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应对解放初期西南地区的经济困境，在干部选任的标准问题上，邓小平反对“唯成分论”和论“资”排辈，主张德才兼备，适当照顾“资”，大力选拔年轻有知识的干部；在干部的来源上，注意从年轻知识分子中选拔；注意面向城、乡，从工农年轻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大力加强对少数民族年轻干部的选拔；注重对民主党派或无党派年轻干部的选拔。这些年轻干部为促进解放初期西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邓小平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期间(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针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困难局面，反对干部选拔中“左”的“唯成份论”和“论资排辈”的错误观点，从多个渠道加强对年轻干部的选拔和培养。然而，学界对此关注很少，关注更多的是解放初期邓小平与西南地区的党建、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剿匪、征粮、抗美援朝等具体工作以及执政经验，或者是对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干部选拔思想的关注。本文拟以所掌握的丰富材料对西南局时期邓小平的年轻干部选拔思想进行论述。

选拔标准：反对“唯成分论”和“论资排辈”，主张年轻化和知识化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注重对优秀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德才兼备”的标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又提出了“又红又专”的方针。针对解放初期西南地区急需干部的实际，邓小平制定了正确的干部选拔标准，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大力选拔干部。

在干部选拔标准问题上，首先，邓小平反对把“唯成份论”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早在1948年2月9日，他就在向毛泽东反映工作时，报告某些地方整党中过分强调干部出身——贫下中农，搞唯成分论，此为不好之苗头。

解放初期，邓小平认为，要巩固西南地区的新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我们更不应该排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有时还给予一定的“特权”。比如，他在西南地区的“三反、五反”运动动员大会上说：“对技术人员中之贪污行为必须坚决搞出，在处理时可以分别对待。如对真有本事而又无其他政治问题的从宽处理，可以酌情予以戴罪立功机会”。这种区别对待，有利于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有利于经济建设。

第二，邓小平认为，在选拔干部时，我们应重他们的思想品德和才能，“德才兼备”，在此基础上，适当地考虑“资历”，而不应该把“资历”放在第一位，论资排辈。“德”就是政治品德，必须拥护和支持新政权，并愿意为之做贡献；“才”就是做革命工作的才能。解放初期，南下干部都是出生入死的军队老干部，资历深、威望高，不知不觉地滋长了靠“资”吃饭的意识，并有意无意地在年轻人面前摆架子，使“论资排辈”选拔干部的思想有了发展。这既不利于老干部自身的进步，也不利于选拔和培养年轻干部，更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对此，邓小平指出：在《重庆市第三次党代会上关于形势问题及西南党的组织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把‘资’作为提拔干部的原则就错了，马列主义和中央的文件中只有“德、才”二字，如果讲资格，就会阻碍我们提拔新干部。一个区级干部搞一个厂比地级干部搞得好，我们就要这个区级干部；一个共青团员比一个十年党龄的党员收税收收得好，我们就要这个共青团员。”因而邓小平在1950年9月指出：“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原则，这样将使依靠‘资’吃饭的旧意识遭到破除，而在脑子中产生新的东西，那时，他们就会进步。”他还说：“如果把‘资格’排在第一位，就阻碍和排斥了年轻和前进的东西的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持续下去，甚至要失败的，这样做不仅对革命无好处，而且对老同志也是有害的。”邓小平还强调指出：眼睛不要望着上面派来或别区调来干部（一般资历老），要坚决地从群众中放手提拔。我们已有一年的工作时间，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的资历浅），从他们中选拔一批干部是可能的。也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地联系群众，使工作生根。

当然，在德才兼备的情况下，也应当考虑一些“资历”的因素。邓小平曾指出：“如果一个县级干部同一个地级干部在工作上搞得同样好，就用地级干部。”

（作者：刘洪彪，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杜俊华，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