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20年代开始，“归农运动”在中国知识界兴起，“下乡去”成为一部分知识人的选择。这些下乡知识人给乡村带来了一定的变化，但也引起了“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反思。与下乡知识人相比，本土知识人在乡村建设中的活动更能展现出乡村社会对于建设事业的反应。通过对华西实验区乡村工作群体的分析，可以发现中等学历的本土知识人群体对于“三农”及乡村建设有着不同的体察，这个群体参与下的乡村建设不仅意味着乡村一定程度“动起来”，而且能够更好地解决乡村工作中的问题。当然，本土知识人群体参与下的乡村建设实践也有着自身的优势与困境。
1949年11月，在江北县担任民教主任的童象植这样回忆其参加华西实验区工作的缘由：在了解“晏阳初先生的乡建运动的历史及其伟大的使命”之后，“我开始对这工作产生了兴趣”，随后“决然地踏上了乡建之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归农运动”成为了中国一种新兴的社会运动，也被视为“现代青年的出途”和“救中国的出发点”。以定县为例，除南开、燕京等高校的师生外，仅参加平教会在该县实验的各层次人才就“约千余人”。但与定县“博士下乡”不同的是，和童象植一样担任华西实验区民教主任的1350余名知识人大多是毕业于高中、师范、高农等学校的本土人。
任何一种事业或运动“绝不会没有社会的因素”，即便是“失败的社会运动”，“也不是一两人想出来的”。更何况声势浩大的“博士下乡”运动给乡村带来了积极影响，甚至有人认为在定县“找到了改造农村的方案”。但在时人和当下研究者看来，外来主体与本土精英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阂，以至于其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受制于传统的社会结构”，以致其“社会建设能力大打折扣”。那么，本土知识人又是如何看待乡村建设的？在其参与下的乡村建设工作情形如何？这是目前应当考察且学界尚未展开讨论的问题。
一直以来乡村建设中本土知识人的相关资料较为缺乏，然而这个问题可以在华西实验区的研究中得到解决。上文中的童象植并不是华西实验区唯一对自己工作进行总结的本土知识人，1949年10月华西实验区为“综合同志工作之经验及工作之意见，用以检讨三年来之得失”而计划出版《乡建工作经验谈》，要求所有工作人员撰写经验总结。同时在巴县部分辅导区的工作中，民教主任还被要求“写工作日记，按月由辅导员批阅后送辅导区主任评阅”。由于历史原因，这些总结和日记都未曾公开，2019年笔者与璧山区档案馆合作，在档案中整理出了200余份总结和日记并计划出版。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本文拟以本土知识人群体为对象考察其对乡村建设的认识、心态与实践，试图展现本土知识人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易”与“难”，以期推进对乡村建设中“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认识。
本土知识人眼中的乡村与乡村建设
近代以来“地方精英向城市的单程流动”使得城市知识分子人数出现“冗余”现象，从而造成城市知识分子“进身无门”的严重社会问题；随着农村危机加深，知识阶层出现了新的转向——“下乡去”。正如晏阳初所言，“知识分子回到乡村”是解决“人才没有出路”和“找不到人才”这个矛盾的关键。这些“下乡”的外来知识人对于“三农”有着详细的描述，同样，本土知识人对“三农”与乡村建设运动也有着独特的看法。
（一）对农民与农村的认识
农村破败、农民生活不堪，这是近代以来知识人在描绘农村场景的常用语句。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研究中就指明了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所在。虽然这些研究或讨论“未达旨要”，但却是近代以来学界对于中国乡村危机的普遍认识。对于身在农村的本土知识人而言，首先是对农民痛苦、农村破败的切身感受，在体察这种痛苦之余，更在追寻其根源。
“愚、穷、弱、私”是晏阳初对于中国人基本缺点的总结，而“中国人民的最大多数是农民”，因此农民在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本土知识人身在乡村，首先接触到的人就是农民，或者他们本身就是农民。在他们看来，一些农民确实“有愚、弱、贫、私的病根”，“他的脑精难作主张”。即便是一些勉强能够作为导生的识字者，也“多半教育程度甚低，知识浅薄，不明大体”，对于乡村建设“心有余而力不足”。但这些人也看到了老百姓的善良和“他那纯洁的心儿”，农民“没有什么反对，只有服从”，害怕抽丁与征粮。也认识到了农民的“能力并不像同我们理想中的那样薄弱”，对于他们有益的事，“他们无有不竭诚欢迎”且“能发挥出无限的潜力”。因此，这些工作者在乡村工作中“当了老百姓的学生，当了儿童们的学生”，所学的东西比以往所受“教育似乎要实际得多”。
对于农民的生活，在本土知识人看来确实相当清苦。由于“科学落后，工商业不发达”，“农村经济凋敝得连农民过最低劣的生活，几乎都不能维持了”。⑥农民“完全过着牛马似的生活”，佃农一日三餐“都是干制的盐菜”，“说不上营养”。正是因为农民“找钱吃饭穿衣等问题为解决之先”，因而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对于农民痛苦的来源，在本土知识人看来并非完全是农民自身不努力所导致的。农民固然有因“智识不到”服从“偶像”而造成的心理病态，使其不能自发从事乡村改造，但是“天灾、迷信、疾病的层层束缚”，“贪官土劣、党棍特务、政工人员压迫”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在工作中，本土知识人看到了乡村中“刁民”“想吃人、害人”，了解了“现在的保民大会实际是为数人垄断”的情形。由此，他们更加强化了解除“苦力之苦”和开发“苦力之力”的信念。
