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冬生 | 个人生命中的一次旧体诗创作高潮——抗战时期老舍在渝旧体诗创作（三）

2023-05-24 来源：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作者：付冬生

三、四因素聚合促成老舍在重庆旧体诗创作的高潮

抗战期间，老舍是积极推行“旧形式”的新文学作家。他认为“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该尽力于抗战”“用笔代替枪”[32]。老舍“于小说杂文之外”“还练习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33]。因旧体诗有极强的宣传性和鼓动性，易于大众接受传播，老舍在百忙中带头创作。他曾谦虚地说“我作过旧诗，不怎么高明，可是觉得怪有趣，而且格式管束着，也并不很难凑起那么一首两首的”[34]。老舍在重庆的旧体诗创作呈现了他对战争、国统区景象及自身生存现状的一种认识，具有超强的现实性。老舍旧体诗创作高潮之所以出现在重庆，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抗战爆发后，文学创作呈现“泛形式化”倾向，旧体诗、唱本、鼓词和戏曲等文艺形式复兴。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诗人和诗歌刊物内迁，重庆成为战时文学和文化的中心。“江山不幸诗家兴”——诗人们的爱国热情被激发出来。在全民抗战语境下，他们纷纷拿起诗歌这一武器多角度、广视野地反映抗战。重庆迎来新文化运动后诗歌发展的一次高峰和旧体诗竞写的热潮。“三十年代初复苏，在抗战至解放战争阶段更得到复兴，进入其高峰期”[35]。抗战也为诗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题材和描写对象，抗战救国、捍卫主权和民族尊严成为创作主题。老舍指出“目前的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今日的文艺工作者不应该离开抗战”“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枝笔上，这枝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36]。在诗歌情感规定性倡导和诗歌审美构建下，抗战也成为老舍旧体诗创作的主题。1938年8月，被卷入战争洪流的老舍一路颠沛来到重庆。在抗战大环境影响下，已步入中年的老舍重新审视并再次选择旧体诗创作，并不遗余力地用旧体诗创作来践行其诗歌理论。为何此时老舍的旧体诗创作增多了？罗常培认为是时代让老舍选择了旧体诗创作，他说：“难道这都是复古余烬的回光返照吗？平心而论，我觉得这正是由于躲避乱世所演生出来的现象”[37]。我们知道，旧体诗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更能适用特定的历史环境。可以说，多年未曾创作旧体诗的老舍在重庆再次开启旧体诗创作并达到高峰，这不仅是抗战特殊历史语境的产物，也是他内心理性思考与时代契合的结果。

老舍在抗战文坛享有很高的威望，被巴金称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38]。1938年9月至1945年10月，他在担任“文协”总务部主任期间竭力“扛起了抗战文艺的大旗”[39]“置个人私事于不顾，力谋‘文协’之实现”[40]，将作家团结在抗战的旗帜下。可以说“文协”的成立与发展“主要便是他所护育出的硕大的成果”[41]。其间，“文协”总管家老舍“尝试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包括民间文艺形式）”[42]创作。在试过小说、话剧、鼓词后“又搬起分量最重的东西来了——诗！”[43]用他的话说：“戏剧、诗歌，就都必不可避免的成为宣传文艺”[44]。

在他的领导下，“文协”在迁居重庆半年内“举行了6次诗歌座谈会”“检讨了抗战以来的诗歌”“成立了一个7人组成的小委员会”[45]，还举行了诗人纪念和诗歌晚会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诗歌语言和形式的发展，诗歌活动成为鼓舞群众参与抗战的利器。因旧体诗格调高亢，有极强煽动性和号召力，作为“文协”领袖和舵手的老舍不遗余力地带头创作，积极推动这种鼓动民心和凝聚力量的旧文艺形式。老舍倡导“旧瓶装新酒”，主张利用“旧形式”为抗战文艺服务。他建议旧体诗、新诗和通俗歌曲的作者要互相学习，相互竞赛。对诗歌如何发挥抗战作用，他有自己理论：“一、在感情上，激发民众抗战情绪。二、在技巧上，不论音节、文字要普遍的使民众接收，普遍的激励民众。三、思想上，正面发展抗战意识，反面检出汉奸的倾向。”[46]因老舍的特殊身份，加上身体力行的推动，他的诗歌言论不仅为旧体诗创作提供了理论支撑，还易对诗歌的发展起到某种规定性的影响和左右诗歌的表现内容、审美情趣以及创作实践，甚至主导整个国统区诗歌创作的潮流走向。可以说，“文协”领袖的特殊身份也是老舍在重庆创作大量旧体诗的原因之一。

