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飞宇

注：本文曾发表于《萍乡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摘要：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凯丰，自1939年1月至1940年11月，曾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负责宣传及党报工作，兼任宣传部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其间，多次出席新华日报社的有关活动，发表著译文章16篇，编译出版专题文摘《什么是列宁主义》，指导编印大量宣传资料。在大力开展文化统战工作的同时，对南方局的干部培训、青年工作、军事斗争等各条战线的开展，也贡献良多。回顾、总结凯丰此一时期的历史活动和革命业绩，对于弘扬红岩精神、传承统战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凯丰；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活动

凯丰（1906—1955），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一生先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1]曾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整顿“三风”，与毛泽东联名发起并主持延安文艺座谈会，影响至为深远。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为中共中央长江局。1938年初，凯丰前往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同时兼管湖北省委工作。193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凯丰等人陆续转移到重庆。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凯丰任南方局常委，负责宣传及党报工作，兼任宣传部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并一度兼管过川东、川西省委工作。1940年11月，被调回延安。[2]由此观之，凯丰在渝两年有余，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职务的时间，则不足两年。或许正因为如此，其有关活动与业绩，长期未曾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本文拟对凯丰在渝期间的工作，以时间先后为序，系统地展开梳理。

一、宣传及党报（党刊）工作

（一）参加新华日报馆有关活动

新华日报馆初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后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群众》杂志除后期的香港版以外，一直都是作为新华日报馆的一部分，并无单独的杂志社。《新华日报》是党报，侧重时事、政策，新闻时效性强；《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刊物。但就编辑方针而言，这一报一刊毫无二致。[3]

《新华日报》创刊时，成立了报社领导机构，即董事会，由王明（陈绍禹）、秦邦宪（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凯丰、邓颖超组成，王明为董事长；潘梓年任社长，华岗（华西园）任总编辑，熊瑾玎任总经理。凯丰作为党报委员会委员，一开始便参与领导了《新华日报》的采编、出版、发行工作。[4]

1938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出版首张渝版报纸。11月26日午，《新华日报》假（借）陕西街留春幄餐馆举行招待会，招待重庆市党政军当局、报界同业、文化界及民众救亡团体，到会来宾百数十人。董事会陈绍禹、秦博古、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八路军驻渝通信处主任周怡，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西园、吴克坚，编辑章汉夫、吴敏、许涤新、戈宝权、徐迈进、曹若茗、朱世纶、郭于鸣、王春江，经理部熊瑾玎，营业部主任易吉光等出席。吴克坚、潘梓年、吴玉章先后讲话，阐明《新华日报》的性质、宗旨。[5]

1938年10月23日下午三点半至四点半，新华日报馆及八路军办事处部分人员于武汉撤退时，乘“新升隆”轮于嘉鱼附近燕子窝，遭受敌机轰炸，25人殉难。此即“新升隆轮事件”。12月5日下午二时，新华日报社在重庆演武厅社交会堂举行“《新华日报》保卫大武汉殉难同志追悼会”，公祭烈士。同日，《新华日报》第四版发表《悼〈新华日报〉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殉难烈士》，由陈绍禹、秦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凯丰联名。

1939年1月11日，值《新华日报》一周年纪念，晚七时在报社举办同乐晚会。凯丰作为董事会代表致词，肯定报社“全体工友和全体职员”“一年所尽的努力”，“经过报纸而达到民族团结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一方面“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战”，另一方面，“在帮助政府和军队上也做了极好的工作”；对在“新升隆”轮船被炸事件中的殉难同志及其家属，表示“惋惜和慰问”，希望《新华日报》全体工作同志把“克服困难的精神”，进一步“扩大到全国同胞中去”。最后号召大家“改进《新华日报》”，努力实现“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目标。[6]

1939年10月5日，参加吴志坚烈士追悼会。吴志坚（1919—1939），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警卫副官，因在出差时枪支走火，不幸牺牲。追悼会后，由秦博古、林伯渠、何凯丰等领队，扶柩送葬。[7]葬于小龙坎复圆寺“红岩公墓”。次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发表《哀悼吴志坚烈士》，由陈绍禹、秦博古、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叶剑英、何凯丰、吴克坚联名。

