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周，最为牵动人心的，莫过于大英博物馆藏品失窃事件。

据新华社报道，馆内有近2000件藏品“失踪、失窃或损坏”，流失藏品包括产自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19世纪的黄金珠宝和玻璃器物等，事情发生后，前馆长哈特维希·菲舍尔引咎辞职。

这场发生于遥远国度的案件，就像一枚石子，在世界各地掀起浪花，漩涡中心的大英博物馆更是身陷信誉危机中，被多国要求尽快归还文物。

有关海外文物归国的议题，也随之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无论是刚刚完结的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还是层出不穷的“文物拟人化”创作，都让我们重新想起，百年前战火频现、身不由己的那段历史，以及那一时期流出国门，散落于异国他乡的文化珍宝。

这些记忆，夹杂着担忧与期待，汇成了一句又一句呼唤文物回家的“声音”。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我们重新翻开一本讲述百年国宝流失恩怨经纬的著作《国宝流失百年祭》，并采访了本书的作者之一常青——北京大学考古系学士与硕士，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国艺术史博士。他在美国三大博物馆都从事过研究工作，参观过欧美大部分重要的博物馆，常常在中国国宝的展柜前嗟叹不已。他与另一位作者黄山一起，对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中国文物流散史实及流失国宝多重价值做了梳理与研究。哪些人以何种方式导致众多中国文物流失海外？这些文物有何种价值？它们现在身在何处？

探险家和古董商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河南省仰韶村，标志着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中国开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内还没有文物法，民众对文物也根本没有认识，看不到文物的价值。”

这就给当时的外国探险家“趁虚而入”的机会，《国宝流失百年祭》曾写到过这样的场景——一批又一批前往中国的外国探险者为了探索遥远神秘的东方文明、寻找隐藏于广袤土地的古国遗珍，不断翻越高耸入云的高山、穿越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这些探险家中，以斯坦因最为著名，如今的大英博物馆，收藏着他1907年从敦煌莫高窟获取的9000多卷古代写本和300多幅唐五代时期的佛画。

“1900年代，在印度和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斯坦因前往中亚探险和考古，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都留下了足迹，此后，他又往返中亚三次，卷走大量文物。可惜的是，当时这种情况，没有引起当地官员的重视，甚至在斯坦因把文物打包装箱、准备运走的时候，部分官员还大力为他联系工人、提供帮助，设宴招待，热烈欢迎他下次再来。”常青说。

但是，以斯坦因为代表的探险家在中国的“成功”，仅是中国文物流失历史的切面。“他从中国获得的文物有几万件，而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来自全世界的文物大概有800多万件，大多是由民间收藏家捐赠的。”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大量中式家具、瓷器流向海外，受到追捧，在西方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仿制中国器物的潮流。此后，以斯坦因为代表的西方各国探险家将中国文物送入本国的博物馆展出，收藏家也逐渐热衷于中国文物的收藏，大量购买国外古董商手中的文物。

“卢吴公司与山中商会等古董商行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并发展的。”

很多人听过卢吴公司与山中商会的名字，这是在中国文物外流中起关键作用的两大古董商行。卢吴公司的创建人卢芹斋（Ching Tsai Loo），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古董界。卢吴公司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文物长达30年之久，不计其数的国宝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欧美，包括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两幅浮雕作品，现藏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

另一大出售中国文物的古董商行是由日本人创建的山中商会。尤其在1927年以后，山中商会参与了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造像的盗凿。在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时期的25所洞窟里，150多件精美雕刻被盗凿，整个石窟群基本被毁。

常青介绍，这些古董商，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世界各地都设有分号，在中国文物外流中起到关键作用。甚至可以说，从中国流向海外的文物，大多都曾经过这些古董商的手，还有一小部分，则是由以弗利尔为代表的海外收藏家自己从中国带回的。

有家难回

流失的文物，背后凝聚着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情感。它们“回家”，不仅仅是国宝回流，更代表中华文化的回归，符合无数国人的殷切期盼。

一组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通过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抢救征集等方式，成功促成了300余批次、15万余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