老舍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后师从方还和宗子威学习古诗词。他曾自述：“方先生的字与文造诣极深，我十六七岁练习古文旧诗受益于他老先生者最大。”[47]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对旧体诗词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常在其他课堂或别人演题、记单字时读古文和诗，“甚至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记了不少的典故”[48]。老舍早年对诗词的浓厚兴趣和古文功底为其日后的旧体诗创作奠定了基础。老舍主张“从事文艺的人都要学一点诗词歌赋”[49]，他认为这是大有好处的。他自幼身体羸弱，早年丧父并经历八国联军入侵、军阀混战和改朝换代等灾难，思想上忧患意识深沉。加上身上传统文人道德规范、礼义气节等印迹较深，更容易用旧体诗抒发故国哀思、亡国之痛和凄惨遭遇，旧体诗创作在此时勃兴也就难免。吴组缃曾说：“他喜欢作旧体诗，作的很多，兴来落笔，讲究工稳，讲究意境。得一佳句，就自我欣赏，拍桌叫好；可别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斟酌一下，往往从善如流，毫不固执。”[50]老舍特别喜欢陆游和吴梅村的诗词，常说“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的”[51]。陆游和吴梅村诗词中的语言文字、诗情诗境、忧国忧民思想及礼仪观念深深渗透他的脑海。因此，与其说老舍对旧体诗的喜爱来自内心，不如说是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

此外，老舍常把旧体诗创作当作消遣解闷和排忧抒怀的方式。对于旧体诗，他说并未下多少功夫，“非到极闲在的时节，绝不动它”。他给梁实秋的信中说：“工作之余，以旧诗遣闷”“或足当‘清补’剂也。”[52]老舍在重庆的八年间远离亲人、居无定所，寂寞孤独和对家人的思念常徘徊心中，面对常常不期而遇疾病的困扰，在闲暇之余驾轻就熟写几首旧体诗则成为日常的一种习惯。此时，一直为民族抗战东奔西走的老舍更多的是将旧体诗创作当作一种抒发内心感情和排遣寂寞的方式。他自己也说“没有诗才，我却有些作诗的准备”[53]。

抗战期间，老舍执着地用旧体诗自我抒情，并将诗歌与抗战现实结合，与民族命运相连。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41年“文协”召开“文学趋向的展望”座谈会。会上，老舍彻底否定了抗战文艺创作中“旧形式”的观念。1942年起，他的旧体诗写作逐年减少，直到1946年2月13日离渝彻底停止。老舍的旧体诗在全民族抗战背景下有着特殊意义：他在国统区重庆创作的旧体诗围绕抗战主题展开，民族和社会责任是其抗战旧体诗的主要标尺。他的旧体诗以流亡题材为主线，着力反映侵略战争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表达对民族和国家忧患的关心，字里行间洋溢着爱国情怀，体现着诗人的纯真本色，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事实证明，老舍的抗战旧体诗与其他创作不分伯仲，不亚于他的抗战戏剧和小说。

参考文献：

[32]曾广灿，吴怀斌：《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第212页，第189页。

[33]刘安章，李荣峰：《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活动记略（上）》，《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34][43]老舍：《我怎样写剑北篇》，《大公报》1940年3月26日。

[35]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36]老舍：《这一年的笔》，《大公报》1938年7月7日。

[37]罗常培：《老舍在云南》，载曾广灿，吴怀斌：《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页。

[38]舒济，《怀念老舍同志》，载《老舍书信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39]孙钧正，《老舍的艺术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6页。

[40]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新华日报·新华副刊》1944年4月17日。

[41]邵力子等，《老舍先生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缘起》，《新蜀报·蜀道》1944年4月17日。

[42]《作家的创作生命——贺老舍先生创作廿周年》，《新华日报》1944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