1939年12月11日，《新华日报》在西三街营业部，招待重庆市文化界先进人物，“聆听对本报之批评与指示”。到会嘉宾有沈钧儒、邹韬奋、张西曼、张申府、史良、沙千里、阳翰笙、钱俊瑞、沈志远、杜若君、孔罗荪、于毅夫等四十余人。董事会何凯丰，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吴克坚，编委吴敏、许涤新、戈宝权等列席。潘梓年、吴克坚、沈钧儒、张申府、张西曼、阳翰笙、钱俊瑞等先后致词。茶会至日暮时分结束。[8]凯丰在座谈时认为，尽管《新华日报》的日发行量已达11650份，但比《中央日报》少3000份，应进一步扩大其涵盖面和影响力。[9]

1940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化龙桥报馆举行创刊两周年纪念会，来宾达五百余人。博古、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到会祝贺。大会选举凯丰为主席团成员，推举易吉光为主席。凯丰在会上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和当前团结抗战的意义》的报告。其具体情形，见诸《新华日报》的特写：

掌声刚送下了易吉光同志，欢迎何凯丰同志致词的掌声又爆发起来。凯丰同志在代表董事会向报馆工作同志表示恳切的嘉慰以后又把目前国内外形势作了简约报告。又特别申述了当前团结抗战的重要意义：

“我们从上述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危机确是必然现象，是有着一定的内在外在的条件的。这些客观存在着的条件是和过去不同的，因此这危机的严重性也是和过去的危机不同的。也就是说要克服这种危机必须发动更大更紧实的力量来。”在一阵雷鸣的掌声以后，凯丰同志稍为低声地继续道：“鲁迅先生说过：‘道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天生的道路’，革命的战士是不畏困难的，一定要从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创造胜利，才不是乌托邦的幻想。革命的战士会从困难中创造道路，我希望新华日报的同志就是这样的战士。”（大鼓掌）[10]

1940年2月26日午后二时，《新华日报》外勤记者郭于鸣（1916—1940，又名欲明，笔名于鸣），因积劳成疾，不治身亡。次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发表《悼于鸣同志》，由秦博古、董必武、何凯丰、叶剑英联名。同版有讣告《本报外勤记者郭于鸣同志逝世》。第四版则为悼念专版。

（二）凯丰在重庆发表的著译文章

凯丰主管宣传和党报，不仅亲自组稿、改稿，还提笔上阵，撰写大量论文、国际述评等，分析抗战形势，批评抗日阵营中的各种错误论调，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4]同时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编译不少马列著作。[4]在渝两年，凯丰曾写作、翻译大量文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而《凯丰文集》（萍乡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徐子瑾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远未尽数，现爬罗如下：

1.《苏联人民战胜外国干涉者和内部反革命所给予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经验教训》发表于《新华日报》1938年11月7日第三版。又刊于延安《解放》第59期（第8—10页），1938年12月25日出版。

《凯丰文集》收录（第249—255页），末署“载《解放》1938年12月25日”。

2.《两个全会的共鸣》，发表于《新华日报》1939年2月9日第四版。又收入《时论丛刊》第二辑（第6—13页），1939年4月出版，美商好华图书公司发行。

3.《慕尼黑会谈后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作，凯丰、（戈）宝权合译。全文共六节，分两期发表于《新华日报》1939年2月21日第四版（第一至四节）和22日第四版（第五、六节）。题下有“原注”云：“这篇文章，是作者根据于纪念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一周年在《真理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所发表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一文而扩大的。”又发表于《群众》第2卷第15期（总第653—662页），1939年2月21日出版。题作《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慕尼黑会谈后）》。1939年3月，新华日报馆（重庆苍坪街六十九号）亦以此为题出版单行本。是为“新群丛书第二十五种”。

译文后收入《时论丛刊》第四辑（第1—24页），时论丛刊社1939年7月5日出版。题下有“编者注”说明：“这篇文章，原名《慕尼黑会谈后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4.《〈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发表于《群众》第2卷第16期（总第669—672页），1939年2月28日出版。题下有说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中央党史委员会编著，联共中央委员会审定。”又刊于《新华日报》1939年3月15日第四版。再发于《解放》第69期（第1—4页），1939年4月15日出版。

