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20年代开始，“归农运动”在中国知识界兴起，“下乡去”成为一部分知识人的选择。这些下乡知识人给乡村带来了一定的变化，但也引起了“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反思。与下乡知识人相比，本土知识人在乡村建设中的活动更能展现出乡村社会对于建设事业的反应。通过对华西实验区乡村工作群体的分析，可以发现中等学历的本土知识人群体对于“三农”及乡村建设有着不同的体察，这个群体参与下的乡村建设不仅意味着乡村一定程度“动起来”，而且能够更好地解决乡村工作中的问题。当然，本土知识人群体参与下的乡村建设实践也有着自身的优势与困境。

1949年11月，在江北县担任民教主任的童象植这样回忆其参加华西实验区工作的缘由：在了解“晏阳初先生的乡建运动的历史及其伟大的使命”之后，“我开始对这工作产生了兴趣”，随后“决然地踏上了乡建之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归农运动”成为了中国一种新兴的社会运动，也被视为“现代青年的出途”和“救中国的出发点”。以定县为例，除南开、燕京等高校的师生外，仅参加平教会在该县实验的各层次人才就“约千余人”。但与定县“博士下乡”不同的是，和童象植一样担任华西实验区民教主任的1350余名知识人大多是毕业于高中、师范、高农等学校的本土人。

任何一种事业或运动“绝不会没有社会的因素”，即便是“失败的社会运动”，“也不是一两人想出来的”。更何况声势浩大的“博士下乡”运动给乡村带来了积极影响，甚至有人认为在定县“找到了改造农村的方案”。但在时人和当下研究者看来，外来主体与本土精英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阂，以至于其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受制于传统的社会结构”，以致其“社会建设能力大打折扣”。那么，本土知识人又是如何看待乡村建设的？在其参与下的乡村建设工作情形如何？这是目前应当考察且学界尚未展开讨论的问题。

一直以来乡村建设中本土知识人的相关资料较为缺乏，然而这个问题可以在华西实验区的研究中得到解决。上文中的童象植并不是华西实验区唯一对自己工作进行总结的本土知识人，1949年10月华西实验区为“综合同志工作之经验及工作之意见，用以检讨三年来之得失”而计划出版《乡建工作经验谈》，要求所有工作人员撰写经验总结。同时在巴县部分辅导区的工作中，民教主任还被要求“写工作日记，按月由辅导员批阅后送辅导区主任评阅”。由于历史原因，这些总结和日记都未曾公开，2019年笔者与璧山区档案馆合作，在档案中整理出了200余份总结和日记并计划出版。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本文拟以本土知识人群体为对象考察其对乡村建设的认识、心态与实践，试图展现本土知识人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易”与“难”，以期推进对乡村建设中“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认识。

华西实验区工作者群体概况

抗战胜利后，基于四川省在战时“对国家贡献至大”。由此，1946年11月在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支持下，平教会开始在四川省第三专区从事乡村建设实验。至1949年11月，华西实验区“工作区域已包括八县的一百六十个乡镇”。由于实际开展的区域幅员较广，因此参与工作的人员有两千人以上。按实际分工的不同，实验区工作者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总处人员及各乡辅导干事等管理、技术人员群体；二是驻乡辅导员、民教主任、导生等基层工作群体。后者即为本文“本土知识人”所涵盖的范围。

（一）管理与技术人员群体

华西实验区总办事处人员及各县辅导区主任、干事等属于管理或技术人员，他们大多是平教会会员，直接参加实验区的相关工作，这些人员即属于以往研究中的“外来主体”。这些“外来主体”究竟有多少？根据华西实验区组织大纲，总办事处设区主任1人、辅导委员若干人，另设六组三室，其人数不等；地方组织方面，各县（局）划分为若干辅导区，每区设辅导员1或2人。在随后的规划中，总处除区主任外，“应有各项专家三十五人，干事三十五人，雇员十五人”；全区按6个乡镇为范围重新划分为85个辅导区，“每辅导区设辅导主任一人，技术员一人，干事一人”；各县均设办事处，办事处主任由辅导区主任兼任，另“设辅导员一人，雇员一人”。此外，全区517个乡镇均分别设中心民教主任、示范繁殖站负责人各1人。以上所有职务若全部设立，其管理与技术人员就在一千人以上。

到1949年12月，华西实验区的工作并未完全展开，因此其人员职位并未如计划完全设立。根据1949年5月印制的统计表，华西实验区全区有工作人员416人，其中总办事处有134人，各县辅导员、干事等有282人。当然，这个统计表并不完整，其中不仅缺巴县第九、十辅导区人员名单，其他附属单位亦未统计在内。根据另外一份人事统计表，到1949年6月时华西实验区的管理与技术人员共有领薪工作者436人，乡村建设学院兼职不领薪者10人，其中没有本土人士。就学历来看，这些职员中的比例为：留学1.57%、研究院2.03%、大学75.11%、专科8.97%、考试及格6.27%、其他6.05%。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人员与民教主任群体不同，属于典型的“外来主体”或“博士下乡”群体。

