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乎人心向背。为了纠正党内种种不良作风，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立足具体实际，强调党员干部必须践行“两个务必”，克服居功自傲、贪图享乐的思想;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把预防和惩治腐败相结合，同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这些探索是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初步总结，对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系统梳理这些思想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主政大西南。这一时期，为了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战线，他高度重视管党治党问题。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与实践受到了学界高度关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关于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可以为新形势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历史借鉴。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新解放区艰巨的革命任务和复杂的社会环境，有些党员干部严重违反党的群众纪律和工作纪律，无政府无纪律、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现象盛行，其中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是“最突出的一个错误”。在西南解放区，“这个问题比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在1950年征粮工作中，川西区温江分区八县干部捆绑吊打过群众230人，扣押过613人。川南区井研干部扣留过群众50多人，峨眉干部扣留过70多人，乐山干部逼死过2人。川东区酉阳某县吊打过人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多达1292人。此外，文牍主义作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表现形式，在西南有些党政机关中也相对严重。1950年上半年，川西区秘书处文书科印刷材料39164份，表格68326份。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实质是脱离群众，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根本对立。这个毒瘤在西南党内滋生蔓延，必将严重影响干群关系和谐，败坏党的信誉和权威。

为了克服西南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邓小平反复告诫党员干部要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勇敢同脱离群众的言行作斗争。首先，树立群众观点，坚持走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西南刚解放时，针对有些干部在政权巩固中犯的“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错误，邓小平尖锐地批评说，这两种错误倾向是同党的性质和宗旨背道而驰的，任其发展将损害党的工作，破坏党的形象。因此，为了完成历史赋予党的艰巨任务和克服前进中遇到的困难，必须坚持和弘扬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始终做到善于依靠群众和坚持走群众路线。他还提出了“联系群众是我党的生命”的著名论断，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和提高他们的觉悟”。把联系群众作为党的生命加以认识和把握，在党的历史上属首次。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对西南区迅速巩固新生政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改进工作作风，克服工作方法的简单粗暴。工作作风问题绝不是小事，如果得不到坚决纠正和克服，也会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我们党丧失力量之源和执政之基。西南刚解放时，针对有些党员干部采取激进的办法处理民族工作，导致民族地区党群干群关系恶化，邓小平强调，在这些地区做工作，粗暴的工作方式方法必然使各项计划落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用协商的办法解决问题，才能赢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他还要求党员干部善于向书本学习、实践学习和群众学习，以科学、高超的工作艺术切实改进工作的方式方法。具体来说，“就是要善于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善于同敌人作斗争，特别要善于对付那些狡猾的敌人;善于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再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基本方法。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西南党内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邓小平要求党员干部继承“延安整风精神”，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勇敢地同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做斗争。他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29周年的题词中就这样写道:“共产党员应该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紧密地联系群众，才能完成任务并使自己勇敢地前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的锐利武器。邓小平正是重视并善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净化西南党内政治生态，才建设起一支理想坚定、作风优良和能力过硬的党员干部队伍，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最后，精简会议文件，改进会风文风。会风文风问题实质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问题。西南解放初期，有些党政机关下发文件太多且太长，严重影响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批评:“报告太多太长，并非好事!”要提高党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必须克服这些官僚主义作风和形式主义做法。针对有些会议出版专刊，太过于形式化的问题，他又指出:“现在各种专业会议很多，专刊过多，下面同志必感头痛，所以我不主张。”为了改进会风，邓小平还要求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做到“不开无准备的会议，尽可能地缩短会议时间”。总之，这些思想立足解放初期西南地区实际情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针对性，对克服西南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