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前后，在其他重要产糖区糖业均出现不同程度衰退的情况下，四川糖业却出现了极度繁荣的发展局面。其极度繁荣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重庆开埠后川省土货的区域外市场扩大，市场的拉力驱动着省内各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速增加，农业商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各经济作物专作区之间相互促进的内在张力增强，推动了川省经济持续向前发展；二是政府禁烟之政所带来的利好承续以及扶持糖业发展政策的连贯性。通过对糖业繁荣背后原因的探析，不难发现经济发展不一定跟政治变动有关，其发展也好、停滞也好，都有其特殊而又复杂的原因，而未必都归于政治大事变。在糖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惯性及政策利好的承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无论是在历史进程中，还是社会变革中，均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建国以后，辛亥革命的研究逐渐升温，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辛亥革命的研究迅速地成为历史学中无可争议的显学之一；在这个过程中，辛亥革命的研究对象及领域，均在不断的增加和拓展。如果从解读角度来看，学界已由政治史、革命史、英雄人物史及事件史等研究视角转向社会史、文化史视角，从注重其在宏观政治层面上影响的分析逐渐转移到其在社会变革中作用的探讨。近年来，该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学界开始运用记忆史视角来分析政府及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记忆及诠释。本文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史研究视角出发，以四川糖业发展为例，分析其在辛亥革命前后极度繁荣的原因，诠释经济发展与政治变动之间的背离，希望为辛亥革命的研究作出一些有益的补充。
“经济惯性”——重庆开埠后川省经济持续发展
从革故鼎新的政治表层来看，辛亥巨变，民国肇造，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政治的“断裂”。而以革命直接后果、革命成败评判辛亥革命，则革命后社会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前者是从政治史角度来肯定辛亥革命在推翻清王朝及建立民国中的地位，后者则从社会史视角指出辛亥革命并未引起革命前后社会的巨大变化。政治史重“变”，社会史着力描述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不变”，有学者主张把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强调两者都存在仅以若干地区、民众为观察点而不能全面反映史实之失，从事不同方面研究的学者均要正视其短，应将两种研究视角融为一体。这些讨论从深层或者实质上说仍是对革命本身定性问题的讨论。本文并不回避这一争论，而是运用实证分析来作出应有的回应，强调政治变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背离。
辛亥革命爆发后，川省响应革命号召，成立反清革命政府，开始与清政府决裂。之后，因护国、护法战争，滇、黔军队进驻四川，川省遂于1916年进入军阀混战的“防区时代”。至此，川省政治与前清政治发生了较大的“断裂”。不过，与政治层面上的较大“断裂”不同，经济层面却表现出较大的惯性，这一惯性主要体现在重庆开埠后川省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上。
1891年的重庆开埠，对川省进出口贸易格局及土货出口的幅度均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就进出口贸易格局而言，开埠之前，川省土货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输出商品以粮食、食盐为大宗，与江浙、湖广等地的原棉、土布及手工业品交易，即土货与广货的交换；开埠之后，在输出的商品中，粮、盐让位于生丝、猪鬃、桐油、夏布、药材等农副产品，进口则以洋纱、洋布为大宗，形成了土货与洋货的交易。其次，从土货出口的幅度来看，开埠之后，土货出口总值呈快速增长态势。在开埠后的1892—1901年这头十年里，猪鬃出口值增长了2倍左右、铅增加了8倍、白蜡增长了23%、羊毛增长了61%、青麻增长了34%；蚕丝本为川省土产输出的大宗，在这一时期全省蚕丝年平均产值约为350万两，输出量占到半数。四川土货在重庆开埠后30年的出口价值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来看，头十年从重庆关输出货物的总值总体呈大幅度增长趋势，1901年比1892年增长了85.7%；在1902—1911年第二个十年里，土货出口仍处于快速增加态势，并于1904年突破千万大关；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十年里，川省土货出口并未受到较大影响，出口总值仍与革命前持平，均有千万海关两数值。
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刺激了省内经济作物的扩大种植，如棉花、蚕桑、烟草、桐油、蓝靛、甘蔗、茶、蔴、罂粟等经济作物均出现专业栽培及集约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无论蚕桑业、棉纺织业，还是桐油业、制糖业，均处于快速扩张阶段。
例如蚕桑业，川省温和的气候及肥沃的土质颇适宜种桑，川北、川东、川南均为重要的产桑区域，其中又以川北一带最为兴盛，其产量几乎占了全省产量的1/3。19世纪中叶，四川蚕丝生产已相当普遍，缫丝作坊超过2000家，成都、嘉定、顺庆、重庆的缫丝工艺水平较高，已能生产各具特色的生丝；70年代以后，川省蚕丝进入国际市场，蚕丝销售市场日益扩大，种桑养蚕、缫丝技艺普遍精良，缫丝业成为维护利权、振兴实业的一个热门；从19世纪晚期到辛亥革命前后，四川涌现了30多家脱胎于旧式缫丝工场(或作坊)的新式缫丝企业，其中较大者如1902年由陈宛溪创立的三台县裨农丝厂、1906年由重庆花纱布商人王静海创立的三台县永靖丝厂，这些缫丝工厂均采用新式缫丝技术，仿制日本、意大利等国缫丝新车，着意训练缫丝工人，均能制出高质量生丝；此外，1900年由合川举人张森楷倡议开办的四川蚕桑公社，旨在劝事农桑、改良缫丝技术，随后张的主张及业绩受到清政府的表彰和支持，在政令的推动下，20世纪初四川种桑育蚕蔚然成风。与1891—1895年平均每年出口生丝价值888933海关两相比，到1911—1915年间，川省年平均出口生丝价值3707792海关两。在生丝出口效益的刺激下，农村蚕桑业在清末民初出现了空前兴旺局面[7]42，嘉陵江上的南充逐渐成为川北产制丝织品的中心。一战爆发后，国际市场上生丝供不应求，与1891年生丝出口13154担相比，1914年川省生丝出口达32242担，增长了145%。
