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守广

摘要：民生实业公司和轮船招商局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有代表性的近代轮船航运企业，随着业务的推进及客观情势的演变，双方关系不断进行相应的调整，货物联运形式的联营曾发挥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联运形式难以再现，民生公司陷入经营困境。

关键词：民生实业公司，轮船招商局，合作

民生公司创办于1926年，是一个以经营内河轮船航运为主的民营企业。民生公司创办的时候，轮船招商局已经有数十年曲折发展的历史了。1932年11月14日，刘鸿生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接任轮船招商局总经理职务。翌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训令，将轮船招商局收归国有。随着双方业务的进行及客观情势的发展演变，民生公司与招商局之间的关系不断进行相应的调整。1948年5月19日。国民政府向担任招商局“前任董事长”的卢作孚颁发胜利勋章证书。尽管卢作孚并没有担任过招商局董事长，但担任过招商局常务董事则是事实。这些史实也表明：民生公司和招商局之间，在业务和人事上确实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本文着重探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生公司与招商局的合作关系。

三、40年代后期民生公司与招商局的合作

抗战胜利后，国营招商局总局于1945年10月23日迁上海办公。民生公司一方面向沿海开拓业务，一方面仍将长江航运作为经营的主要依托。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民生公司和招商局在复员运输和川粮东运中继续进行业务上的合作。

1945年11月，交通部改组招商局理事会，原聘理事一律改聘，另聘刘鸿生、卢作孚、高廷梓、韦以黻、余仕荣、林旭如、徐学禹为理事，任命刘鸿生为理事长。12月1日，重庆国民政府为筹划还都南京事宜，由交通部在重庆成立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统一调配全国船舶，办理运输。招商局理事长刘鸿生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卢作孚和郗恩绥（国民政府军政部联勤总部参谋长）任副主任委员，徐学禹（招商局总经理）任秘书长。1946年6月29日，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重庆分会撤销，业务转交渝宜轮船运输联合办事处。全国船舶调配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复员运输工作。在抗战胜利后的4个月中，民生公司从事复员运输187航次，1946年上半年运输了102次，先后共运输国民党政府军公物资92万吨，人员和军队20多万人次。

复员运输任务大体完成之后，民生公司和招商局又多次在川粮东运中进行合作。1946年5月18日，民生公司、招商局、三北公司与国民政府粮食部签署承运川粮草约。草约规定：“自本年5月15日起3个月内，每月由渝运汉口、南京米粮10000吨，汉、京各半。渝宜段，由民生公司就所有下行船只全装粮食。并视水尺可能载量载足；宜汉京段，由招商、三北负责如期如量运到京、汉。”

1946年5月22日，国民政府交通部、粮食部等召开川粮东运会议，交通部部长俞大维、粮食部部长徐堪、后勤部副部长端木杰、船舶调配委员会刘鸿生、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民生公司代表杨成质、李邦典等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根据商定的办法“将运粮合约草案修正重行签订”。1946年5月23日，重庆轮船同业在民生公司举行运粮会议。民生公司代表李若兰、蔡金光、高伯琛、王光藻参加，李若兰为会议主席。会议议决成立渝宜轮船运粮联合办事处（处址设重庆朝天门民生公司内），推定民生李若兰为联合办事处主任，招商局李荪芳、强华魏超然为副主任。会议还通过了《渝宜轮船运粮联合办事处简章》。不久，该办事处扩大为渝宜轮船运输联合办事处，受重庆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指挥。重庆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撤销后，受重庆行辕节制。1946年7月10日，国民政府交通部、粮食部在南京交通部召开川粮东运会议，粮食部长徐堪、政务次长端木杰、交通部政务次长谭伯羽、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等与会。徐堪在报告中表示；希望宜渝段运粮每月达20000吨，过去两月只运6000余吨，不足以应需要。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由招商局借给民生公司驳船2只，民生公司、招商局增加运力等办法。

1947年6月中旬，粮食部谷正伦与民生公司卢作孚、招商局徐学禹、强华公司王士菱签署承运川粮合约。该合约规定：民生公司、招商局、强华公司自6月15日起至11月15日止，每月运粮15000吨，共计75000吨，分在汉口及南京拨交。若最初两个月吨位不足时，每月亦不得低于12000吨，该两月少运之吨量则由以次各月份补运之。到期后，运量不足，得延15日。每月米粮运量分配，民生公司负责80%，其余20%由招商、强华共同承运1948年4月22日，粮食部与民生公司、招商局签订承运川粮合约。合约规定：自5月1日起至11月31日止，民生公司每月运粮7500吨（内包括庆华、协大、永兴3公司1000吨），招商局每月运粮5100吨（包括强华公司在内），共计88200吨，分在汉口、南京及上海拨交。若该月少运之吨量，则由次月补运之，到期后运量不足得延长15日1949年1月8日，轮运军粮抢运会议在重庆民生公司举行。会议决议：1.运费，除民生、招商、强华已与粮食部迳行订约，由京付给外，其余各公司准在重庆付给。2.按绥署规定，每船吨位最低应装40%军粮，其运价照交通部航政局规定第一类运价付费，并给30%回空费外，其余所装之粮，照交通部航政局规定第四类货价付费，不给回空费，唯应尽量装80%军粮，以利抢运。

结语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生公司和招商局的关系是复杂的，既有合作，也有矛盾，而且双方疑忌甚深。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对于招商局向川江开拓业务的企图有着高度戒备。卢作孚告诫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张澍霖：“招商局野心大，应慎重对之。”时人甚至有招商局主持人徐学禹要吃掉民生公司卢作孚的记述。民生公司和招商局在经营航线和业务上的矛盾，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所有制问题上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具体体现。1944年，卢作孚就战后建设问题提出：“在计划经济前提下，一切产业，应尽量鼓励民营”。1946年7月23日，卢作孚为敦促南京国民政府厘定战后航业政策致函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强烈要求“确定航业政策，加强民营公司组织，划分航线”。1947年3月24日，民生公司主任秘书郑璧成致函即将归国的卢作孚。信中列举民生公司面临的诸多困难问题，其中收支不能平衡尤为严重问题，其中差船多是当时公司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长差或临时租差者，租费均远低于成本，收入与支出约为一与四之比，亏折中尚须借贷以贴差船之损失，“政府刻薄寡恩，莫此为甚”。同时，沿海航业“竞放水脚，已如民生公司初期之川江情况。联营办法即川江从前之大打官（也称'大打关’，引者注），历史告诉并非成功之办法，最大问题即在今后大家皆不必努力也”。原来通过联营以求调适的办法，已经失去作用，由此使民生公司陷入经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