《凯丰文集》收录（第256—263页），末署“载《群众》1939年2月28日”。

5.《苏联共产党（布）党章的修改——日丹诺夫在联共（布）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报告的提纲》，凯丰译，发表于《群众》第2卷第20期（总第728—733页），1939年4月1日出版。

1939年10月，新华日报馆（重庆西三街二号）出版凯丰译《日丹诺夫在联共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布）党章修改的报告（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是为“新群丛书第三十三种”。

6.《全国总动员与精神总动员》，发表于《群众》第2卷第21期（总第738—743页），1939年4月8日出版。

1939年4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神总动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政府3月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为抗日的，另一方面是防共的。对此，我党应采取的立场是：一方面运用与发挥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来提高全民族的觉悟，振奋革命精神，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奋斗牺牲；另一方面要反对与打击一切反共防共阴谋和反民族分子的观点。[11] 4月8日，《群众》第2卷第21期发表社论，题为《对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同时发表凯丰这篇文章。文章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中心内容，概括为六点：（1）坚持抗战的决心；（2）对抗战胜利的信心；（3）高度发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4）政治的改进；（5）民众运动之开展；（6）战时生活的建立，并就此六点逐一进行详细论述。在此基础上，社论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分别加以评论，指出：只有如凯丰的文章所解释，精神总动员才不致流于空洞，流于形式。4月17日，《新华日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又发表了《把精神总动员变成群众运动》的社论。6月5日，周恩来致函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表示同意参加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会之讲演组。[11]

又发表于《新华日报》1939年4月12日第四版，分为：前言；（一）全国总动员与“精神总动员”的关系；（二）精神总动员的意义和内容。

该文后被多次转载，计有：（1）《导报增刊》第1卷第5期（第1—8页），1939年4月30日出版。末署“转载重庆《新华日报》”。文中小节的标题，略有变化，分别是：前言——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一）全国总动员与“精神总动员”的关系（内有“帮助全民总动员的进行”“两种战争与两种动员”）；（二）精神总动员的意义和内容；克服对抗战松懈的险象。

（2）《申报》1939年5月8日（第一张）第二版和5月9日（第一张）第二版。其小节标题与《导报增刊》同。

（3）《文撷》半月刊第1卷第1号（第11—15页），文撷出版社（上海爱多亚路浦东大厦五楼），1939年5月12日出版。题作《全国总动员与精神动员》。题下标明“《新华日报》一万二千字”，末署“沈平”，应即文章节录者。

（4）《时论丛刊》第四辑（第32—46页），时论丛刊社1939年7月5日出版。末署“廿八年四月十二日”。同时节录《中共中央为开展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的一段话：“国民精神总动员，应当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运动。精神总动员即是政治动员，它不依靠于强迫命令，而依靠于人民之政治的自觉。若以强迫命令的方式行之，必至成为虎头蛇尾，官样文章，而毫无生气。只有经过民主方式，注重宣传鼓动，才能推动全国人民，造成压倒敌人，刷新自己的新潮。”

《凯丰文集》收录（第264—277页），末署“载《群众》1939年4月8日”。

7.《中国工人阶级与民族解放运动》，发表于《新华日报》1939年5月1日第四版。

是日，《新华日报》发行纪念“五一”特刊，发表社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除凯丰外，南方局董必武、吴克坚等，均为特刊撰写文章。重庆市万余工人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和游行。[12]

8.《五四运动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发表于《读书月报》第1卷第4期（总第159—161页），1939年5月1日出版。

《读书月报》编辑人为艾寒松与史枚，生活书店发行。编者表示：“这一期，感谢凯丰、张申府、李达、沈志远、韬奋等先生百忙中为本刊写文，增光篇幅不少。”[13]文章开篇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有非常重要意义的运动”，是“反映中国近代社会各矛盾的一个运动”，“表现了中国民族自觉运动的发展”，是“反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是“中国近代青年运动的发端”，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先声”。进而分五个部分展开：（一）五四运动与反帝国主义运动；（二）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三）五四运动与青年运动；（四）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先声；（五）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与当前的任务。其中颇多观点，新颖深刻，发人深省。

