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摧雨打处，看别样情浓”，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茅盾文学奖得主，当代著名作家、学者梁晓声携新书《父父子子》来宁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评论家张光芒进行了深度对谈，读书、写作和对文学世界的思考在两位学者的对话中碰撞出新的火花。分享会现场，梁晓声亲切地畅谈了自己的写作心得：“我不喜欢聚餐，也不爱社交，对吃的要求很简单，但读书写作是热爱。”张光芒教授现场打趣道：“梁先生今天说，哪有什么天才呢，我不过是在别人吃的时候安心写作！”

用别人应酬的时间来写作

不觉得有什么遗憾

梁晓声先生在青年学子们的掌声里开始了分享，“带着我的《父父子子》来到南京与大家见面，我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本书中，记录了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噩耗漂洋过海传到美国纽约唐人街后，对那里的海外同胞们造成的剧烈震动。这本书中，还有唐人街上的华人们在事发后展开的讨论，什么是祖国，什么是国籍，他们在进行讨论之后，最终达成共识，祖国，是父辈、先人辈骨血所葬的地方，所谓祖国，一定是自己骨血亲人所在的地方。”

梁晓声随后谈到了自己的创作，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写作呢？“我本身在性情上就是比较安静的一个人，喜欢独处。现实生活中，我会把其他一些方面的时间压缩到最少，在北京我没去过公园，甚至香山也只去过一次，还是同学们拉我去的，只有这样才节省下来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在其他的人看来，这是一种自律，但对我来说的话，主要是自己的兴趣，对我来说兴趣不在社交，不在聚餐，我的兴趣极少，只保留了读书，写作，还有看一些自己喜欢的电影。”

“每个人的时间其实都差不多，我经常看到的情况是，打开电视，有起码三个频道在播放吃相关的节目，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十分丰富，食材的吃法也很多，但对我来说，这似乎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在家简简单单吃饭，馒头、面包、咸菜或是简餐，半个小时就能吃完，还能休息一会儿，再投入读书与写作，我总有一种紧迫感，这对我来说就是日常。创作是将人生中的其他方面的时间压缩到最低，从而腾出时间来做我特别喜欢的事情，我不觉得这对我的人生意义是一个遗憾。”张光芒教授不失诙谐地给梁先生的一番话做了总结，“鲁迅先生说，哪有什么天才呢，我不过是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来工作；梁先生今天说，哪有什么天才呢，我不过是在别人吃的时候在安心写作。”梁先生与张教授的对话引来现场阵阵掌声。

创作中首要的是写人

真正关注的始终是小人物

谈到具体的文学创作，梁晓声说：“文学究竟是什么学？关于这个定义的话，我们能说出来的至少有七八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现代主义……我个人觉得，不管它有多少种概念，有些新的概念我也尝试过，但是后来，我还是回归了两点，一点就是人学，在和前辈讨论什么是一部好电影的时候，我提到最多的就是人物，一部好的电影，首先是这一部电影推出了在中国电影史上以前所缺少的人物类型，如果不但推出了，而且这一人物类型还比较可信，得到了观众的认同，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电影是成功的，对人物的塑造是第一位的价值。我在写作的时候，首先都会有一个人物立在那里，虽然这个人物是虚构的，我最初给他一个姓，一个名，然后赋予他性别、人物关系等。比如我写《人世间》的时候，我首先确定的是，我要写的是哥哥姐姐都下乡了，留在家里的那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大周秉昆，他是普通劳动者，只能从事体力工作，他要在他的认知范围内求到别人是很难的，因为他的人际关系几乎没有可以帮到他的人。我想到了他老了的时候，还是一个普通人，但他曾经有非常值得他回忆的友情，这友情是他人生中的温度，当我这样决定之后，就拿着笔和稿纸写作，这个大的框架自然而然地就引导我去写作，而不是我去强使他要做出什么样的事情。这种创作，和先想一个故事，先想一个事件，然后为了情节去想需要什么人物，这两种思维是不一样的。”梁晓声谈到自己的创作理念，写大事小事、历史现实，他只有一个核心，就是“人”，什么样的人都有，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但他真正关注的始终是小人物。

史诗不一定是宏大的

也可以是日常的

张光芒教授在对话中谈到，梁晓声先生的书写有两个很鲜明的特点，第一个创新性地使用了“日常生活史诗”的写法，“《人世间》写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生活，普通人的故事。可以说是新世纪的又一部《平凡的世界》，《人世间》转向于平凡的周围的小人物的故事，《父父子子》的入口就更小了，主要围绕着哈尔滨的高家和纽约的赵家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日常生活为核心写的。日常生活叙事建构的一种史诗，越来越深入人心。第二个特点是宏大叙事在历史和虚构之间，取得了特有的平衡，几乎只写小人物的内心，但写出了大时代的内容，小人物与大时代，在这二者之间取得的关系是很独特的。”

梁晓声进一步阐释道：“一般人普遍认为的史诗，比如描述战争的，场面是非常宏大的，像《伊利亚特》，这个概念对我们的影响非常深，大家会觉得史诗一定是宏大叙事，但其实，我有时候会想，每一个人，他是不是自身个体的历史的实践者，一个人，比如说活到70岁，这中间也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段，他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做出不同的思考与个人决定，这是一个个人的历史，这种个人的历史当中会有诗性存在吗？有些人身上是会有诗性的，有些人的爱情、友情等，都会成为一种信条，他们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感情因子，因此在爱情友情亲情受到危害的时候，他们会做出一些牺牲个人利益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个人觉得，就是史诗。所以说，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类个体，都是他个人的史诗的长卷，这些平凡的人们，有平凡而又扎实的史诗性，这是我对于史诗的一种理解。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熟悉的法国的作品叫《追忆似水年华》，它会受到重视，你会看到它就是一个老人的回忆，他回忆的都是一些家庭、家族的交往的事情，但是他用自己的回忆，给法国人上了一堂重温历史的文学课，所以他获得了法国和世界的认可。”

铁血民族性

是作为书中重要元素而存在的

关于《父父子子》的写作，梁晓声先生还提及了“铁血民族性”，“我们人类很重视友情，关于友情这件事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故事，我们的责任感在特定的时期会放大，不是虚空地放大，而是壮大，责任感扎扎实实地壮大，就像小石头变成了巨石一样，这往往是当一些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遇到危难时，尤其是遇到外族侵略时，有众多的这样的人类，几乎是天生的使命感，去抵御侵略，我们看人类的历史，古今中外都有这种情况，在特洛伊之战中也有这种使命。我个人认为人类的这一部分，恰恰也是使人成为最大写的‘人’的原因。我们中国人是一心怀着良好的善意在拥抱这个世界的，也因此，‘铁血民族性’在我的《父父子子》这本书里是作为重要元素而存在的。”

正如张光芒教授总结得那样，“梁先生的文字，有对个体和时代关系的重新理解与重新书写，他笔下是对日常生活和历史关系的重构，从个体发现人类，从平凡发现伟大，从日常发现历史，并且用厚重的文学叙事来补充了历史叙事，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冰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