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前后，在其他重要产糖区糖业均出现不同程度衰退的情况下，四川糖业却出现了极度繁荣的发展局面。其极度繁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重庆开埠后川省土货的区域外市场扩大，市场的拉力驱动着省内各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速增加，农业商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各经济作物专作区之间相互促进的内在张力增强，推动了川省经济持续向前发展；二是政府禁烟之政所带来的利好承续以及扶持糖业发展政策的连贯性。通过对糖业繁荣背后原因的探析，不难发现经济发展不一定跟政治变动有关，其发展也好、停滞也好，都有其特殊而又复杂的原因，而未必都归于政治大事变。在糖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惯性及政策利好的承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无论是在历史进程中，还是社会变革中，均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建国以后，辛亥革命的研究逐渐升温，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辛亥革命的研究迅速地成为历史学中无可争议的显学之一；在这个过程中，辛亥革命的研究对象及领域，均在不断的增加和拓展。如果从解读角度来看，学界已由政治史、革命史、英雄人物史及事件史等研究视角转向社会史、文化史视角，从注重其在宏观政治层面上影响的分析逐渐转移到其在社会变革中作用的探讨。近年来，该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学界开始运用记忆史视角来分析政府及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记忆及诠释。本文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史研究视角出发，以四川糖业发展为例，分析其在辛亥革命前后极度繁荣的原因，诠释经济发展与政治变动之间的背离，希望为辛亥革命的研究作出一些有益的补充。

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糖业的极度繁荣

糖分甘蔗糖及甜菜糖两种。中国甘蔗糖的历史较为久远，可以追溯到唐代，而甜菜糖的历史则较短，是在近代由国外引进而来。中国甘蔗糖产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长江流域及西南地区，其中又以广东、福建及四川等地为重要产糖区。

近世以来，川省植蔗的历史当追溯到1716年，是年福建人曾达一从家乡带来蔗种，使一度中断的植蔗制糖又恢复起来，之后，甘蔗逐渐成为四川盆地重要的商品作物之一。据《简州志》记载，在乾隆年间，简阳一带，“沿江之民植蔗作糖，州人多以此致富，其品甚多，糖霜谱不能尽纪”。又据《内江县志要》记载，在嘉庆、道光年间，内江县所属沱江沿岸居民，“尤以艺蔗为务”，“入冬辘轳煎煮，昼夜轮更”，种蔗利润极为丰厚，“其壅资工值十倍于平农”。

近代以来，川省植蔗范围已越出沱江流域，顺着河流的走向向川东、川南地区发展，比如长江、沱江、嘉陵江、岷江、渠江等江河两岸均为蔗糖产区。辛亥革命前后，川省糖业迎来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发展高峰可以从川省沱江流域糖业经济发展情况中得到很好的诠释。辛亥革命前后，该区域甘蔗种植面积达全川蔗田总面积的70%，沱江河两岸30里尽为蔗田，从事甘蔗种植的蔗农在总农民人口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如内江，农民人数约50万，蔗农约30万，占农民总数之60%；并且农家保有较高的植蔗率，“每户农家的平均植蔗面积达到47.87%，其中简阳、内江更是高达60.20%、57.50%”。沱江流域以其植蔗面积、糖品产量、制糖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川省最富盛名的产糖区域。而作为该流域的糖业重镇———内江，仅其一县的糖品产量在此时就超过亿斤。据1919年日本糖业专家河野信次赴各省的实地调查，该年四川的糖产为180万公担，根据当时内江植蔗面积与全川植蔗面积的比率约为1：3来推算(按：据隗瀛涛研究，清末民初，内江植蔗面积约为20万亩，全川植蔗面积60—70万亩)，内江这一时期的糖产为1.188亿斤，这是最早的统计数字。之后，据张肖梅调查，“内江糖业之极盛时代，当推清末民初，每年产糖清达1亿斤以上，白糖2400万斤以上，桔糖3600万斤以上，水糖2500万斤以上，冰糖400万斤以上，煮货300万斤以上，糖房1200家以上，漏棚1000家以上，诚可谓极一时之盛”。对此时内江糖业繁荣发展情况，学界均持肯定态度。隗瀛涛认为，这一时期内江产糖为0.89亿斤；邹作圣在对几组数据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此时内江产糖为1.25亿斤；陈栋梁、李明生认为，1911年内江产蔗11.98亿斤(按10斤蔗1斤糖的比率来算，该年产糖为1.198亿斤)，1919年产糖1.26亿斤；陈祥云赞同隗瀛涛的看法。综合以上各家观点，以沱江流域为代表的四川糖业在此时正处于高度发展时期。

然而，国内其他重要产糖区，如沿海产糖大省广东及福建，长江中游重要产糖省份江西，在此时均呈现出一片衰退之象。潮汕地区是广东省内的重要产糖区域，自1858年汕头开埠之后，该区域糖业有较快的发展，而1903年后从汕头输出糖额顿形减少，1905年输出糖品804398担，较之1896年的1327085担减少了522687担；汕糖不仅失去其第一输出地北清市场，而且又失去了香港及欧洲市场。又如厦门，“糖则以漳(州)所产之白糖、红糖，在光绪年畅销于天津、牛庄，间亦有运销新加坡等处，迨后，洋糖起而角逐，遂日萎缩，今则本市反有洋糖进口矣”。

不可否认，从受洋糖侵逼的程度来看，内陆川省糖业所承受的压力明显小于沿海地区的糖业。不过，这也不至于产生如此大的反差。那么，该流域糖业极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学界对这些原因有过一定的探讨。例如：王笛认为，清代四川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使更多的商品粮投向市场，而且一些地区也出现了棉、桑、蔗、烟、茶、果等专业种植区，逐步形成了初级的区域间生产分工；刘志英则强调地理因素、经济利益及政治条件等因素在糖业发展中的作用；陈祥云把上述原因细化为气候、土壤，植蔗比较利益的驱动，洋纱销售内江的影响及政府禁烟之政等几个方面。本文在已有分析基础上，将这些因素进一步深化，并试着从“经济惯性”及“政策承续”角度去概括之。

（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