可以说，孩子剧团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抗战初期已形成，在桂林时期逐渐强化，在陪都重庆时期加以明确。

1941年6月中央宣传部宣传工作提纲明确指出：“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20]根据这一指示，孩子剧团把报纸等现代传播媒介当作抗战宣传的主要载体，曾编辑出版《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一书。据《武汉文史资料》记载：“郭沫若同志为该书题了字。”[21]之后，剧团还编辑出版了《儿童副刊》《孩子剧团成立两周年纪念特刊》，创办《抗战儿童》杂志。《抗战儿童》不仅自觉担负起政治宣传的重任，还对其他儿童刊物起到示范作用。孩子剧团借助报纸等媒介向读者宣传意识形态、抗战观念等，不仅有效传播了中共方针政策，而且宣传了自我。报纸、刊物和书籍等现代科技生成的传播媒介与革命意识的有效结合，具有传播渠道快和范围广等优势，也给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提供了便利。孩子剧团创造性地将传统的宣传方式与现代传播技术结合，借助报纸刊物和书籍等媒介反映抗战，既宣传了革命者的政治意图，还推动了受众的接受认知和理解进度，也使其宣传阵地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13]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73页。

[14][18]陈模：《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纪念孩子剧团成立60周年筹备组编印：《奇花更艳——孩子剧团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文集》1997年（非卖品），第42～43页。

[15]陈模：《郭沫若与孩子剧团》，《红岩春秋》2002年第6期。

[16]强云秋、傅承谟：《两年来的孩子剧团》，《剧场艺术》第2卷第4期，1940年4月

10日。

[17]毓伦：《孩子剧团从石灰窑归来》，《妇女生活》第5卷第10期，1938年4月1日。

[19]陈模：《他的心是向着孩子的——缅怀敬爱的沈老》，孩子剧团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孩子剧团史料汇编》，北京兴凤印刷厂1996年版，第542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9页。

[21]郑自来、吴莆生：《活跃在武汉的孩子剧团》，《武汉文史资料》2015年第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