再如川省桐油业，其历史较早，分布也较广，产区遍及长江、乌江及嘉陵江等三江流域的62个县，“其中尤以长江流域之下川东云阳、奉节、开县、万县、忠县等地为最盛，乌江流域各县次之”[18]8。在重庆开埠之前，桐油产量很少，且川省人民对桐油用途的认识也极为浅薄，“仅充油船、油篾及点灯等用”。1875年以后，桐油干燥性强的特点被发现，迅速成为亚麻仁油的替代品，受到工业化国家的青睐。重庆开埠之后，它很快成为国际市场上重要的贸易商品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万县逐渐发展为四川桐油生产及集散的中心，省内70%的桐油由该县集散。一战期间，四川桐油销售达到了第一个销售旺盛期。
在出口贸易格局变化及土货出口幅度持续增长的刺激下，川省内部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即区域间分工进一步深化及协作程度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分工的深化主要表现在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提高，省内出现了商品农业经营的专作区。例如潼川、顺庆、保宁等府的蚕桑专业经营区，成都平原的烟草专作区，川东的桐油专作区，嘉陵江流域及沱江流域的蔴业专作区，以及沱江流域的甘蔗专业种植区。这些专作区在分工经营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协作。从糖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域间协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反映。
首先，蚕桑业的蓬勃发展，刺激了沱江流域的糖品销售。糖品作为熬夜的提神剂而被蚕农大量食用，蚕农成为重要的糖品消费群体，“在蚕丝业未衰落前，川北、川东、川南一带之养蚕农家，因通夜工作，容易疲劳，多吃糖兴奋精神，故每年消耗为数不少”。就沱江流域各种糖品的外销比例来看，川东北的嘉陵江流域是一个重要的销售市场。内江约15%白冰糖、20%红糖销往嘉陵江沿岸各县；简阳约20%白糖及20%红糖销往遂宁，再由该县转销嘉陵江上游地区；资中约60%白、红、冰糖销往长江与嘉陵江沿岸。
其次，川东桐油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糖业的发展。榨过油的桐子饼不能食用，但为很好的农田肥料，这是该业与其他行业进行协作的重要砝码之一。在多年种植后，蔗田地力耗费较大，施肥成为农户增加蔗田产量的主要手段之一。因为每种肥料对于甘蔗生长有着不同的效果，“草木灰为钾肥，人粪尿、猪粪为氮肥，菜油枯其主要成分亦为氮肥，但亦含少许磷酸。草木灰促进蔗茎之生长，人粪尿及猪粪促进生长发育……菜油枯能增高蔗茎之糖分，尤其在肥沃土壤中，有显著之效果”，所以，油枯是提高甘蔗含糖分的重要保障，是蔗农肥田不可缺少的肥料(这也不排除部分蔗农过于贫困而无力购买油枯)。据四川省甘蔗试验场调查，抗战前沱江流域每亩蔗田施用肥料的数量为“普通用油饼70斤，人畜粪尿30担，草木灰约1担，其造价为4.3元”。蔗田生产对油枯的需要，促成了沱江流域与川东的榨油业、桐油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油菜与桐油之来源地多为糖的重要销售地或转口地，故油与糖的集散大致成对流的现象，因而菜油的经营多由外销糖商兼理，商业资金的运用随多便利，故糖与油的运销关系甚为密切”。资中外庄业“往外埠买货时，多附带办糖而去，一方卖糖，一方采购本地所需之物品，一来一往均可获利”。
再次，洋货的输入也对糖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辛亥革命前夕，川省输入的商品中棉纱(以洋纱为主)占第一位，约1000万海关两，输出商品中占第一位，约1200万海关两。川省商品市场的扩大及对外贸易平衡的维持是建立在棉纱输入的基础之上。不过，并非如传统自然经济瓦解论所认为的那样，洋货的入侵给自然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洋货输入总量中具首要地位的棉纺织品对川省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并不大。一方面，洋布的销售数量很少，且又仅局限于一些大城市的中产者；另一方面，作为这一时期输入四川的最大商品——棉纱，它不仅未能肢解川省农村“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使大批小手工业者及农民破产而成为无产者，反而使农业与手工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结合。开埠之前，川省土布业因棉花不足，每年需从湖北、陕西两省输入大量棉花；开埠之后，物美价廉的洋纱输入，解决了土布业在纺纱环节上的瓶颈问题，反而刺激了土布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发展又带动了土货与洋货之间的大量交易。20世纪30年代前，从事洋纱贸易的洋行买办，在内江安庄、设号，收购沱江流域土货，如皮毛、猪鬃、牛胶、五倍子等，较大的商号有德大丰、庆丰元、天赐生等；这些买办，凭借雄厚的资财和对长江下游商贸熟悉的优势，垄断了外销两湖的整个桔糖销售。
总之，重庆开埠后，无论是传统蚕桑业、棉纺织业，还是新兴的桐油业、山货业，均处于持续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因此，以它们为代表的川省经济在辛亥革命前后处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的爆发，并未中断这一发展趋势，而经济发展中的惯性反而推动川省各业持续向前发展。不过，这一“惯性”持续的时间有限，随着防区制的形成而渐渐减弱，且这仅能解释辛亥革命前后糖业发展未曾中断或持续向前发展的部分原因，而要完整地回答这一极度繁荣局面形成的原因，还要从政策利好方面去进一步分析。
（作者：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