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如何更好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3月3日晚，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律师彭静在北京驻地酒店，做客本报“两会夜谈 京渝联动”跨屏直播。她表示，应全方位加强责任规制，借鉴全民反诈经验开展全民打拐，打击收买、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让“天下无拐”不再遥远。

提高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的起刑标准

“我对拐卖儿童犯罪案件是深恶痛绝的，因为一个悲剧的结束往往将成为另外一个悲剧的开始，而这都源自于屡禁不绝的人口买卖行为。”视频连线中，彭静以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夫妻终于找到被拐卖14年的儿子孙卓的现实案例，道出了自己为何持续为严厉打击收买、拐卖儿童犯罪行为发声的初衷。

彭静认为，收买助长了拐骗行为，给被拐家庭造成了巨大伤害。而在这些严重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中，妇女和儿童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人格权益和人身安全得不到根本保障。

究其原因，彭静从法律层面分析，认为对于收买、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的主体无论是在民事救济领域、行政追责领域以及刑事处罚领域都难以实现严格的追责和损害赔偿。

特别是针对现行立法中对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犯罪的起刑点较低、实践中只能通过数罪并罚方式加重刑罚的问题，彭静认为，应当提高收买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量刑标准，使收买人面临更高的犯罪成本，打破收买被拐妇女儿童行为的利益链条。

“像全民反诈一样开展全面反拐”

“像全民反诈一样开展全面反拐。”这是彭静一直以来坚持的观点。“每当妇女权益受损、儿童受到伤害，都会引起广泛关注和谴责，这也说明整个社会对侵害妇女儿童行为的‘零容忍’态度。当下，我们可以借鉴‘全民反诈’成功经验，依托已有的社会动员基础和工作机制，通力合作开展‘全民打拐’。”

在彭静看来，“全民反拐”的基础是普及民众法治意识、加强法治宣传，让民众知晓买卖、拐卖妇女儿童等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进而逐步增强群众“识拐、防拐、拒拐”的能力。

如果地方政府、社区、司法机关及其他基层组织在收买、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中存在不作为、懒政甚至包庇、纵容行为，应该怎么办?彭静认为，对于不作为懒政行为，可以通过在法律上设置强制报告制度和案件转送等机制，建立完善的犯罪行为监管体系。对于包庇、纵容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共同犯罪来进行严格追责。

在打击犯罪行为的同时，完善对受害的妇女、儿童的救助安置机制是一项不能忽视的问题。“应当由地方政府、民政部门、教育部门各司其职织密社会保障网，加强救助，让受害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彭静表示，在收买、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事件中，需要深思的问题是，当相关责任主体得到惩戒、被拐卖妇女得到救助之后，失去“监护人”的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利和教育权利如何保障、被拐卖妇女如何重建生活和就业信心的问题，对此也有待从法律上建立可持续性的跟踪和管理机制予以保障护航。

从法律上为女性生育后的职业发展创造条件

当前，妇女权益保障问题备受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于去年12月20日提请初审，12月24日开始在全国人大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收到了社会各界42万余条法律意见，参与人数高达8万余人。

在彭静看来，《妇女权益保障法》自1992年正式出台实施以来，无疑在提高妇女的地位、保障权益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部法律也出现了责任不明晰、缺乏相关处置机制等问题。

对此，彭静结合多年工作经历提出了四条建议：在草案中增加有关机关、事业单位和组织的强制报告、移送制度;在草案中增加有关机关、事业单位和组织的怠于履职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原则性条款;赋予妇联针对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在草案中增加规定为女性生育后的职业发展创造条件。

“我想特别讲一下为女性生育后的职业发展创造条件这个问题。”彭静在连线中表示，例如在职场应禁止用人单位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而降低工资待遇、恶意调岗、予以辞退、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有关机关、事业单位在考核评价、岗位聘用等环节，对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适当放宽期限要求、延长评聘考核期限。

她还建议，可以考虑在《妇女权益保护法》中增加有利于女性生育后职业发展的原则性条款，要求用人单位和有关机关、事业单位在禁止歧视女性的同时，对社会生活和家庭分工中承担较大责任的女性给予一定的“促进性、激励性”措施，为女性的职业发展和责任分担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