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龙网- 新重庆客户端讯（吴礼霜）1948年4月，任中共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的刘国鋕，由于叛变出卖在荣昌被捕。在狱中，面对亲人的劝说和特务的威逼，刘国鋕拒绝家人的营救，拒绝在脱党声明上签字，坦然道：“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有死！我如出卖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1949年11月27日，刘国鋕牺牲于白公馆大屠杀。

刘国鋕（1921—1949），四川泸县（现四川泸州）人，出身于富商家庭。1940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加入民盟。1944年，西南联大毕业后，刘国鋕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到云南陆良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回到重庆。

在重庆，他的公开身份是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资料室的研究员，后又当了记者，在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的领导下，参加《挺进报》的发行工作。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刘国鋕在荣昌被捕，被转押至重庆白公馆看守所。

“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审讯刘国鋕，原以为这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公子少爷，参加共产党不过是‘图新鲜、赶时髦’，要制伏他是很容易的事。”红岩联线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告诉记者，可面对审问，刘国鋕用一连串的“不知道”回答，徐远举恼羞成怒，喝令对刘国鋕施以重刑，最终仍是一无所获。

刘国鋕的家庭在四川有权有势，当刘国鋕被捕后，刘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营救，还动员方方面面的关系向特务机关施加压力。但是，徐远举面对说情给予了坚决的抵制。

于是刘家又变换策略，从香港请回刘国鋕的五哥刘国錤。刘国錤是国民党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女婿，在香港开公司做生意。刘国錤从香港回来，带回许多东西，送给特务机关的上上下下。他专门给徐远举送了一个纯金香烟盒、一只劳力士名贵女用金手表以及空白支票等。

徐远举收受了刘家的贿赂，特务机关的里里外外也帮刘国鋕说话。徐远举同意放人，但是他提出：刘国鋕必须在报纸上发表声明退出中共组织。刘家认为这个条件也不过分，于是同意了徐远举的条件。

在监狱里，面对五哥和徐远举的劝说，刘国鋕毫不犹豫地说：“不行。我死了有党，等于没有死；我如出卖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在走向刑场的路上，刘国鋕从容不迫，高声吟诵了自己的就义诗“同志们，听吧，象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这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在生命最后一刻，向人民、向组织、向祖国发出的最后呐喊。刘国鋕拒绝家人的营救，拒绝在脱党声明上签字，充分体现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展现出他那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以及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王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