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曾两度来到重庆，一次是1945年参加重庆谈判，一次是1958年视察重庆和长江三峡。他的两次重庆之行，如其诗云‘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充满奋勇进取、劈波斩浪的豪迈之情……”
202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近日，重庆史研究会举办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史学家围绕“毛泽东与重庆史”主题，畅论了毛泽东的“重庆行”。
重庆谈判是重庆史上最鲜明的印记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这是1945年柳亚子得知毛泽东抵达重庆后，赶来桂园探望，一见面就赠的诗。
诗人为何称赞毛泽东赴渝谈判为“弥天大勇”的英雄壮举？研讨会前，重庆史研究会的专家学者首先参观了位于渝中区中山四路的桂园。这里是重庆谈判的重要见证地，也是著名的《双十协定》签订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14年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要求，主张实行民主改革，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国家。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把注意力放在了准备内战上，企图借受降之机，迅速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积极调遣军队准备内战的同时，又假意表现出愿与中共就解决抗战后中国政治前途问题进行和平谈判的姿态，借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国民党方面普遍预计毛泽东不会亲赴重庆。然而，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这一消息也立即震撼了重庆全城。
《新华日报》发表了读者胡其瑞等4人的来信：“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渝，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重庆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历时43天。
在渝期间，毛泽东不仅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直接商谈，还在桂园会见了各方人士，以及登门拜访了政界、军界、经济界、妇女界、文化界中具有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等，赢得了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甚至是国民党开明人士的支持，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推向空前的高度和广度，为重庆谈判取得成果奠定了基础。
“经过这些年研究，我对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有了一些新认识。”研讨会上，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称。
他的新认识包括：
一是，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是擘画战后新局、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庆谈判”“双十协定”是国共关系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也是重庆城市和它的历史最鲜明的印记。
二是，毛主席到重庆，是牵手五洲、广交四海，中国共产党外交风采集中展现的高光时刻。他的政治智慧与独具魅力，赢得了广大外国使节和国际友人的尊重和友谊。由此，他们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开展“半独立”外交工作的精彩篇章。
三是，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推动了统一战线的重大转折，因势利导地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向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为随后三年解放战争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埋下了伏笔。
四是，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是对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是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工作成效的直接体现和充分肯定。
重庆谈判的多维度研究价值
“毛泽东主席亲自到重庆谈判，至少体现了他三种可贵品质：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定的政治品质、宽广的政治胸怀。”研讨会上，重庆图书馆研究馆员唐伯友称。
如，在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上，众所周知，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民党蒋介石急不可耐地“邀请”毛泽东主席赴重庆开展国共谈判，其用意，可谓路人皆知。但是，毛泽东主席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民主，而不顾个人安危，弥天大勇亲赴重庆，是需要何等的气概和勇气。
“毛泽东赴渝的益处在于：增大实现和平的机会；可与蒋介石直接谈判，有可能争取到更有利一些的条件；便于争取中间派和国内外舆论的同情；有利于开展外交斗争，避免给美国提供大规模援蒋的口实；在爆发内战的情况下，使蒋介石无法转嫁发动内战的责任。总之，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毛泽东赴渝，才有利于赢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调二处三级调研员俞荣新表示。
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洪富忠认为，重庆谈判是延安精神与红岩精神紧密联系的典型表现。重庆谈判既是延安精神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等内涵的集中体现，也是红岩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既是战后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也连接起了延安精神和红岩精神形成的核心地域：延安与重庆，是两种精神相互联系、交相辉映的生动体现。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耿密表示，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重庆谈判的历史史实和历史资料为我们讲授思政课提供了丰富资料。我们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的选择和人民选择”这一论断时，重庆谈判前后的诸多史实所展现出的历史发展主要脉络，为我们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蔡斐则认为，重庆谈判是一场政治战，也是一场舆论战。毛泽东到重庆后，《中央日报》接到陈布雷的指示，“报纸不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发布一律采用中央社的新闻稿。有关谈判的报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
相比之下，《新华日报》当天发出号外，首先在重庆传播毛泽东主席来渝的喜讯。《大公报》《新民报》等民营报纸也在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先生来了！》《毛泽东到了重庆》《团结在望 国家之光——欣闻毛泽东先生抵达重庆》《迎毛泽东同志来渝》等新闻和社论，对毛泽东到重庆的意义深切关注并进行了大量宣传。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还亲撰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社评说：“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第二次来渝要游三峡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来重庆，是重庆史上最鲜明的印记，第二次来重庆则显得有点‘惊心动魄’。”研讨会上，周勇半开玩笑地说。
1957年7月，在杭州的毛泽东想亲自看看三峡的地貌是否适合修建大坝，便于1957年7月7日致信中共中央并转罗瑞卿、王任重：“我拟七月二十四日到重庆，二十五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有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
“毛主席爱游泳，众所周知，他游过长江、湘江、赣江、珠江、钱塘江等，但要游波涛汹涌、暗流涌动的三峡，何其危险。”周勇说，当天晚上，刘少奇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要去三峡游泳的提议，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罗瑞卿出席。
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复电毛泽东：“来电收到。常委作了郑重的讨论，决定由瑞卿同志带同孙勇、韩队长等人，于九日飞汉口，率原来的试水人员和团队溯江而上，进行反复调查和试水，研究防护办法以及确保安全，中央等到瑞卿同志两星期内提出调查报告之后再做决定。”
“后来经过试水，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毛泽东在三峡游泳。但此事彰显了毛泽东的人生豪迈、大无畏气概和对长江三峡的深情。”周勇说。
1958年3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重庆，在视察了重庆钢铁公司，看望工人后，于3月29日登上“江峡”轮顺江东下，视察长江。一路上，他迎风屹立船头，听专家讲解，观地形水势，以诗人的情怀、政治家的胸襟，绘就他心中的“西江石壁，高峡平湖，神女无恙”的三峡新貌。
“毛主席畅游三峡的愿望没有实现，但主席对三峡工程的牵挂始终未变。今天，高峡平湖已现，神女无恙，百姓安康，山清水秀的库区新貌和三峡美景就是重庆人民对一代伟人毛主席诞辰130周年最好的纪念。”周勇说。
重庆日报客户端 记者 韩毅