除上述工作人员外，华西实验区的技术工作还有其他群体参与，即乡村建设学院的实习学生。华西实验区原本就是乡建学院进行研习的场所，因此，其学生参加实验区工作理所当然。在学习过程中，这些学生随时被选派参加实验区的各种建设事务。毕业后，这些学生也大多被分配到实验区工作。

（二）基层实际工作群体概况

华西实验区的基层工作群体主要是指在社学区内工作的民教主任，同时包括驻乡辅导员、导生等。所谓社学区，是指华西实验区内按“户口在二百户左右”或“耕地面积二千石至三千石”为标准，以地形完整和富力均匀为原则进行划分的区域，每个社学区内设置国民学校、农业生产合作社各1个。按此标准，华西实验区全区预计划为4000个社学区。在人员设置上，每个社学区的国民学校均分设小学部和民教部，并“各设专人主持”，其中民教主任“专负成人教育及地方教育推动之责”。为方便进行成人教育，每个社学区又分为5—10个传习处，每处聘请导生2—3人。

与前述管理、技术人员不同，作为最基层工作者的民教主任主要通过公开考试的形式招聘。应考的考生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各乡镇推荐”，二是看见辅导区张贴的招考简章而自行报名参加。根据民教主任的工作性质，考试内容分为基础科目和农村工作实用性知识，如巴县第三区的招考“上午举行国文、数学、农业常识等笔试，下午举行教育通论、合作常识等笔试”。在各地民教主任的考录中竞争比较激烈，录取率不到50%。如铜梁县第一区的招考，“报名者一一四人，取录五十一名”；江北县第二区“报考人数共有一百三十二人”，“共录六十四名”；巴县第五区的录取率更低，“参加考试者共一百七十八人”，经过笔试和口试，“结果共录取三十六人”。

除公开招考外，部分民教主任是直接聘用的。如璧山县第三区因“人才缺乏”，经商议后“调本校小学部主任谭永泰接充斯职”。江津县和平乡的民教主任夏慕寒，则是经过实验区果实蝇防治队的推荐而选任的。此外，也有实验区聘任技术人员做民教主任的情形，如铜梁县西泉乡由于要兴办造纸合作社，其民教主任10人由华西实验区直接聘请造纸职业学校的学生担任。

到1949年7月止，华西实验区一共考选民教主任1350人，其中璧山280人、巴县580人、北碚114人、江北116人、合川98人、綦江101人、铜梁61人。这些民教主任从资历上看，学识较为丰富，有的已经在国民小学“教了一年书，作过一期校长”。总体上虽然“资历高低都有录取”，但都是热心乡建、具有领导能力的青年人才。正如铜梁县第一区区主任康兴璧在招考总结中所说，“县中优秀青年，已网络不少”。也正因如此，上述民教主任群体构成了本文所探讨的“本土知识人”中的“本土”要素。

那么这个由本土人构成的群体是否能够被称为“知识人”？这还要从其学历背景来看。根据各辅导区的工作报告来看，民教主任大多都具有“中等学校教育”经历。如巴县第六区两次录取的民教主任，按学历有高中29人、后期师范5人、高农8人、专科以上2名。在1948年的统计中，璧山、北碚、巴县的413名民教主任，按学历有初中132人、高中117人、简易师范50人、师范61人、高农33人、专科11人、其他9人。到1949年7月时，民教主任中拥有中等及以上教育经历的人更多，具体情况见表1：

表1华西实验区民教主任学历统计表（1949年7月）

这些民教主任之所以绝大多数都是中等以上学历，是因为实验区有条件限制。根据实验区的规定，民教主任招录一般条件为：“1.须籍隶本保者；2.年岁在二十五以上三十五岁以下者；3.须具中等学校教育程度者；4.身体健全，无不良嗜好者；5.服务热心，有朝气者。”在实际招考时各地虽有所不同，但都强调学历，要求符合“后期师范学校毕业者；高级中学毕业并服务教育二年以上者；教师检定及格者”之一的条件。正是由于实验区的条件限制，使得大量本土知识人参与到了华西实验区乡村建设之中。这也说明了“乡土中生根的读书人，终于成了民众自己组设之社团的领袖”，乡村知识人“动起来”参与乡村建设逐渐成为事实。

民教主任之外的导生是乡村建设中扫盲教育的重要角色。导生一般由民教主任自行聘请，在工作手册中实验区建议聘请“本乡本土”“富有学习兴趣”的生产农民。但在实践中，导生大多都是聘请“选拔资深德重、学识较为丰富者担任”。这种情况之下，所聘请的导生多为“留在乡间的有闲的知识青年”或地方士绅，因而从学识上看这些导生也大多都受过新式教育，也能够算作本土知识人。如璧山县第五区的2287名导生，其学历为：初等教育者566人、中等教育者974人、高等教育者27人、私塾等其他教育者720人。由此，以民教主任为核心，包括导生、本土技术人员等构成了华西实验区乡村建设工作的本土知识人群体。

（作者简介：谢健，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