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飞宇

注：本文曾以《彭德怀的重庆之行》为题，发表于《红岩春秋》2022年第1期。发表时因版面限制，略有删改。

发表《华北抗战概况与今后形势估计》的演讲

在渝期间，彭德怀曾对“各报记者，文化界朋友，及新华日报同志”，发表演讲。讲话以《彭德怀将军讲华北抗战概况与今后形势估计》为题，刊于《新华日报》1939年1月8日第三、四版，主要介绍八路军在华北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发展生产和英勇斗争、收复失地的情况。全文为两大部分。一是“华北一般概况”，包括：甲、民众工作的目的与概况：A.目的，B.敌寇暴行与华北民众义愤，C.各种形势下的民众工作；乙、反对汉奸及与敌伪军斗争：A.汉奸在日寇指使下活动的情形，B.我们的对策；丙、华北战斗与收复失地的概况。二是“华北战争形势前途的估计”，包括：甲、我们必须深切的认识；乙、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意义；丙、坚持华北抗战胜利的条件。

演讲最后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之崩溃是必然的，而且为期也不在远，中华民族之解放，已现出曙光，只要我们坚持到底，克服困难，加紧团结，抗战必然胜利。”同时强调：“今天主要的问题，是全国人民的精诚团结，和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国共两党，唇亡齿寒，休戚相关，绝不可有丝毫摩擦，妨害抗战”，“必须同舟共济，共赴国难，相互交换由中华民族血的结晶而得来的经验和教训”。

演讲结束后，“全场振奋，热烈的鼓掌，历二十分钟之久”。美国战地记者霍尔多·汉森（Haldore Hanson），曾称赞彭德怀“在八路军中”，是“以军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著称”（1938年8月18日日记），于此可见一斑。

为与“讲话”前后呼应，是日《新华日报》特发表社论《华北抗战的经验》，并在报头两侧，各摘录一段文字。其一为：“华北的抗战，晋察冀和晋察热冀南和冀中等区域的存在发展和巩固，证明了在敌人后方创立抗日根据地，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可能发展与巩固成为由现在过渡到战争相持阶段及将来反攻时期的重要战略支点。”其二为：“华北的抗战，也说明只有革命的民众运动，才能产生革命的军队，只有革命的武装与民众亲密合作，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武力。”

讲话后以《华北抗战概况与今后形势估计》为题，连载于《申报》1939年1月15日第一张第二、六版，1月16日第二版和1月17日第二版；又收入上海文献丛刊社编《文献》卷之五，1939年2月10日出版。由此可见其反响之热烈，及影响之广远。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新华日报》所刊彭德怀的讲话，署“于鸣笔记”；但《申报》却署“彭德怀讲，于鸣凤记”，《文献》则署“彭德怀讲，于凤鸣记”。“于鸣凤”和“于凤鸣”均误。于鸣，即郭于鸣（1916—1940），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又名欲明。“七七事变”后，毅然中断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业，奔赴延安。初就读于陕北公学，后转入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6月毕业，分配至武汉《新华日报》，代理营业部服务课工作。《新华日报》迁至重庆后，始任外勤记者。1939年夏，因重庆大轰炸，《新华日报》奉令疏散，于鸣留市区工作，积劳成疾，致肺结核、脏病、肋膜炎等齐集一身，于1940年2月26日午后二时，不治而亡。次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发表秦博古、董必武、何凯丰、叶剑英的《悼于鸣同志》。其文章与报道，多见于《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