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勇，重庆人、巴县人，下过乡，当过兵，做过工，上过学，教过书，从过政。现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史研究会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人文丛书》总编室主任，著有《邹容传》《邹容集》《邹容与苏报案史料汇编（上下集）》。

2023年，是巴县之子邹容留学日本归来，因苏报案而系狱上海提篮桥监狱120周年。

邹容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宣传家，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邹容在家乡巴县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1901年，他前往上海，随后转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他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撰写了《革命军》，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构想和政纲，发展和完善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尤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邹容在日本还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在日本他实现了由爱国热血青年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的转变，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

他1903年回国，因《革命军》而身陷上海租界牢狱。在狱中法庭上他公开宣布，“我现在鼓吹社会主义”。并表示，“我正准备写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书”。为我们留下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历程和奋斗业绩，唤起了巴渝大地的滚滚红潮。1905年死于狱中。

“非尧舜，薄孔子，无所讳”

邹容（1885－1905），原名桂文，又名威丹、蔚丹、绍陶，四川巴县人（今重庆市），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

邹家原籍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清代初年实行“湖广填四川”政策，掀起了移动运动。邹家迁居到四川省巴县木洞、石马河等地，大约1882年迁入重庆城内夫子池洪家院子，后又迁至小较场定居。

1885年秋天，邹容出生在夫子池洪家院子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其父邹子璠，常奔走于重庆、汉口、上海之间，经营棉纱、棉布和杂货生意，也到过广州、成都、西安。他在重庆城内县庙街开有商号“利川升”，还与人合伙开了“同镒园”。邹子璠由经商致富，中年以后，已拥有巨资，建立起温饱无虞的家庭。邹子璠生有子女12人，八男四女，邹容在男孩中排行第二。

邹容自幼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年十一，诵群经，《史记》、《汉书》皆上口”。他非常推崇抗清志士郑成功、张煌言，尤其崇敬才华横溢的反清复明少年英雄夏完淳，他宣称：“仁义所在，虽粉身碎骨不计”，决心继承夏完淳的爱国精神和英雄业迹。1896年，他第一次参加童子试，就因考题晦涩，不甚了然，与主考官展开辩论，愤然离开考场。在他的心里，更加坚定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发扬光大汉族传统的民族气节。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华大地的瓜分大祸，迫在眉睫。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奔走呼号，维新之风，竞于中华，也吹到了山城重庆。邹容读到了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等维新报刊。《渝报》创刊以后，更使他大开眼界。为了直接学习西方，邹容与杨沧白等入日本领事馆学习外语，从而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及其学说，成为新思想的热心传播者。

邹子璠希望邹容也能和大哥蕴丹一样，循规蹈矩，热心仕途，因此，又把邹容送入重庆经学书院学习。邹容早已厌恶腐败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他对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即清代官场）儿不愿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在行动上，他反其道而行之。书院为激励学子锐意进取，志在功名，教授了一首《神童诗》。诗曰：“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都是读书人”。邹容却信笔改为“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贪官与污吏，尽是读书人”。表现了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到后来，他更发展到“与人言，指天划地，非尧舜，薄孔子，无所讳”，“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尤体无完肤”，同学们都戏谑他为“谣言局副办”。

学业上，邹容不做八股文章，而热心于金石篆刻等技艺。由于他的这些离经叛道言行，不久即为书院开除。

邹容对封建制度彻底批判的激进态度，是和他对维新志士谭嗣同的钦佩分不开的。谭嗣同是维新志士中激进派的代表，著有《仁学》阐发变法主张，邹容曾捧读再三。戊戌政变后，谭嗣同被捕入狱，高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慷慨就义。

这使邹容热泪纵横，悲愤不已。他说，像谭嗣同这样的人，才是杀身成仁的英雄。他不避风险，公然将谭的画像置于座前，并题词一首，以明其志：“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他决心继承维新志士的未竟事业，为救国救民继续奋斗。

