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冬生
三、孩子剧团抗战宣传的价值
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民众抗战动员模式。孩子剧团主要开展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宣传工作;二是儿童工作;三是慰劳工作。其中,宣传工作居首位。1939年春到1940年夏,孩子剧团分两次赴川东、川西、川南和川北地区开展抗战宣传工作,规模之大绝无仅有。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工作有两个优势。一是团员年龄小,演出投入,其苦难经历容易得到底层民众的同情。二是孩子剧团每到一处,第一时间联系与动员当地少年儿童参与抗战宣传,注重发挥本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全民动员——尤其是动员孩子参与抗战的过程,它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民众抗战动员模式。抗战期间,儿童不仅是一个联系社会、学校和家庭的有效衔接点,还是一个对普通民众、家庭展开抗战宣传的有效中介。在中共的领导下,孩子剧团在宣传活动中植入“抗日救亡”“民族大义”及“家庭社会”等观念,让底层民众与国家、抗战产生关联,吸引广大孩子关注抗战并辐射影响整个家庭或家族,最终达到动员民众支持并参与抗战的目的。值得肯定的是,孩子剧团表演式、参与式的抗战宣传有着很强的艺术张力,即刻传播效应明显,在无形之中强化和传播了抗战主流文化,这与日后国家动员尤其中共的宣传动员模式不谋而合,且迎合了民众固有的家国意识、善恶是非等观念,从而激发其抗日救亡的内心情感。孩子剧团坚持“吾辈艺术工作者的全部努力,以广大抗战军民为对象”[22]的信条,主要利用戏剧武器并辅助歌咏、标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实施宣传,受到群众和官兵的欢迎。据统计,1937年9月到1942年9月,孩子剧团途经苏、皖、豫、鄂、湘、桂、黔、川、渝9省(市)57个县市,行程两万余里,演出戏剧30多部,抗战歌曲80多首,演出500场次,约45万余人次观看过其演出。[23]
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抗战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发展。戏剧宣传通俗易懂,能激发观众的情绪并产生共鸣。戏剧是战斗的武器和有利的教育工具,更是适合大众的演出形式,它不仅支配着群众的闲暇生活,还成为官方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大后方抗战文艺宣传的一种极佳形式,深受百姓喜爱。1941—1944年,重庆连续举办四届“雾季公演”,242台戏剧轮番上演。其中,孩子剧团参加《乐园进行曲》《猴儿大王》两剧的演出反响强烈。1941年3月石凌鹤创作、郭沫若定名的话剧《乐园进行曲》在重庆国泰大剧院上演。该剧以孩子剧团的斗争经历为素材,意在揭露国统区儿童教养院的黑暗生活和勇于抗战的社会现实,这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大型儿童话剧。1942年12月,孩子剧团参加石凌鹤、张莺改编话剧《秃秃大王》的演出,大获成功。《乐园进行曲》《秃秃大王》批判了国民党及汉奸独裁者密谋投降、倒退和和制造分裂的丑恶面目,颂扬了人民群众积极抗战和争取民主的强烈愿望。此外,孩子剧团还独立创作儿童剧《帮助咱们的游击队》《把孩子怎么办》《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还根据法国作家都德小说改编了《最后一课》等。孩子剧团一边利用戏剧宣传抗战,一边将主流思想渗透到民众的意识之中。可以说,孩子剧团的戏剧创作、演出扩大了其抗战宣传的资源和影响。在中共的指导下,孩子剧团以“雾季公演”为契机,利用孩子和戏剧相契合易被成人接受和媒体关注等优势在大后方演出,大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情绪。孩子剧团的声誉也传播到国外,宣传效力明显,宣传效果极强。孩子剧团对战时重庆戏剧演出的空前繁荣及全国儿童戏剧创作、儿童戏剧理论的兴盛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还为抗战戏剧运动蓬勃发展及重庆在抗战大后方戏剧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也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全国戏剧运动的深入开展,同时,在丰富大后方抗战文化的多样性,争取大后方戏剧演出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上做出了贡献,其戏剧演出也是抗战戏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组成部分。文艺运动历来是与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的,郭沫若曾说“从五四运动起,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主流都是当时的革命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战斗单位”[24]。孩子剧团发起了动员团结少年儿童、坚持抗战和反对投降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抗战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鼓舞了广大少年儿童及人民群众抗战的热情。孩子剧团在战火中历经千锤百炼,用他们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重任,以出色的表演宣传抗日救亡的真理,起到成人剧团无法替代的传播作用和艺术效果,其演出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为抗日战争史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国革命戏剧史、少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也成为中共抗战文艺运动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孩子剧团的抗战宣传对抗战胜利起到了军事斗争无法替代的作用。孩子剧团用实际行动感召和激励了四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成为其他少年儿童抗战团体学习的榜样。
参考文献:
[22]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23]李桂杰:《孩子剧团:童心依旧》,《人民日报》1997年8月13日第10版。
[24]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