与农民生活困苦相对应的是农村经济的破败，这种破败可以从技术和环境上解释，“我国号称以农立国”，但是在农业生产上“大都以手工从事操作”，从而“生产品之收获鲜丰，品质亦乎不良”。同时加之以匪祸蔓延、军阀割据、内战频仍的社会环境，从而导致“中国农业经济崩溃”。当然，在本土知识人看来制度因素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其中以土地制度影响最大。“土地是农民的生命，物质文明的发轫点”，而农村中“土地全集中于少数地主之手，真正从事耕种者不得不仰给地主”。农民“受了封建传统压迫和地主的剥削”，不仅使得他们“无法温饱，受尽了饥寒的痛苦，也“致使农村悲剧愈演愈烈”。
中国的根本在于乡村，在“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里程中，遭到无法排除的阻碍时”，“还得在乡村中奠定现代化的根基与途向”。对于已经濒临死亡的整个中国农村而言，“建设乡村在今天已成为最迫切的工作了”。正因如此，这些本土知识人看到了农村改革与建设的迫切性，他们主张“乡村建设固然应以教育为手段”，但更要“斟酌施以救济”。同时“在土地制度上去求改变”，“调整都市与乡村对立的矛盾”。由此，这些人发出高呼“一切建设事业，都在我们每一个乡村工作同志的肩上”，要“引发农民的潜在力量”，“改造为现代化的农村”。
（二）关于乡村建设的认识
所谓乡村建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在乡村中的建设事项”，而是指“以乡村为本位的民族—国家建设”。就华西实验区而言，乡村建设“乃农村社会整个的建设，乃农村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合作之建设”，因而必由教育、经济、卫生、地方自治入手，“连环融合，同归于一”。正因如此，华西实验区四大建设配合实施的策略，“获得普遍之赞许”。对于本土知识人而言，不太可能对乡村建设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他们更多的是从实际工作中阐述对于乡村建设的理解。
在从事基层工作的本土知识人看来，乡村建设工作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若要中国“走上富强康乐之道，必先复兴农村”，若要复兴农村，必然要进行乡村建设工作，此“亦为国人自力更生之先决条件”。因此，乡村建设成为解决他们所观察到的农村问题的直接手段。“我们要复兴国家，没有旁的道路可走，只有一方面从事于农村建设，从经济上改善人民的生活，一方面从事于教育工作，扫除文盲，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准。”这些措施使得乡村建设工作兼具了“刷除腐败作风，肃清官僚习气，使社会有新进步”的作用。总之，他们认为乡村建设“是复兴农村、改进社会，来完成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的重要工作”，虽然效率迟缓，但“其责任是非常艰巨”的。
正是这项工作的责任艰巨，“在进行的过程中，也许会受到困难和阻力”，因此需要“有耐心和具有极大的抱负”的工作者来实施。作为建设工作的实际推进者，民教主任肩负着“整个乡建工作的成功失败”，“是人民的导师，作的是最基本最实际的工作”。为此，他们提出了“为使工作易于推动，必须免除农民所最厌恶之官僚气派”，“必须守正不阿，一切行动为人表率”的工作作风。虽然不能有官僚作风，但对于“我国这个农立国家来说，国家任何施政必需达到乡村为旨，所以乡村工作就是政治工作”。本土知识人在实际工作中也就强调要加强政教配合，“与当政者随时剖释，并约束同仁，只言工作”。
当然，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更为重要的工作方法是发动农民，“以外力引发自力”，使“乡村事业得到财力、人力的灌输而发展起来”，使“乡村的农民都能自动的、理智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来从事乡村建设”。要将农民的力量开发出来，首先就要教育农民，华西实验区的平民教育就是“以引农民自发自动改造社会为目标的教育”。这种教育“能破除人民心里的障碍”，使得农民“由愚昧到觉醒，由被动到自动，由不会到会”，最终达到“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使其自力更生”的目的。随后，在农民教育的过程中，又注意到乡村的卫生、经济、自治等问题，从而“不知不觉注意到整个的乡村问题的解决”。
总的来说，本土知识人对于乡村与乡村建设有着基于自身经验的认识。在这个群体看来，农民“多属善良诚朴的，具农村风格的孩子，更天真可爱”。但作为一个农业国，由于“循依着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农业社会的轨道，违背时代发展的法则”，再加以“政府对于农民忽视和因循，八年抗战中直接和间接的损害”，使得农民“沉溺于贫、愚、病、弱的困苦境地”。在此情形下，农民“无政治权利以自管，无教育机会以自教，无经济力量以自养，无坚固组织以自卫”。或许这种看法与“外来主体”所描绘的情形大同小异，又或许他们并没有能够看到农村破败、农民痛苦的本质原因，但在这群知识人的脑海中确实将乡村建设作为“解除这四大弊病独一无二的金丹”，期待它能培养出“新的中华”。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民主与安全，才能摆脱帝国主义、封建残遗的枷锁”。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这群本土知识人会发出“深入农村，做一点对于社会国家有所贡献而现实的事业”的号召。
（作者简介：谢健，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