正是维新思潮的熏陶和维新运动的锻炼，把邹容单纯的民族自尊感上升为爱国责任感。

“从事于崇实致用之学，以裨于人心世道”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又纷纷东渡日本，重新探索救国真理。1901年，四川首次选派官费留日学生。经老师江叔澥先生的荐举，7月1日，邹容前往成都，参加留日考试。因他汉语功夫好，又有新学知识和外语基础，预选合格，顺利通过。考试监督李立元带领邹容等谒见四川总督奎俊。奎俊对邹容勉励数语，叫他回重庆收拾行装，等候通知，预计九月份可出发前往日本。8月26日，他回到重庆，整装待发。

但是，邹容在重庆的离经叛道行为，官府早有风闻。再加上一些保守分子大上谗言，采取卑鄙手段，以邹容“聪颖而不端谨，不合条件”为由，取消了邹容官费留日资格，另由一个很有权势的富家子弟顶替了他的名额。

邹容留日愿望受挫，但留日之志不移，要求父亲允许他自费留学日本。他舅舅刘华廷等人坚决反对。刘华廷也是一个奔走于重庆上海之间的商人，他认为，中国之受人欺凌是因果报应，非人力所能挽回。邹容不愿走仕途之道，这不必勉强，只要学好英语，将来从事洋务，也会有所成就，何必生出什么救国救民的非分之想。他告诫邹容：谭嗣同奔走救国，但结果是人头落地，祸及父母，殃及族人，孰好孰坏，你要三思。

邹容针锋相对，他认为，这些话全是毫无生气的“老成谋国之见”。如果人人都怕死，又何谈杀身成仁呢？中国之所以亡国灭种，其根本原因在于民族的惰性，人人家居终古，固守祖宗田产，热心于拥妻抱子的小家庭。当今之世，应该大加提倡为拯救民族同胞而奋斗，才能流传后世，照耀古今。他甚至说，这种亲戚，不如没有。

支持邹容留日的也大有人在。他的老师江淑澥，同学杨庶堪、朱必谦等人反复开导邹子璠。有的亲戚也说：“邹容之离经叛道在重庆已小有名气，如强留下来，说不定哪天又出一通惊世骇俗之言，胆大妄为之事，殃及家族，不如遂他留日之志，离开重庆为好。”邹子璠权衡再三，最终同意了邹容自费留学日本的要求。

出国之前，邹容致信他的大哥，劝他不要再“奔走于词章帖括中，以效忠于前人”。他指斥科举制度“糜费千百万之国帑，以于百千万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中，而拣其一二尤者，于天下国家，何所裨益?”他断言，“科举路从此绝矣!”时至今日，应该“从事于崇实致用之学，以裨于人心世道”，才是出路。邹容在这里所说的“崇实致用之学”，即资产阶级的新思想和发展资本主义所需的科学技术；“裨于人心世道”，则是要唤起中华民族，挽救国家危亡。

这些书信表现了邹容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摈弃封建专制文化，重新探索救国之道，誓死如归的决心。

“苍崖坠石连云走”

1903年邹容因苏报案而入狱。在狱中，邹容与章炳麟忍受着非人的待遇，相濡以沫，作诗酬唱，切磋勉励。经半年审讯，三次过堂，到1903年12月，反动法庭准备将邹容、章炳麟判永远监禁之罪。

邹容预感到就义之期当在不远，于1904年初，以家乡重庆的涂山为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涂山》，倾诉身陷囹圄的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无限眷念之情，抒发热血男儿为国捐躯的革命情怀：

苍崖坠石连云走，药叉带荔修罗吼。

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东门牵黄狗。

诗的前两句描述邹容遥望家乡涂山苍翠的崖壁，崩裂的怪石和连天的白云，耳边响起了中外刽子手如“药叉”（即夜叉，中国传说中的吃人鬼）、“修罗”（即阿修罗，印度神话中的恶神）般的嚎叫。实际上隐喻着国家、民族和个人所处的险恶的政治环境。