9.《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发表于《群众》第3卷第4期（总第120—124页），1939年6月11日出版。文章论述了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目前欧洲形势的特点、和平阵线的前途与英法的政策、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中国抗战的影响等问题，指出：看不到国际形势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企图把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分开，是错误的，有害的。

又收入《时论丛刊》第六辑（第52—63页，因所据刊物残缺，出版时间不详）。

《凯丰文集》收录（第278—288页），末署“载《群众》1939年6月1日”。所署日期将“11日”误作“1日”。

10.《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两周年》，发表于《群众》第3卷第6、7期合刊（总第195—204页），1939年7月2日出版。刊头下注明为“七·七特刊”，是为纪念“七·七”事变两周年。全文分五部分：（一）中日战争的特点；（二）日本在两年侵略战争中所受的打击；（三）中国在两年抗战中力量的生长；（四）两年抗战的经验与教训；（五）中国抗战的紧急关头。最后指出：“真正的抗战必须建立在全国团结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国共合作的关系上”；而“真正的团结必须建立在战斗的友爱的合作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互助互让的基础上”。

至7月7日，《新华日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行特刊。特刊刊登了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领导毛泽东、王明、洛甫、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凯丰、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撰写的纪念文章。凯丰的文章即《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两周年》（发表于第四版）。其后，国民党新闻检查当局以《新华日报》违检发行此特刊给以“严重警告”处分。新华日报社致函国民党拒绝接受。[12]

《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两周年》经节录，作为《抗战二周年特辑》之“戊、总结和教训”，发表于《战地知识》（半月刊）第1卷第3、4期合刊（特29—30页），1939年7月25日出版。特辑包括：甲、引论（蒋委员长）；乙、几个根本问题的检讨（陈诚）；丙、全面抗战的各部门；丁、敌人的危机；戊、总结和教训；己、领袖的指示；庚、抗战中建设新中国（宋庆龄）。《战地知识》由钱俊瑞主编，其编委会成员包括：王向予、李辉英、何家槐、嵇文甫、胡绳、孙晓村、梁綖武、柳乃夫、陈北鸥、张友渔、杨秀林、骆耕漠、薛暮桥、钱俊瑞，发行人为夏石农，通信处为“重庆学田湾生活书店转”。特辑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战地工作同人能了解抗战以来敌我形势之变化，把握我们必胜之前途，并明瞭（了）我们今后的任务”，故“按集各报各杂志所载此项材料，加以编缀，有系统地提供给读者”。[14]

1939年7月，新华日报馆（重庆西三街二号）出版单行本，是为“新群丛书第二十九种”。亦收入《时论丛刊》第六辑（第82—106页）。

《凯丰文集》收录（第289—311页），末署“载《群众》1939年7月2日”。

11.《“八一三”两周年——关于相持阶段的解释》，发表于《新华日报》1939年7月13日第四版。

12.《资本主义国家新的经济危机及其特点》，孟特尔松著，凯丰译，发表于《理论与现实》（季刊）第1卷第2期（第41—46页），1939年8月15日出版。《理论与现实》的编辑委员包括：千家驹、艾思奇、李达、沈志远、侯外庐、马哲民、曹靖华、潘梓年、钱俊瑞，沈志远主编，生活书店发行。该刊以“世界学术思想底最高成果”即“辩证法唯物论的学说”[15]为指导，是“理论与现实统一的标准读物”，是“新阶段学术运动的正确指针”，是“全国前进理论作者的公共论坛”，是“每一革命民族战士的理论向导”。[16]

13.《代论：国际青年节第廿五周年》，发表于《新华日报》1939年9月6日第一版。

国际青年节是1915年在瑞士召开的“反军国主义国际青年大会”所定，具体时间为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日。

14.《斯大林同志与中国革命——庆祝斯大林同志六十寿辰》，发表于《新华日报》1939年12月21日第二、三版。又发表于《群众》第3卷第24期（总第573—576页），同日出版。

