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应对解放初期西南地区的经济困境，在干部选任的标准问题上，邓小平反对“唯成分论”和论“资”排辈，主张德才兼备，适当照顾“资”，大力选拔年轻有知识的干部；在干部的来源上，注意从年轻知识分子中选拔；注意面向城、乡，从工农年轻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大力加强对少数民族年轻干部的选拔；注重对民主党派或无党派年轻干部的选拔。这些年轻干部为促进解放初期西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邓小平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期间(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针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困难局面，反对干部选拔中“左”的“唯成份论”和“论资排辈”的错误观点，从多个渠道加强对年轻干部的选拔和培养。然而，学界对此关注很少，关注更多的是解放初期邓小平与西南地区的党建、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剿匪、征粮、抗美援朝等具体工作以及执政经验，或者是对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干部选拔思想的关注。本文拟以所掌握的丰富材料对西南局时期邓小平的年轻干部选拔思想进行论述。

西南地区的经济恢复与年轻干部选任的必要性

解放初期，西南局所管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和重庆等省市区，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面临众多的经济困难：物价飞涨、工商业萧条，不少工厂歇业，工人失业严重。1950年1月底，重庆市物价突然猛涨。从1月26日开始算起，10日之内主要商品的价格竟平均上升了85.5%。其中粮食涨价最多，米和面粉都上涨近两倍。在1950年3、4月份，贵阳申请停业的工商业户数情况最为严重，未歇业者亦处于半停业状态。而昆明的私营工商业也是处在呆滞的状态中。重庆的大批工厂停工，商店停业或滞销，大量工人失业。

针对解放初期西南地区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邓小平把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恢复和发展经济急需大量懂得经济管理的人才来具体组织实施。然而，解放初期重庆的干部情况很不乐观，首先是干部总体数量少，其次是懂经济的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奇缺。西南地区解放初期，原来部队里的南下干部和地方上原有的地下党员干部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当时老区和本地的干部不足6万，撒在吸纳2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繁重的任务与干部形成了强烈反差，一时间出现了区县、厂矿、学校向省、市要干部，省、市向西南局要干部的现象。1950年初，重庆市委组织部一位负责干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提出希望西南局给重庆多派些得力的干部。邓小平说：“我手上的县团干部很少很少，接收有职工上万人的大渡口钢铁厂，也只得派出一个军代表和一个警卫员。”而那些南下干部很多都是文盲或半文盲，长期在农村，不少同志对城市工作、城市经济缺乏经验，有的根本不懂城市经济发展。而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更具有优势。为此，邓小平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提出了一些年轻干部选拔方针和策略。

（作者：刘洪彪，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杜俊华，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