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20年代开始，“归农运动”在中国知识界兴起，“下乡去”成为一部分知识人的选择。这些下乡知识人给乡村带来了一定的变化，但也引起了“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反思。与下乡知识人相比，本土知识人在乡村建设中的活动更能展现出乡村社会对于建设事业的反应。通过对华西实验区乡村工作群体的分析，可以发现中等学历的本土知识人群体对于“三农”及乡村建设有着不同的体察，这个群体参与下的乡村建设不仅意味着乡村一定程度“动起来”，而且能够更好地解决乡村工作中的问题。当然，本土知识人群体参与下的乡村建设实践也有着自身的优势与困境。
1949年11月，在江北县担任民教主任的童象植这样回忆其参加华西实验区工作的缘由：在了解“晏阳初先生的乡建运动的历史及其伟大的使命”之后，“我开始对这工作产生了兴趣”，随后“决然地踏上了乡建之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归农运动”成为了中国一种新兴的社会运动，也被视为“现代青年的出途”和“救中国的出发点”。以定县为例，除南开、燕京等高校的师生外，仅参加平教会在该县实验的各层次人才就“约千余人”。但与定县“博士下乡”不同的是，和童象植一样担任华西实验区民教主任的1350余名知识人大多是毕业于高中、师范、高农等学校的本土人。
任何一种事业或运动“绝不会没有社会的因素”，即便是“失败的社会运动”，“也不是一两人想出来的”。更何况声势浩大的“博士下乡”运动给乡村带来了积极影响，甚至有人认为在定县“找到了改造农村的方案”。但在时人和当下研究者看来，外来主体与本土精英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隔阂，以至于其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受制于传统的社会结构”，以致其“社会建设能力大打折扣”。那么，本土知识人又是如何看待乡村建设的？在其参与下的乡村建设工作情形如何？这是目前应当考察且学界尚未展开讨论的问题。
一直以来乡村建设中本土知识人的相关资料较为缺乏，然而这个问题可以在华西实验区的研究中得到解决。上文中的童象植并不是华西实验区唯一对自己工作进行总结的本土知识人，1949年10月华西实验区为“综合同志工作之经验及工作之意见，用以检讨三年来之得失”而计划出版《乡建工作经验谈》，要求所有工作人员撰写经验总结。同时在巴县部分辅导区的工作中，民教主任还被要求“写工作日记，按月由辅导员批阅后送辅导区主任评阅”。由于历史原因，这些总结和日记都未曾公开，2019年笔者与璧山区档案馆合作，在档案中整理出了200余份总结和日记并计划出版。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本文拟以本土知识人群体为对象考察其对乡村建设的认识、心态与实践，试图展现本土知识人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易”与“难”，以期推进对乡村建设中“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认识。
乡村建设实践中的本土知识人
乡村建设工作是一项务实的工作，其“不难于得人，而难于得心”，所谓得心，即“求事实之实际，事心如一而不变矣”。乡村工作者只有具有“刻苦、硬干、实干的精神”，以此去改造乡村社会，“才能收到乡村工作的实效”。但“下乡”的知识人中有许多“并不是真心去作乡村工作”，有的“想借此作引进之门”，有的“本想去都市，然而找不到饭吃，只好去作乡村工作”。与之相对，本土知识人更多的则是真心实意地想要改造乡村社会，当然，在他们工作的过程中既有推进因素，也有困难障碍。
（一）工作者的心态
从事乡村建设工作，既可以“向农民大众学习”，“从实际生活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又可以“启发农民”，“服务农民，给老百姓做事”。因此，大多数参加这项工作的本土知识人都是十分兴奋的。江北县复兴乡的王鼎在考取民教主任后被分配到复兴乡第一社学区工作，“我就是在一社学区土生土长起来的人”，自然是“怀着万分高兴的心情到这儿来工作了”。巴县陶家乡的周其书刚“离开了学校的怀抱”，便以“诚挚的赤心和纯真的热情”，“踏上了这为民造福的道途，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验”。从这些表述中，不难看出这个群体的兴奋之情。
本土知识人在兴奋之余，当然也明白乡村建设的困难，这种困难与其他工作所面临的困难还不一样。黄世均就认为“从受训时期起，深觉乡建工作是艰巨而荆棘过多，不易见效，较昔日教鞭生活大有差异”。面对困难，他们坚定了“抱着大无畏精神，决心要干”的态度，常常警醒自己，“我们干基层的工作者，要抱定决心吃苦，忍受委屈”。本土知识人除了表示决心外，也重视对平教精神的强调，有的民教主任在工作中就公开宣称，“我们是平教会培植出来的子弟”，“既来参加了这个事业，只有拼命地作下去”。建设乡村工作“我们不怕困难，不怕没成绩”，“今后更当倍加的努力”。对这些平教会提倡的传教士精神的重复表述，也说明了本土知识人对于平教会这个外来主体的认同心态。
