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应对解放初期西南地区的经济困境，在干部选任的标准问题上，邓小平反对“唯成分论”和论“资”排辈，主张德才兼备，适当照顾“资”，大力选拔年轻有知识的干部；在干部的来源上，注意从年轻知识分子中选拔；注意面向城、乡，从工农年轻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大力加强对少数民族年轻干部的选拔；注重对民主党派或无党派年轻干部的选拔。这些年轻干部为促进解放初期西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邓小平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期间(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针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困难局面，反对干部选拔中“左”的“唯成份论”和“论资排辈”的错误观点，从多个渠道加强对年轻干部的选拔和培养。然而，学界对此关注很少，关注更多的是解放初期邓小平与西南地区的党建、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剿匪、征粮、抗美援朝等具体工作以及执政经验，或者是对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干部选拔思想的关注。本文拟以所掌握的丰富材料对西南局时期邓小平的年轻干部选拔思想进行论述。

干部来源：多元化、广泛性

针对解放初期西南各地经济恢复急需广大干部的实际，邓小平注意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主张“多元化”选拔新干部。即年轻干部坚持从上海等地招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地方上培养和选拔的年轻干部、旧政权中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年轻干部、少数民族年轻干部和党外年轻干部中选拔。

（一） 注重从西南服务团的年轻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

针对解放初期重庆经济恢复和发展急需有知识、精力和体力充沛的管理人才，邓小平特别注意从年轻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1950年12月21日，他在《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指出：“组织、教育青年学生，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在从1950年底到1951年初召开的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上，他指出：“任何事业都是在新生地前进着的，我们的事业也要我们的后代来继续完成。无论在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中，都要时时注意培养年轻一代。”

为此，他特别注重从西南服务团的年轻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早在1949年6月初的前委会议上，为了解决西南地区的干部问题，邓小平就在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地招收一批进步的大中学生和技术人员，从众多的报名者中精选了1万余人，加上从中央和老区选调的干部6000余人，共同组成了西南服务团，总团部主任（总团长）宋任穷，分为两个团。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极富感情色彩地说：面对当前干部奇缺的现象，如今，只有大胆使用西南服务团的几千名学生。要大胆地让他们挑起担子，去经风霜、见世面，他们就是建设四川、建设西南的骨干。依据邓小平的指示，西南服务团的同志被分配到各个地区、部门工作。相当多人被直接分配到基层、厂矿的领导或技术岗位，他们积极热情的工作为西南地区工商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注意面向城、乡，从工农中的年轻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

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需要依赖工人阶级的努力，而解放初期重庆的工人阶级中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兵工企业工人，他们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享受过不同于一般工人的特殊待遇——工资较高和福利较好。一些工人对新政权持怀疑态度。因此，从工人阶级中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再由这些干部教育、组织和带领其他工人踊跃投入到工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此种情况，邓小平非常赞同西南局组织部在1950年10月召开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出的：“我们的干部特别要注意从工人中去选拔。如果我们把工会工作做好了，干部来源的困难就容易解决些了。”因此，“在当前的工会工作中，必须坚决地吸引本地本厂的工人积极分子到工会各级领导机关中来，以加强工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改变工会脱离群众的现状。”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邓小平注意选拔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工宣队的宣传教育下，农民们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也积极投身到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斗争中。在这些斗争中，涌现出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成为我党在农村发动群众的主要协助力量，这些积极分子逐渐取代地主、乡绅成为新的乡村政权的干部。在邓小平的指示下，西南地区城市和农村的年轻干部发展较快，尤其在以前西南地区比较薄弱的妇女干部选拔方面更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邓小平曾大加赞赏：“……四川妇女农民会员占1/3以上。四川妇女勇敢、会说话，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妇女乡长和区长。”

（三） 加强对少数民族年轻干部的选拔和培养

新中国成立初期，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性工作。对此，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指出：“要彻底地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主政西南工作期间，即把大力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关键来抓。他特别注意对经济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他强调指出：“我们不限于培养少数民族政治干部，或只从事政府的一般工作，“文化、农业、工业、机械都需要大批的干部，办贸易公司就是经济干部的一种。”在当时的西康藏区，有一个进步的青年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邓小平十分重视和关心这股先进力量，并对他们寄以厚望，不久，这个组织的盟员转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此后，这批藏族进步青年，有的进入新成立的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接受培养后再分配到实际工作部门去锻炼；有的直接留在康区工作，成为解放后在康区的第一批藏族干部。

（四）党外年轻干部选拔

除加大力度选拔党内优秀青年作为干部外，还特别注重选拔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作为干部。针对一些党员老干部轻视从党外选拔干部的问题，邓小平曾有针对地指出：“在政权上，还有可能把党员放在非党员之下，我们有的同志也可能不舒服，但是这是党的需要，应当服从组织分配。”进军西南后，他要求：“省政府的委员及各厅正副处长，要准备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位置给非党人士，其他各专区各县都应准备这样做。”他还告诫党内同志，执行这一政策的主要障碍是干部思想中的关门主义，因此要对党内干部作反反复复的教育，才能保证其执行。在位子安排后，有许多党外人士当部长、科长，我们的同志当副职的，一定要接受人家领导。而在这些党外干部中不乏有众多优秀的年轻干部。

作者：刘洪彪，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杜俊华，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教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