《凯丰文集》收录（第312—319页），末署“载《群众》1939年12月21日”。

15.《人民群众在历史中底（的）作用》，B.伯那丁涅著，何凯丰译，发表于《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第101—112页），1940年2月15日出版。末署“原文载《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第七期，一九三九年”。该期《编后记》云：“关于唯物辩证法发展中的斯大林阶段，是当前哲学园地内最新而最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这一期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有三篇：高烈、凯丰两位先生译的两篇；沈先生著的一篇。要把握当前阶段底（的）哲学新发展，新成果，这几篇文章是值得细心一读的。”[17]其中，高烈的译文是《唯物辩证法论自然底（的）运动变化与发展》（施尔著）；“沈先生著的一篇”即沈志远的《唯物辩证法家——纪念斯大林先生六十寿辰》（1940年1月15日作于重庆）。

16.《苏联社会主义知识份子底（的）新地位》，发表于《中苏文化：苏联十月革命23周年纪念特刊》之“苏联建设中之文化革命”（第52—59页），1940年11月7日出版。

（三）编译《什么是列宁主义》

自1938年，中国出版社开始出版《什么是列宁主义》。全书共分十编，包括：

第一编 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编 方法和理论

第三编 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第四编 无产阶级专政

第五编 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斗争

第六编 农民土地问题

第七编 民族殖民地问题

第八编 战略与策略

第九编 关于政党的学说

第十编 工作作风

中国出版社，系中共中央长江局于1938年春所建，以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抗战书籍为主。社址在汉口江汉路联保里，由凯丰领导，具体负责人先后为陈柱天、吴克坚。新知书店承办其印刷、发行业务。[18]中国出版社实为新知书店别名。武汉沦陷后，新知书店总店迁至桂林，由华应申主持，归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领导；徐雪寒则长住重庆，接受南方局凯丰的领导，办理中国出版社的出版事宜。[19]

从《编者声明》中可以得知：“这一部列宁主义研究参考材料预定分为下列各分册：第一分册包括第一篇第二篇，第二分册包括第三篇，第三分册包括第四篇，第四分册包括第五篇，第五分册包括第六篇，第六分册包括第七篇，第七分册包括第八篇，第八分册包括第九篇第十篇。”[20]1但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1932—2007》，《什么是列宁主义》共分七册，具体而言：第1册，书名原题《什么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者之参考材料）》，列宁、斯大林著，文维城编译，汉口中国出版社1938年3月初版，4月再版，书前有编者声明（1937年2月）。又一版本为1939年8月初版，11月再版，1941年3月3版。书前有编者声明，署名凯丰编译。[21]据此可推知：文维城应即凯丰。

第2册，书名原题《什么是列宁主义（第2分册·革命的理论）》，凯丰编译，中国出版社1939年4月初版，11月再版。

第3册，书名原题《什么是列宁主义（第3分册·无产阶级专政）》，凯丰编译，中国出版社1939年4月初版，1940年2月再版，1941年6月3版。

第4册，书名原题《什么是列宁主义》，凯丰编译，中国出版社1939年6月、8月初版（注：此处并非引文有误，而是抗战时期的出版物，因客观局限，在版权信息的标注方面，多有疏失。以下亦有类似情况），1940年2月再版。

第5册，书名原题《什么是列宁主义》，凯丰编译，中国出版社1940年5月初版，1941年6月再版。

第6册，书名原题《什么是列宁主义（第6分册·民族殖民地问题）》，凯丰编译，中国出版社1939年7月出版，1940年7月出版，1941年7月再版。

第7册，书名原题《战略和策略》，即《什么是列宁主义》第7分册，中国出版社编译，新知书店经售，未署出版时间，应是1939年1月。中国出版社1939年4月再版，1941年2月再版。[21]

简言之，《什么是列宁主义》系专题文摘，从广告上看，共编8册[21]，实见7册，第1册文维城编译，第2—7册凯丰编译。1939年12月出版合订本，书名《战略与策略》。[21]

据编者自陈，“编译本书之目的，是为要给我国有志研究列宁主义者以非常急需的最低限度参考资料”。随着《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的全部出版，也将改变此种“断章摘句”的研究方法。[20]丛书主要是对苏联共产党人关于列宁主义论述的编译，尤其是斯大林的有关论述。十编的内容，比较完整地概括了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4]

（四）编印大量宣传资料

新华日报馆既是公开合法的新闻机构，也是出版发行机构；不仅编印报纸，同时出版书刊，包括出版发行马列主义著作、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著作，以及共产党的政策、言论、文件等。[22]