后两句邹容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流传在家乡的传说：大禹与涂山氏之女在涂山结婚，新婚后仅辛、壬、癸、甲4天就外出治水；

另一个是秦国李斯受奸臣赵高忌害，临刑之前，他对儿子说：我多想和你一起牵着黄狗出东门打猎啊。邹容以此比喻正值国家多难，理应为国奔走之时，自己却被困铁窗，再也不能自由自在地追求真理，投身革命了。

同时，他又回顾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和追求真理的历程：辛丑离渝（1901），壬寅赴日（1902），癸卯回沪（1903），甲辰在狱（1904），感叹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全诗充分表达了邹容无限怀念家乡亲人和革命同志，无限向往他心中的“中华共和国”，壮志未酬的依依惜别之情。

由于狱中非人的生活，1905年4月3日，邹容死在狱中。时年20岁。

“邹容吾小友”

对于邹容的牺牲，人民群众异常悲痛，中国教育会等团体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在东京的留学生在《醒狮》杂志上连续发表悼念诗文。

柳亚子先生在《哭邹威丹烈士》诗中称他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邹容好友金松岑在《哀邹容》祭文中写到：邹容如“江流出峡一泻千里而至东瀛兮，乃以汉魂而吸欧粹耶。建共和、民主两大旒兮，撞钟伐鼓满天地耶”。

他们把邹容尊为“革命圣人”，“蜀中王气”，明末以来反对清朝统治的第一流人物。热情赞扬邹容以长江巨流冲出三峡不可挡的气势，在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吸取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精华，大张旗鼓地宣传反清革命和民主共和思想，掀起了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高度评价了邹容对辛亥革命的功绩：“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邹（容）至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他追念“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功勋卓著，由此命令“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卹，并崇祀宗烈祠”。1941年，国民政府在邹容家乡重庆建立了邹容烈士纪念碑，以褒奖邹容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历史功绩。1943年12月，重庆市政府为纪念辛亥革命功臣邹容，将新生路改名为邹容路。

许多四川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吴玉章等，在邹容和《革命军》的启迪下，才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最终走上了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他写到：

少年壮志归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

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剪刀除辫人称快，铁槛捐躯世不平。

风雨巴山遗恨远，至今人念大将军。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发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由他亲自编辑的书——《苏报案》。此书16开本，共编入4篇文章：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张篁溪所作的《苏报案实录》、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资料表明，在1958年至1963年的五年之中，毛泽东曾四次阅读《革命军》。他还在《革命军》一书邹容肖像旁题诗曰：

邹容吾小友，被发下瀛洲。

快刀剪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当掺手，乾坤只两头。

这首诗本是章太炎在狱中赠邹容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与原诗比，毛泽东改了两个字：一是将“小弟”写成“小友”，二是将“须”字写作“当”字。邹容比毛泽东大 8 岁，因此，毛泽东称邹容为“小友”。

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

在成都，他在和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谈论办报问题时，毛泽东还说，“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

遍览各国《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邹容都是专立篇章记述和讲述的中华先烈。

在纪念邹容烈士诞辰125周年的时候，如果我们漫步于巴南木洞街头，仿佛还能看到邹家先祖从湖广迁徙而来的忙碌的身影；如果我们徜徉在渝中五福宫下，当我们行走在领事巷里，仿佛还能听到邹容“非尧舜，薄孔子，无所讳”的雄辩之声。站在大梁子上，我们仿佛还能听到125年前桂花飘香之际，那一个叫“桂文”的孩子出身时的大声啼号。而千千万万前来重庆的打卡者，无不仰望南岸，那巨大的“涂山”二字，早已从白色变成了金色，熠熠生辉，那是因为这位中国之英、巴县之骄所向往的“社会主义”，早已成为巴县人民、重庆人民、中国人民实实在在的生活。

这是邹容的光荣，巴县的光荣，也是重庆的光荣，中华民族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