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应对解放初期西南地区的经济困境，在干部选任的标准问题上，邓小平反对“唯成分论”和论“资”排辈，主张德才兼备，适当照顾“资”，大力选拔年轻有知识的干部；在干部的来源上，注意从年轻知识分子中选拔；注意面向城、乡，从工农年轻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大力加强对少数民族年轻干部的选拔；注重对民主党派或无党派年轻干部的选拔。这些年轻干部为促进解放初期西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邓小平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期间(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针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困难局面，反对干部选拔中“左”的“唯成份论”和“论资排辈”的错误观点，从多个渠道加强对年轻干部的选拔和培养。然而，学界对此关注很少，关注更多的是解放初期邓小平与西南地区的党建、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剿匪、征粮、抗美援朝等具体工作以及执政经验，或者是对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干部选拔思想的关注。本文拟以所掌握的丰富材料对西南局时期邓小平的年轻干部选拔思想进行论述。

西南局时期邓小平的年轻干部选拔思想评析

通过以上对西南局时期邓小平领导干部选拔方针、思想的梳理和研究，我们可以有以下共识：

第一， 早在主政西南局时期，邓小平关于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思想就已逐步开始形成。正如前面所述，在西南局时期，他形成了一系列重视对年轻干部选拔和培养的思想。他的“拿笔杆是实现领导的主要方法”，“要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思想，以及他所主持制定的干部选拔和培养标准——反对“论资排辈”，主张“德才兼备”，也体现了他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思想精髓。在实践中，他要求从大学、中学青年学生中选拔大量的优秀人才作为干部，并送到干部学校进行培训的做法，也闪烁着他重视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光辉思想。这种干部“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强调多渠道、多途径对有知识的年轻新干部的选拔思想，为他以后在中央制定完善的干部选拔政策奠定了基础。

第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的领导干部选拔思想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在西南局时期，在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干部选拔的政策上，邓小平依据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有别于汉族地区干部选拔和培养的政策。他大力选拔少数民族人士作为政府的干部。云南全省的少数民族干部从1950年的1600余人，发展到1952年的7481人，每个民族基本都有了自己的干部。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分批依次选拔优秀少数民族青年到民族学院进行干部培养和经济理论学习。他在筹办西南民族学院的初步计划中规定学院的任务为：“培养西南兄弟民族的区域自治和管理政权的干部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人才。”其次，在西南局时期，他针对西南地区是新解放区，经济恢复急需大量干部的实际情况，强调年轻干部选拔渠道的“多元化”，强调从农村妇女中选拔优秀分子为干部的思想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其三，针对西南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恢复急需干部的实际，邓小平特别重视经济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比如，贵州民族学院在财经干部方面，制定了培养少数民族的计划，培养的目标是要使他们能够承担市场交易的经纪人，物资代销店的经营人，国营贸易机构的工作人员等。1952年，西南民族地区从事民贸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已达808人。

第三，西南局时期，在邓小平干部选拔思想的指导下，在西南局所有人员的努力下，西南地区的干部数量和质量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干部为西南地区顺利完成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发展建设等重大的任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邓小平干部选拔思想的指引下，西南地区的干部队伍迅速扩大，到1950年底就有干部20万人，到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已发展到80万人的规模，这些青年干部分赴西南各地开展经济工作，有的人甚至为此贡献出了生命。例如，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西康分校所培养的丁佑君，不屈不挠，壮烈牺牲。朱德同志亲笔为她题词：“丁佑君同志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女，是共青团员和青年的好榜样。中国青年，应该学习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党和人民的高度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民族干部的数量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到1953年9月，西康已有少数民族干部1734人，占这个地区干部总数的33.11%。1951年底，西南有专职的少数民族干部118万余人，占当时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1/3。1952年在西南已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政府中，少数民族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0%。

作者：刘洪彪，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杜俊华，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教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