从前面的梳理来看，重庆时期，凯丰曾有三种图书列入“新群”丛书。“新群”丛书的取名，采自《新华日报》之“新”和《群众》周刊之“群”[23]，内容也是以这两个报刊发表或未发表、零篇或整部的稿件选编而成。编辑的目的，“和编印日报、周刊一样，在于巩固团结，有助抗战，争取最后胜利”[24]，同时也希望“能成为新群众的滋养物”[25]。

“新群”丛书在汉口与重庆期间，共出版42种[23]，其中在汉口出版“新群丛书”18种[22]（《重庆市志·出版志：1840—1987》认为第18种《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困难及其前途》是在重庆出版[26]，有误。其出版时间为1938年10月20日，馆址署“汉口府东五路”）。1939年5月，鉴于日机狂轰滥炸，《新华日报》和重庆各报联合出版。在此期间，新华日报馆集中力量加强《群众》周刊的编辑工作，并在远祖桥高峰寺增设印刷厂。高峰寺印刷厂在确保《群众》按期及时出版的同时，还译编出版马列著作，编印“新群”丛书，翻印延安及国内外的一些进步报刊、书籍。[27]

194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电示南方局，在重庆加强翻印和秘密发行延安出版的党报党刊。南方局立即组织《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力量，将延安《新中华报》《共产党人》《解放》《军政杂志》的社论和其他重要文章，印成单页或小册子，通过秘密的发行网点及其他方法散发。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渠道，同时也回击了国民党对《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限制、封锁和迫害。[11]

上述工作，虽然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最初的分工，由吴克坚主管新华日报馆[12]，但作为宣传和党报的负责人，凯丰应该是与有力焉。

对于“抗战中的宣传工作”，凯丰曾于1938年5月16日撰文予以探讨和阐发，其中论及抗战宣传工作的方针和目的、方式和态度等，特别强调“通俗的群众鼓动与理论的加深研究”，应该“同时加紧进行”。[28]从上面的梳理来看，其宣传工作，多结合现实斗争展开理论方面的分析、研究与推广，体现出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素养。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纪念凯丰同志诞辰100周年[N].人民日报,2006-03-14.

[2]许海清.凯丰年谱[A]//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其人.内部资料.xxxx:175.

[3]郑新如,陈思明.《群众》周刊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从武汉重庆上海到香港[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4]许海清.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其人[M].内部资料.xxxx.

[5]本报昨招待各界志盛[N].新华日报,1938-11-27(3).

[6]克服困难更前进：本报周年晚会，凯丰同志殷殷致词[N].新华日报,1939-01-12(3).

[7]王拓.雨中的哀悼——吴志坚同志追悼会[N].新华日报,1939-10-06(2).

[8]本报创刊二周年前夜招待渝市文化界[N].新华日报,1939-12-12(2).

[9]张学龙.凯丰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175.

[10]述周.在抗战烽火中成长，本报举行二周年纪念，会场上拥挤着各界道贺的来宾，董事会代表勉为抗战团结奋斗[N].新华日报,1940-01-12(2).

[11]《群众周刊大事记》编写组.群众周刊大事记[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

[12]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13]编者的话[J].读书月报,1939,1(4):180.

[14]编后记[J].战地知识,1939,1(3/4):特32.

[15]编者.创刊献辞[J].理论与现实,1939,1(1):1.

[16]国内唯一的高级学术杂志：理论与现实[J].读书月报,1939,1(4):封底.

[17]编后记[J].理论与现实,1940,1(4):138.

[18]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22·文化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231.

[19]徐雪寒.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C]//徐雪寒文集: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525.

[20]凯丰.编者声明[C]//什么是列宁主义（第一分册·革命的理论）.重庆:中国出版社,1941.

[21]曹鹤龙,李映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书总目:1932—200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2]高信成.中国图书发行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3]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24]熊复.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87.

[25]新群丛书第一种出版了[N].新华日报,1938-03-10(1).

[26]《重庆出版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志·出版志：1840—1987[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5.

[27]重庆市沙坪坝区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沙坪坝区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5.

[28]凯丰.抗战中的宣传工作[J].解放,1938(4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