但即使如此，文物“回家”这条路，依旧漫长而坎坷。文物流失国提出的归还请求，要么被拒绝，要么被敷衍、拖延，直到不了了之。

比如，2002年西方多家著名博物馆就联手发布《环球博物馆价值宣言》，抵抗文物流出国追索要求。宣言提出，文物因而构成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不能由某个国家或民族独享；由环球博物馆继续持有、展览、收藏这些文化财产，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

此宣言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文物流出国的明确反对。

这背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外应对文物的思维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文物中蕴含着民族精神与情感，归属于国家，出口文物也是被禁止的。但在外国人看来，文物是具有鉴赏价值的收藏品，能够在市场上自由流通，至今进出口也自由。旧时中国没有文物保护法，哪个国家的人买了就是谁的。由此，他们也很难接受返还的要求。”

常青说，百年来，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大概在1000万件左右，除了保存于国外博物馆里的160多万件有明确下落外，还有800多万件文物在私人收藏家手里，下落不明。

除此之外，通过官方渠道促推文物返还也是难上加难。

最大的阻碍在于，国外博物馆拥有极大的自主权，政府无力干涉博物馆的管理，也无权过问文物的流向。

“国外博物馆采用的是财团法人制度，或归私人所有，需要自负盈亏。为了获取一件文物、办一场展览，四处向私人收藏家或基金会‘化缘’，政府不会为它们提供任何保障。这也导致政府无法向博物馆施加压力，强制要求对方返还文物。”常青指出，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中国博物馆有财政支持，收揽藏品、办展览都是集国家之力，政府也因此会介入博物馆的管理。”

这也说明，仅依靠国际公约、政府之间的协调推动流失文物归国，是件很难实现的事。

杭州人的捐赠

流失文物漫漫归途，映射着那段失落的历史，也让文物保护的迫切性重新摆到公众面前。

如今，刷刷社交媒体，随处可见“文物回家”的呼声。在常青看来，这些呼声代表着一种民族情绪，它们深埋国人心底，蕴藏着个体对祖国浓浓的爱，能够让海外国家意识到中国人找回流失国宝的坚定态度。

“国际公约具有局限性，只能期望相关国家主动归还文物，但不能放弃为此表态，让对方意识到一些做法的不妥当之处。比如，过去大英博物馆专门设有一个展厅，专门展出斯坦因从中国拿走的文物，还贴了斯坦因的照片，介绍他怎么从中国拿到文物的。我国对此意见很大。博物馆就把关于斯坦因的介绍拿掉了，只展出他拿走的文物。”他说。

目前，中国流失文物回归的主要途径，一方面是中国流失文物所有者善意捐回文物，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机构或个人购回文物。“私人收藏家手中的文物如果不捐给博物馆，大概只能在拍卖行中见到。通过官方渠道获取的几率很小，只有买下它们才能回归。”常青说。但如果频繁采用购回方法，使文物涨价，也有可能让逐利者铤而走险，偷盗文物，导致新的文物流失。因此常青认为，不仅要推动中国流失文物“回家”，还要增强文保意识。

2021年，央视春晚播出特别节目《国宝回家》，杭州人张荣无偿捐献回国的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次与全国人民见面。这尊佛首，是2020年回归祖国的第100件文物，在海外漂泊近一个世纪后，它终于被张荣送回祖国。“对我来说，捐赠佛首在我的人生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至少我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让与身体分离已百年之久的佛首，回到了祖国，回到了他的故土。”2021年7月的回归仪式上，张荣这样说。

遗憾的是，2个月后，张荣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但像他一样，促推文物回到故土的人还有很多。

202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苏珊娜·芙拉图斯（Suzanne Fratus）女士捐赠我国的两尊明代陶俑入藏上海博物馆，国家文物局主办文物捐赠入藏仪式；2019年，企业家何鸿燊将流失160年的马首铜像正式捐赠国家文物局，圆明园迎来了第一件“回家”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2018年，美籍华人王纯杰夫妇将拍得的一件北魏时期云冈石窟第七窟天王头像赠予山西博物院，这已是两人第二次将来自云冈石窟的国宝文物捐赠回晋。

如今，无数流失海外的文物，正在通过这样的方式，踏上“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