强化精神支持的同时，本土知识人还在反思自身的能力是否能够满足乡村工作需要。首先摆在这些人面前的是身份认知问题，在以往的观念中，他们认为自己相对于下乡的城市知识人，“原本就是个乡坝佬”，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发现做乡坝佬“还没有十分够格”。这样一来，原本“非常高兴”“如愿以偿”地参加乡建工作的本土知识人，开始反思作为“一个学浅能低的人”在“文化落后偏僻”“从来没有推行过乡建工作”的地方，“能否胜任其事”。反思的结果是，既然“脚踏实地的工作于农业，我们就应该切实努力，使农业进入新式阶段”。这些工作者“虽然遭遇的困难颇多，到处摸不着头脑，但并未因此而灰心”。即便“本人做事能力不大”，只要“有利群众之事，即困难重重，总要设法突破或战胜”。同时，一些民教主任除了对“工作诸多荒怠，没有特殊的农村建树与工作表现”表示“深感抱歉”之外，更表示要“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不懈”。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土知识人对于乡村改造的心态。基于对“三农”的认识，这个群体在改造乡村社会的心态上比平教会上层更为激进。在华西实验区的工作中，晏阳初也认识到缓和农村阶级矛盾的重要性，强调乡村建设的成果不能为剥削地主所享有，否则“无异于助纣为虐”。而在本土知识人看来，“如欲改良农民生活，提高农民生活水准，必须解除农民桎梏——地主坐享之地租”。因此，他们不仅要“本着福利农民的服务精神”，“以最敏捷的手段，最迅速的方法”办理减租工作，更要将乡村建设当作“改造社会的工作”和“革命工作”，“领导忠诚可怜的农民，使他们团结起来，对抗地主”。即便是在地主眼中“好像成了仇人”，这些工作者也“希望全体农民起来向大地主作有效力的斗争”。本土知识人的这种心态反映出其在乡村建设活动中有着自我革命的倾向。
正是在这种兴奋、反思与自我革命的心态之下，本土知识人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拿出最大力量来完成建乡的人物，复兴国家，复兴民族”。同时，他们也为自己的乡建工作定下了抱负：“一、认定启发民力建设乡村，乃目前中国刻不容缓之工作；二、吾人民教主任之工作，乃乡村中最基本最实际；三、惟处于人民里面，为民服务，扶植求得各种知能，方能发生力量；四、吾人要有成事为荣，败事为耻之决心。”
（二）乡村工作中的易与难
相对于“外来主体”，身处地方关系网络之中的本土知识人在参与乡村建设工作中，更能取得地方精英和普通农民的支持，因而其较“外来主体”更具优势。因而本土知识人尽管意识到了“今天的农村工作不好办”，但并没有“睁着眼就这样的看着它一天一天地坏下去”。作为“乡村建设的最低级干部，是建设乡村的生力军”，他们主动担负起农村振兴的重任。当然，在这个群体的乡村建设实践过程中除了有易于开展的一面外，也有诸多阻碍因素。
本土知识人易于开展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天然地能够得到农民的信任。他们本就出身当地，“不时与农友们混在一堆，过着乡间朴素的生活，很体味出些他们的生活滋味”，农民也把其所从事的乡村建设工作看作“是他们的救星”，有着“无限的期望”。即便本土知识人的工作地不在其常住地，但经过“把我们的工作，向乡下人表白一翻”，“他们都明瞭我们的工作，非常相信”。另一方面则是利益的诱导。只有“拿实际的工作情形，摆在人民的眼前，他们才会相信我们的工作”，即便是一些小的利益也能让农民对乡村工作建立信仰。工作刚开始时“有些人认为是不可靠的，那怕你用尽精力替他解释，他总是当成儿戏”，一旦实现之后，农民就会普遍有“动心”的表现。正是这个群体具有的天然优势及其工作方式得当，使得开展工作较早的璧山民众“均已了解平教会实验区对地方无论人力、财力均有所帮助”，从而在实验区与农民之间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
本土知识人易于开展工作的另一个表现，是更容易网罗和争取到地方人士参与农村工作。由于这些工作者出身本乡，与地方士绅、保甲长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在聘请这些地方人士参加工作时，对方往往都是欣然同意。在实际工作中也能得到地方人士的支持，并被“寄以无穷之希望”。当然，如果工作不在本乡且未曾有过联系的情况之下，只要事先主动与地方人士联络，以“下乡拜访”和“坐茶馆”的形式向地方士绅、保甲长宣传，“使得他们更正确的明了我们办的工作情形”，工作也能顺利推进。如游冠群初到白沙乡后，即与乡长建立起良好关系，“因而工作阻碍很少”。正因为这种关系网络使得本土知识人的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因而有的工作者将私人感情作为推动工作的方法之一，认为“别的恐怕就找不到再好的方法了”。
当然，本土知识人开展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们所进行的工作并不是一开始就为农民所接受，工作困难和进度迟缓也是常有的现象。甚至有的工作者在工作时，“还引起了他们（指农民——引者注）的猜疑和不安，甚至怨恨”。这种情形也说明，本土知识人在乡村建设工作中同样面临着某些困境。
本土知识人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农民误解、工作见效缓慢及自身局限。就农民的误解而言：一方面农民基于生活经验，不相信有人“肯掏出自己的钱来，帮助别人作乡建工作”，这只是“又在玩什么花头，以备将来榨取民财罢了”；另一方面则是担心征兵、征税，“二三十岁的农民”害怕“以后差兵额恐怕会提调他们去”，财产上则担心“将来我们的田产是要被他们分划的”。工作成效方面，虽然通过平民教育能够增进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但更重要的吃饭问题未能得到迅速解决。如一个1380人的社学区，“每年收入黄谷在没有旱灾虫害中有一千多个老石，养牛一百卅头，养猪三百多只”，“每年有很多的人吃不饱，穿不暖”，多数农民不可能积极地去参加传习处的学习。因此，“采用识字教育作为乡村建设的入手，也就遭到最大的困难”。至于本土知识人自身的局限：一是这个群体中部分人并不重视乡建工作，对“工作之推进毫不理会”，从而造成工作出现问题；二是有的学识太专，“学稻作的就不懂包谷”，“不能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三是身处地方关系网络之中，虽然能够促进工作开展，但也不时受到牵制。以农地减租为例，本土知识人认为减租会影响到其与地主之间的关系和其他乡建工作，因而部分工作者不愿接受该项任务。即便是接受之后，这些工作者也面临着其身为地主的亲属所带来的压力，以致对于工作“大感辣手”。
（作者简介：谢健，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